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梁文道_梁文道 鏗鏘知道分子
發(fā)布時間:2020-03-20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獨立是一種雖不可及,但心向往之,而且必須向往的一個理念或者理想。而融入社會又是其實踐自身價值的必經(jīng)之路。這些矛盾和緊張都在考驗一個知識分子到底有多獨立,也考驗他到底有多少實踐智慧。答案,只有自己尋找!
這是梁文道第一次在內地為自己的新書做宣傳,《常識》是他在內地出版的第一本書。
許是因為鳳凰衛(wèi)視《鏗鏘三人行》談話節(jié)目在內地的熱播,讓觀眾見識了梁文道百科全書般、對任何問題都能侃侃而談出頗具力度思考的厲害,梁文道在北京連續(xù)2天的宣傳活動,場場爆滿,讀者能把過道、樓梯都擠得水泄不通,如聆聽圣道一樣虔誠。因為人潮涌動,屋內由冬天變成了夏天,一時有女性對梁文道大表崇敬之情,“聽您的演講,我有流淚的感覺”。全場哄然,梁文道自我揶揄,“因為熱得不行,要流淚嗎?”
不一樣的讀書人
盡管香港已經(jīng)回歸11年、盡管與臺灣已經(jīng)兩岸三通,盡管是流著同一種血液的華夏子孫,大陸對港澳臺依然是熟悉而又陌生,對于近年來,踴躍出現(xiàn)在媒體上,在臺灣長大,在香港成名的梁文道,內地人在他身上寄予了強烈的求知欲。
他顯得很不一樣,他是媒體人,卻比內地的媒體人觸角更廣,他什么都敢說,還會參與游行示威,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時,他先后參加了兩次反戰(zhàn)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動的策劃人之一,身為鳳凰衛(wèi)視的主持人,不避嫌,反被鳳凰衛(wèi)視拍到他參與游行的畫面,卻深受歡迎。
他是讀書人,卻不屬于舊知識分子,相比較默默無聞研讀政治哲學,他更愿意積極入世。上世紀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學哲學系就讀期間,他在政治集會上“除褲抗議”,在學界一脫成名。現(xiàn)今主職外,他還熱衷于做社區(qū)抗議的老先生老太太們的“幕僚”,幫他們策劃,抗議政府和財團不顧民意進行的城市規(guī)劃,給老先生老太太們詳解他們的公關行動是什么,介紹他們認識不同政黨的人,找一些立法會議員幫他們,教他們如何跟政府打交道,幫他們借助傳媒報道。在香港,他不介意幫助性工作者出書,甚至會給她們寫序,讓人們知道性工作者也有正常生活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他足夠幽默,他不認為時評人就是板著面孔正襟危坐的悲苦,他喜歡用最世俗淺顯的事例和語言類比、分析時政,引人莞爾一笑,笑后,他又把握好分寸。讀書讀得多,看到的不公也夠分量,他憂國憂民,卻并不多愁善感,他相信,慢慢去做,事態(tài)總會有改變,挺輕松地世俗活著。
除卻上述種種,還有一點,他修行。讀書萬卷,讀了一大堆圈外人都沒聽過的人名的書,諸如吉爾茲、米爾斯、托馬斯、赫爾巴爾等等,到頭來,卻發(fā)現(xiàn)如果有一本書足以影響他生命軌跡的,卻是一本佛法入門級的書籍《近乎佛教徒》。人常說口才對演講的重要,他卻說,他聽過的最感人的一次演講是越南一行禪師的弘法,“原來世上真有活得那么安穩(wěn)那么平靜那么慈悲的人,他身上接受了不能想象的事情”。
2008年,他皈依南傳佛教,短期出家修行了二次,當沙彌的時間里切斷一切外界聯(lián)系,每日聽法師講課,念經(jīng)、唱頌,打掃庭院。他的讀者稱他為“道長”,他在牛博上的博客名為“聞道夕死可矣”。身處喧囂的繁華都市,從事的又是虛榮的媒體行業(yè),成名后還沒忘記自己最初為何學哲學的使命,在他身上,一些看似悖離的東西和諧了起來,挺酷的。
混混也讀書
梁文道修煉成博學先生也非一日之功,陳年舊事里的他相當“神”。
1971年,梁文道剛出生4個月,就被抱去了臺灣,在外公身邊一直長到初中畢業(yè)。梁文道自言,其語文基礎,便是靠小學開始閱讀大量書籍及報紙而成,還有外公對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 《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四書》等。
外公一輩的人懷念北平早餐食用的豆汁、聽京劇,看梁實秋那些以二三十年代北京作背景的書,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國時期,梁文道便是一個浸淫在舊中華民國文化中成長的人。
和大多數(shù)男孩小時候不一樣,梁文道的興趣在讀歷史和傳記,“我有一個癖好,喜歡畫地圖。讀到春秋戰(zhàn)國,我很想知道春秋戰(zhàn)國是什么樣,當時不知道有歷史地圖這回事,就根據(jù)書里的描述,自己畫。畫出來之后,才發(fā)現(xiàn)歷史地圖和我所畫的完全不一樣。于是就很迷各種各樣的地圖,一邊看地圖,一邊與書對照!
