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的感傷與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交織，一切行動建立在自愿基礎之上，寧愿犧牲生命，不愿犧牲真理，以個人自由去求國家自由。 　　 　　1919年5月4日，清華大學由于僻處城郊，學生沒有參加游行。
　　5月5日清早，昨晚才從進城的同學那里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fā)現(xiàn)：學生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著岳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
　　貼這張《滿江紅》的，是未滿20歲的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
　　
　　
　　學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當時的聞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個激進的人。這位以模仿梁啟超的文筆而獲得作文高分的清華學生被稱為“書癡”，到了“五四”前夕，他還在讀《清詩別裁》，寫《明城考》，對《清華學報》準備改用白話文仍然持保留意見。這樣一個人，居然會率先響應學潮，實在出人意料。
　　不過，當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整個北京城都在慶祝協(xié)約國勝利的時候，聞一多的心態(tài)卻與眾不同。清華學生興高采烈地提燈游行到海淀鎮(zhèn)，聞一多并沒有去，反而連夜寫下具有反省意識的《提燈會》一詩。詩中用“田禾灼涂炭，中藏老農(nóng)尸，餓鴟喚不醒，飽餐還哺兒”控訴戰(zhàn)爭對中國社會的摧殘，用“歡聲震歐陸，普天畢頷頤，共言銷兵甲，升平始今茲”表現(xiàn)對和平的向往，為此，自己才“思此肝腑襲，仰天淚淋漓”，恨不能“何當效春雷，高鳴振聾癡”。他的愛國，深藏在內(nèi)心。
　　5月4日，清華召開57人會議，討論是否參加五四，聞一多說：“清華住在北京，北京學生救國，清華不去參加。清華，難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國人的學校了嗎? ”此次會上，聞一多當選為學生代表。7日，學生代表團正式成立，聞一多任職于秘書部。
　　這年暑假，聞一多破例沒有回家，在5月17日的家信中，他向父母敘述了自己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懵然如夢，或則敢怒而不敢言。賣國賊罪大惡極，橫行無忌，國人明知其惡，而視若無睹，獨一般學生取冒不韙，起而抗之。雖于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他自豪地告訴父母，決定暑假不回家，留在學校參加愛國活動：“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yǎng)學生，歲糜巨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聞一多開始在這潮流里“大露頭角”，但“卻不是公開的領袖”，他不像學生領袖陳長桐和羅隆基那樣思想敏銳，辯才無礙，善于縱橫捭闔。同窗梁實秋這樣記述了聞一多在運動中的表現(xiàn)：“聞一多埋頭苦干，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做的是文書的工作。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于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庇腥さ氖�，那兩個學了政治學的人，在四十年代都沒有聞一多激進，那時，聞一多和他的清華同學已經(jīng)不是同一類知識分子了。
　　1919年6月3日，北京學生恢復了一度中斷的街頭演講，立刻遭到政府的嚴厲鎮(zhèn)壓，清華大學進城的百余名學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華學生進城，執(zhí)行市學聯(lián)上街演講的決議。聞一多本來被分配做文書工作，一向不參加演講，但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發(fā)了，而且行前也帶備了水壺干糧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準備，“今遇此事，猶不能犧牲，豈足以談愛國”？ 
　　6月16日，聞一多作為清華代表出席了上海的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成立大會。6月27日，全國學聯(lián)第一次臨時干事會討論了日刊出版問題，聞一多正式擔任學生聯(lián)合會日刊編輯。
　　12月23日，清華學生會召開成立大會，當時的校長張煜只許可成立級會一類的組織，不準成立全校性的學生會，還派校警干涉，引起學生公憤，最后學生開始罷課。聞一多畫了一張漫畫諷刺校長不理校務，這樣的事，在當時一個傳統(tǒng)社會的學校里，是不可能發(fā)生的。
　　多年后，聞一多說：那時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話，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也并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一沖動，才能發(fā)出力量。
　　來自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激情，被聞一多融會于20年代的新詩創(chuàng)作中，在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詩集《紅燭》、1925年創(chuàng)作的抨擊西方列強對中國澳門侵略瓜分的《七子之歌》中鮮明地體現(xiàn)出來。然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動蕩不安，令無數(shù)熱血知識分子無所適從、惆悵不已。聞一多的熾熱情愫被摧毀了，他躲在國立青島大學，教書、寫作，研究詩經(jīng)、唐詩，除了上課，門不出樓不下，得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
