人體解剖學是一門較難掌握的課程，英格爾博士用紅、黃、藍等不同顏色的粉筆，在黑板上勾勒出人體的動脈、靜脈、神經(jīng)……這種教學方法，被他的學生們一直沿用至今。 　　稿件提供_《老照片》
　　
　　我生在濟南，是勞倫斯?英格爾夫婦的長女。父親勞倫斯?曼斯菲爾德?英格爾博士在齊魯大學任解剖學教授。父親1895年生于劍橋，在劍橋國王學院學的醫(yī)學。1920年，在倫敦浸禮會的資助下，他來到中國，先到北京語言學校學會講中國話，然后到了齊魯大學。
　　從1920年到1939年，父親一直在山東齊魯基督教大學做解剖學教授。醫(yī)學系成立后，許多在醫(yī)學系的學生補充了當?shù)蒯t(yī)院的職位。
　　因為懂中國話，父親得以參與把《格雷氏解剖學》譯成中文。這部英文醫(yī)學名著成了他那個系里的基本教科書。
　　多年前我弟弟去了趟中國，在濟南找到了我父親從前的一個學生，他出示了一本《格雷氏解剖學》，并讓我們相信這本書現(xiàn)在還在使用。
　　我父親高度評價他的中國學生，他們相處得融洽愉快。我的印象是，所有認識他的人，不管是教職工還是學生，都尊敬他。有幾件贈品至今為我所有，其中有一個黃銅的洗指缽，鐫有他的名字的中國字“英”。許多學生多年跟他保持聯(lián)系，有幾位還到我們在劍橋的家里拜訪過。
　　在中國度過的歲月對父親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他傾倒于中國的傳統(tǒng)和生活方式，認為能在齊魯大學工作是他的殊榮。他常讀中國書，免得丟下中文。在他晚年，肺氣腫讓他臥病在床，他還設(shè)計并監(jiān)做了好幾塊以中國字為圖樣的坐墊兒。日軍入侵，占領(lǐng)了濟南，打斷了父親在齊魯大學的工作。1939年父親回了趟英國，從此再也沒能返回中國。
　　我母親是蘇格蘭人，生于1898年。1920年她在北京的英國使館與我父親結(jié)婚。1922年，我出生在濟南府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院落里。我記憶中的濟南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城市，人煙稠密，百業(yè)興旺：吹吹打打辦紅白喜事的，做生意的，繁忙的鋪戶，小販們沿街叫賣，賣雞蛋的，賣青菜的，賣米的，賣面的，賣花兒的，大人們說說笑笑，孩子們到處歡跑。從我家的頂樓，看得見鬧市的五光十色，聽得見鬧市的千響百聲。我特別記得，賣雞蛋的用竹編擔挑了兩籃雞蛋，邊走邊吆喝：“大雞子兒嘍!”他穿的是襤褸的長褲子，白長衫，腳穿繩子打的麻鞋。水是按桶賣。街上滿是洋車，拉著有錢的中國人，拉車的苦力，拖著疲憊的腳步一路跑著，邊跑邊拿手巾擦汗。
　　我記憶中的童年是在廚房里和傭人一起度過的。提起保姆張大嫂，讓我難忘的是她內(nèi)在的尊貴，外觀的整潔，一頭光亮的黑發(fā)拂到腦后，挽個整潔的圓髻。水災(zāi)讓張大嫂成了寡婦并且一貧如洗，從此跟我家住在一起，直到我們離開中國。這位婦女是我童年時代最敬最愛的人。我跟她學會了中國官話，她有無盡的耐心，我不記得她曾經(jīng)說一個字的硬話、急話。她總是戴兩個小小的耳環(huán)，還戴一個別致的黃銅指環(huán)，當頂針用。
　　張大嫂針線活兒棒極了。她做衣服，繡花，都是人所不及的。我會一連幾個鐘點看她踩縫紉機。我出神地看她用一沓沓的報紙做鞋。她把報紙剪裁成樣，拿大針沓在一起，然后往上添加綢鞋面兒，上邊精心地繡上五顏六色的花樣。這是給特權(quán)階級的人們穿的。平常人穿的鞋是粗棉布做的，而苦力們則可能穿草鞋。
　　孩提時代，我大部分時間是在育兒室看張大嫂做活兒度過的。大約6歲時，我上了濟南外僑學校。12歲的時候，我去青島不列顛學校寄讀。青島有美麗的海灣，白凈的沙灘。還記得第一次追摩托車，追著聞那清新的汽油味兒的情景，正像張大嫂第一次看見天上的“飛艇”一樣興奮。學校人不多，30來個學生，一大半是俄國僑民，他們的父母因1917年的革命，逃亡到中國避難來了。我知道，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成了上海灘的闊佬，但也有窮得在濟南要飯的。
　　我們在青島的海灘上度過長長的炎夏。工作允許的時候，父親會跟我們一起玩兒。我們從濟南乘火車來此，一到青島，我們就把行李都堆到早在等候的馬車上。有一次馬車被一個長得很帥氣的生意人趕上，聽見他朝我們喊：“天哪,撞船了!”
