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曾在東總布胡同生活了30多年，這條胡同是元代形成的，據(jù)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當(dāng)年瞿秋白的俄文專修所就設(shè)在這條胡同。張學(xué)良、沈鈞儒、史良、李宗仁、班禪、陳香梅、馬寅初等名流名家也都在這里居住過。
　　當(dāng)我懷著歷史文化的自豪感，去看我家曾住過的東總布胡同46號（老門牌，現(xiàn)60號）的宅院時，才得知這條胡同要拆遷了。
　　歷史在邁出腳步時很難令人察覺，然而不經(jīng)意間，一切都成了歷史。建國門街道辦事處的王蘭順同志對我說：“若不是2003年7月一場大風(fēng)刮倒了院里的一棵樹，我代表街道來探望災(zāi)情，根本就不知道這個院原來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宿舍，也不知道這里曾住過那么多著名作家�！笨粗旱孛嫔系乃榇u爛瓦，恍然間我才悟到，這院子已悄然走過半個世紀(jì)，而在這個院生活過的作家如今只有父親嚴(yán)文井和劉白羽尚健在。
　　當(dāng)年這里還曾住過羅烽、白朗、金近、秦兆陽、蕭乾、康濯、艾蕪、張光年、趙樹理、陳白塵、舒群、菡子、草明等人，可謂囊括了現(xiàn)代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兒童文學(xué)家、詩人、散文家。
　　也許，這篇文章不該由我來寫，因為剛搬進這個院子時我只有5歲，在反右以后的數(shù)次運動中，我還是個娃娃，對政治風(fēng)云絕對不懂。好在還有些記憶的碎片，有這些作家的親屬健在，有作家們的作品傳世，我才敢大膽地拿起筆，寫寫曾在這里住過的幾個作家，以示紀(jì)念。
　　
　　大醬園的新主人
　　
　　46號院坐落在東總布胡同西北口，在沒成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宿舍之前，這里是個大醬園子。據(jù)說，過去的生意人都住在胡同口，以方便買賣。
　　1952年前后，作家們帶著家眷陸續(xù)從各地來到北京，沒地方住，就先暫住在東總布胡同22號（老門牌，現(xiàn)53號，當(dāng)時的中國作家協(xié)會所在地）。1953年春，中國作協(xié)買下了離機關(guān)50米遠(yuǎn)左右的大醬園，經(jīng)過修整，作家們終于有了安居之所。
　　當(dāng)初的大醬園是個擁有三進大院連帶一個臨街鋪面的深宅（北起東總布，南至頂銀胡同）。中間那進院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醬園老板的住宅，十幾間廂房可能是大小伙計們住的。據(jù)說老板是山西人，不知是生意不好，還是醬園已倒閉，總之主人已逃之夭夭。但當(dāng)時賣房時還有個古怪的條件，得連同院里300多口腌菜漚醬的壇子一道買下來，可見當(dāng)初買這所宿舍宅院中國作協(xié)下了不少力氣。
　　在沒搬到大醬園前，因父親當(dāng)時在中宣部工作，我家則住在中南海的慶云堂，盡管那里的院子很寬敞，但我家僅兩間小屋，平日吃食堂，上院內(nèi)的公廁。好在那時哥哥、姐姐、妹妹和我，無論上學(xué)的還是上托兒所的都住宿，父母尚能過得去。那時，每到星期六，媽媽從中南海的西門把我從托兒所接回住在北門的家，星期天下午再從北門送到西門。5歲的時候，我得了一場腮腺炎，被托兒所隔離了好些日子。等到能被媽媽接回家的時候，媽媽告訴我，咱們搬家了，這回帶你去新的家。