　　1932年學潮爆發(fā)，聞一多回北平任教于母校清華大學。當日寇的槍炮聲震碎清華園教室的門窗時，聞一多和清華的師生們一起，跋涉南遷。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zhuǎn)移中，他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里的步行團，深入了解到社會下層的痛苦和國民黨政權的腐敗。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五四”點燃的尊尚愛國、民主、科學的火焰，從未在他胸中熄滅。聞一多的言語和行動一致，是以生命為代價的。
　　他一度擁護國民黨是因為 “五四”，“當初五四運動是一個零碎的青年運動，由于一個黨派，有組織的集團的接受和領導，于是這運動有了結果。”而他對國民黨產(chǎn)生懷疑最終分道揚鑣，也是因為 “五四”。1943年春，蔣介石拋出《中國的命運》一書宣揚新專制主義，聞一多忍無可忍了，“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公開向五四挑戰(zhàn)，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他在1944年5月3日的聯(lián)大“五四”晚會上說：“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大事，如果認為一個國家要學生耽誤學業(yè)來過問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還不是因為沒有民主？”不久，他讀到了解放區(qū)詩人田間的詩，深為其戰(zhàn)斗精神所震驚，“現(xiàn)在只有一條路――革命！”，由學者轉(zhuǎn)變成斗士的聞一多參加了地下黨組織的西南文化研究會，并于1944年夏秘密加入民盟，同廣大進步學生一起，組織了眾多的爭自由、反獨裁、反內(nèi)戰(zhàn)的活動，言辭激烈，旗幟鮮明。
　　1945年12月1日，反動派特務數(shù)百人沖擊各校，殺死聯(lián)大學生潘琰等4人，釀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含淚寫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十個大字作為對四烈士的挽詞，他本人也被反動派列入暗殺黑名單，懸賞40萬元買其人頭。
　　1946年西南聯(lián)大開始分批北上，為了工作需要，聞一多堅決留在昆明。7月11日，聯(lián)大最后一批師生離昆，反動派當晚就暗殺了他的戰(zhàn)友、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內(nèi)線可靠消息說，下一個就是聞一多。親友們都懇求他躲避，而他卻說：“李先生為民主可以殉身，我們不出來，何以慰死者？”7月15日，他義無反顧地前往參加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面對反動派，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fā)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講演》，“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跨進大門！” 
　　當天下午，聞一多被特務暗殺。不滿48歲的聞一多，“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他是不甘心的�！�
　　陳獨秀被捕
　　1919年6月11日晚10時許，正當北京城南新世界一個游樂場下層露臺放映露天電影之際，有人掏出懷中的傳單，從樓頂撒向人群，引起了轟動，散發(fā)者也當場被捕。這位散發(fā)者竟是“新文化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一位學者如此直接地參與五四運動，在當時幾乎絕無僅有，四次被捕入獄，使陳獨秀成為“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的身體力行者。
　　
　　蔡元培辭職
　　
　　1917年，蔡元培正式任北大校長。雖然處于政府與學生的對峙之間，然而五四那天學生整隊出發(fā)游行，他并沒有力阻。當時教育總長傅增湘曾給他打電話，令他負責召回學生，蔡直言相告：“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并拒絕去教育部。5月5日下午2時，蔡元培與北京13所大專院校校長召開聯(lián)席會議，要求釋放學生。蔡元培在會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又表示：“如危及身體，而保全大學，亦無所不可�！�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辭職”，秘密出京。由于其“自傷之情”及其人格魅力，蔡元培因而也成了五四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李大釗捐軀
　　
　　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經(jīng)濟學教授和《新青年》雜志編輯李大釗參與五四運動，一方面表現(xiàn)在行動上，如支持《新潮》社，把他的辦公室作為學生集會的場所。另一方面，還以其言論與文章參與五四運動的全過程。在陳獨秀出獄不久，他寫下這樣的文字，“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和他的戰(zhàn)友們英勇就義時，他是第一個走上刑臺的。面對反動法官、劊子手，李大釗大義凜然，作了最后一次簡短的、慷慨激昂的演說。為了延長他的痛苦，劊子手們對其施絞刑長達40分鐘之久，比其他人的20分鐘長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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