　　1936年，父母送我和弟弟從上海坐船回英國度假。沒想到，這一去，就再也沒有看到中國，再也沒有看到我的朋友們，再也沒有看到張大嫂。
　　
　　編后附記：
　　《琴童》雜志社的劉云在一次赴英倫探親期間，邂逅了這位年已八旬、在中國出生的英國老太太――哈里斯夫人。
　　哈里斯夫人興奮地向遠道來的客人展示她珍藏了半個多世紀的數(shù)百幅攝于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老照片，傾訴著對中國的深切眷念之情。這便是此稿的由來。
　　齊魯大學――這所由美、英、加等國的基督教會聯(lián)合創(chuàng)辦的教會學校，成立于1917年。自創(chuàng)辦之日起至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20年間，逐步發(fā)展成為一所具有相當規(guī)模的綜合性大學，為封建、落后的舊中國培養(yǎng)了大批社會急需的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國內(nèi)諸多知名學者，如老舍、顧頡剛、欒調(diào)甫等紛紛到校執(zhí)教；而哈里斯夫人的父親英格爾博士作為外國專家，也正是在此期間被齊魯大學聘為解剖學教授的。
　　《老照片》編輯部的編輯走訪了英格爾博士當年的一些學生，了解當時授課的情景和保姆張大嫂的后續(xù)事情。人體解剖學是一門較難掌握的課程，英格爾博士用紅、黃、藍等不同顏色的粉筆，在黑板上勾勒出人體的動脈、靜脈、神經(jīng)……這種教學方法，被他的學生們一直沿用至今。
　　哈里斯夫人一家回國后，人到中年的張大嫂幾經(jīng)輾轉(zhuǎn)，在一家醫(yī)院做了看護婦。1948年秋濟南解放，有人傳言：凡是與外國人有過來往的都要被遣回原籍。而這恰恰是張大嫂最擔心的，她之所以離鄉(xiāng)背井，只身到濟南謀生，就是為了躲避包辦婚姻所造成的家庭不幸�；艁y中，張大嫂自行“下崗”，回到齊魯大學操舊業(yè)，繼續(xù)她的保姆生涯。
　　1965年，年逾花甲的張大嫂辭工回到自己的家――一個位于齊魯大學東鄰、居住著二三十戶貧苦人家的大雜院，街道辦事處按“五保戶”標準，發(fā)給她每月10元生活費。她從這微薄的收入中，擠出錢資助鄰居遺下的孤女，將尚在襁褓中便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孤女日夜摟在懷里，悉心呵護，直至痊愈。每逢周末，張大嫂又匆匆趕回大雜院，為過早失去母愛的她，準備一餐可口的飯菜……一年后，“文革”開始，張大嫂在外國人家里做工的“歷史”被作為“問題”重新提起，10元生活費旋即停發(fā)。接著，一位友人將張大嫂交其代為保存的養(yǎng)老金上繳――這是張大嫂幾十年一點一滴積攢下的血汗錢……
　　政治、經(jīng)濟的雙重壓力，對本已病弱不堪的張大嫂不啻雪上加霜。1966年秋的一個夜晚，張大嫂懸梁自盡。白天，她還在偷偷地向鄰居打聽，給外國人干活兒，也算罪過嗎?
　　在信筆記下張大嫂坎坷的人生際遇的同時，不知遠在大洋彼岸的哈里斯夫人，能否原諒我們以這種方式，告訴她有關(guān)她的中國友人們的真實、卻并不美麗的故事……（張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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