升入初中,受外公影響,少年老成的梁文道開始中意哲學,想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么,該怎樣過這一生,他初一開始讀殷海光,讀胡適,讀羅素。
然而,幼年時期太過老氣橫秋,進入青春期,梁文道開始反叛。彼時臺灣很多幫派,14歲時,他認了十八九歲的大哥,跟著老大上街吃喝賭,包括打架,“那時候我覺得做黑社會很爽”。
兩群小混混約好了時間,到某個中轉車站碰頭。車站旁正好有個書店,若是到得早了,梁文道便閃進書店,邊看書邊等。時間一到,嘴里吼著“你們找死”,就拿著棍棒沖出門去。
不過,臺灣的小混混不讀課本,不等于不讀書。梁文道開始讀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就是老大推薦的。初中畢業(yè)后,“沒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回香港可以假裝你的歷史是清白的”。
1988年,17歲,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鋒青年。因為在臺灣受了太多“忠黨愛國教育”,回到香港這一自由社會,見到三方觀點,“你過去對‘國家’的觀念、你的整個歷史觀,就崩潰了”。
于是開始讀馬克思,搞小劇場,去“歧視女性”的選美會抗議。總之,“有很多意見”。有人對他說,你那么多意見,就自己寫點東西啊。家里一直訂《信報》,他便給《信報》投稿,反駁某位評論家的劇評,兩星期后,稿件見報。
投到第三次,編輯打電話來了。因為文章都是先有初稿,梁文道再謄改一遍,寫字一小心,字體就像女孩子,編輯打電話到家,便問,“梁文道小姐在嗎?”
母親解釋了一下,說,“他上學去了!薄敖虝チ耍俊薄安,他念書!薄芭叮畲髮W?”“念中學!
17歲,讀書方面一向“老成”的梁文道正式走上了他專欄作家和“職業(yè)化讀書”道路。“寫稿要主動思維,你要主動吐一些內容出來。那會促使你養(yǎng)成一個習慣:主動讀書、帶著問題讀書。我不會平白無故地翻開一本書被動地看,我一定會想:這本書主要想說什么、想怎樣達到它想達到的目的?其中有脈絡,讀書就像掌握一棵樹那樣讀。”
做個街坊學者
內地觀眾認識梁文道,多是通過“鏘鏘三人行”,但略知他一二的人,便知他可不止這一個身份。11份報章的專欄作家;一家中學――香港兆基創(chuàng)意書院的文化顧問;香港特區(qū)政府環(huán)境保護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負責給人家撥款搞環(huán)!;香港兩個劇團的董事局成員;擁有一個名為“上書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簡單的小書,也編一個雜志,我是編輯,也是社長”;多個電臺、電視時事評論節(jié)目的主持人,被冠以“文化百足”的稱號。
擁有這樣多身份,梁文道只肯定自己是讀書人。2001年秋天,梁文道攜志同道合者,在位于香港土瓜灣的一個被棄置的動物檢疫站,開辦“牛棚書院”。書院不提供學歷、文憑或者專業(yè)資格,只為在大學教育的專業(yè)導向之外,開闊學生眼界。
成立之初,他的設想有些烏托邦,“我夢想有一天,隨便和一個雜貨店老板攀談,發(fā)覺他喜歡研究汪精衛(wèi);或者一位中學生說,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們把追求知識當作嗜好,沒有特別理由,只為‘好玩’、‘過癮’!
為了不受制于人,梁文道沒有申請企業(yè)資金,自負盈虧!爸v師費、宣傳費、行政費都很貴,導致學費昂貴,學生負擔不起。位置偏僻,很多人要來,但很不方便。另外有一些學生是我認為應該來的,但他們經(jīng)濟條件不好,我就給他們一個優(yōu)惠價格,或者讓他們來幫忙做義工。結果,經(jīng)營到最后,一半學生都是這種困難學生!
在牛棚書院,梁文道辦了一份免費雜志《E+E》,“印兩萬份,全是大塊頭文章,少于2000字的文章絕對不登!鼻吆凸训摹禘+E》以失敗告終,2005年,牛棚書院也由于經(jīng)營困難暫時停業(yè)。
由于《E+E》的教訓,后來辦的《讀書好》,依托香港大財團資助,走平易近人的路線,梁文道戲說,“超過2000字的文章絕對不登”。雜志每期印刷5萬份,在街上、書店、資助財團的所有小區(qū)免費發(fā)送,“發(fā)出去,一天馬上拿光。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和大眾對話的方式!
“臺灣政府很重視讀書,老強調要建立書香社會,但整個社會并沒太把讀書當回事,因為讀書已成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在香港,讀書變成一個很嚴肅的東西,是一種‘運動’,要用搞運動的方法來推進。如名家推介、十本好書等等。”
一直以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梁文道都在試圖找到改變社會的方法。從撰寫評論到創(chuàng)立牛棚,從主持人到創(chuàng)立上書局出版社、辦雜志,梁文道希望用自己的方法來培養(yǎng)香港人的“閱讀口味”,也借出版的渠道來搭建學者與社會進行交流的平臺。
眾人覺得,在香港這個浮華社會,學者還能在大學里寧靜地做學問是件幸事。梁文道卻不贊同,“這表明我們的學校是個標準的象牙塔,與社會脫離了;學者的學問與成就對社會沒有什么影響,知識分子難以介入社會!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獨立是一種雖不可及,但心向往之,而且必須向往的一個理念或者理想。而融入社會又是其實踐自身價值的必經(jīng)之路。這些矛盾和緊張都在考驗一個知識分子到底有多獨立,也考驗他到底有多少實踐智慧。答案,只有自己尋找!
在梁文道舊書《弱水三千》扉頁上有一段話,記錄了他的人生目標:眾多角色中,始終有一條“脊骨”貫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語言接近知識與群眾,做個街坊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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