　　這一年是1953年，父親調(diào)到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
　　一輛三輪車載著我和媽媽，吱吱嘎嘎走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到了東總布胡同46號。
　　下了車，映入眼簾的是一扇雙開的朱紅漆大門，邁過高高的門坎，再下三四級臺階才進入院子。這是第一進四合院，院子不算大，卻種滿了花草樹木，有海棠、丁香、榆葉梅、珍珠梅、桑葚樹和槐樹等樹木，院里還盛開著大理花、鳳仙花、茉莉花、夜來香等花朵。此時正值初夏，滿園姹紫嫣紅、馥郁芳香，令人賞心悅目。我家住的是坐南朝北的南房，共四小間，東起第一間是我們姐妹四個的閨房，里面有兩張木頭做的上下床，旁邊是哥哥的小屋，然后是父親的書房和父母的臥室。在我家和二進院的北房之間有一個不到兩米寬的空間，像個狹長的天井，可供我家東邊的兩間小屋采光透亮。聽說我家住的這幾間房原先只有個頂棚，是個小驢推磨的地方�？杉耶吘故羌遥∵M了人就有了歡聲笑語，有了親情，有了溫馨。
　　我家在狹長的“天井”中段取了兩米，兩面加了墻作廚房。媽媽從廚房取出一塊肉給我吃，雖說是清燉的，只放了點兒鹽，但好香好香，這是我記事以來，第一次吃媽媽親手做的菜。
　　吃了東西，我就跑到院子里玩，對面北屋住的是羅烽伯伯、白朗阿姨。此時，他們正坐在門前的臺階上納涼。見到我，他們親切地問我叫什么名字，就算相互認(rèn)識了。那時，第一進院只住了我們兩家人，東邊的三間房一間是傳達室，一間是工友的宿舍。兩個工友老翟和老陳每天為各家打掃衛(wèi)生，送開水（不過這一狀況維持的時間不太長）。
　　我走進第二進院子，感到這進院子比第一進院子大了許多。西屋的前三間當(dāng)時住的是秦兆陽叔叔，他有個比我大1歲的女兒秦晴，還有兩個小家伙，燕子和萬里。艾蕪伯伯住了二進院的兩間南房、兩間西房（與秦兆陽緊挨著）。他有兩兒三女，小兒子湯繼湘與我同歲。北屋住的是劉白羽，位置最好，是原房主住的房子。他有兩兒一女，大兒子劉彬彬與我同歲。第二進院子的東邊只有兩間小房，大部分是院墻，花草樹木更多、更繁茂，是個捉迷藏的好地方。
　　再往里走就進了三進院。這進院也不大，但比一進院稍大些。應(yīng)該說明的是二進院與三進院是一排房之隔，艾蕪家的門開在了二進院，成了二進院的南房，而其鄰居趙樹理家的門開在了三進院，成了三進院的北房。趙樹理家的東邊則是二進院與三進院的過道（后來成了張光年家的廚房）。當(dāng)時趙樹理有三兒一女，但也未帶家眷，只住了兩間小屋。三進院的東屋住的是舒群，當(dāng)時只有一個兩歲大小的兒子和平，西屋三間住的是蕭乾伯伯，當(dāng)時他只有一個比我大1歲的兒子鐵柱，南屋四間住的是陳白塵伯伯，他有一兒一女，大女兒陳虹與我同歲。
　　以上是1953年～1955年大醬園的格局，后來作家們因時因勢搬進搬出，房的主人也因此而改變，比如秦兆陽搬到小羊宜賓3號后，蕭乾搬到了這里，1957年底蕭乾搬走后，康濯又搬進了這幾間房子。趙樹理搬走后住進了菡子。舒群搬走后住進了草明。1956年，二進院又蓋了一棟房，住進了張光年……
　　此時，院子里的作家們大多40上下，這是個心智、理智都成熟的年齡，又是個躊躇滿志的年齡，他們都已功成名就，全國知名，但當(dāng)時在我這個學(xué)齡前孩子的眼里，他們都只是叔叔、伯伯、阿姨，與普通人沒什么兩樣。以至于上小學(xué)一年級時，我所上的新開路小學(xué)的大隊委想通過我找金近、張?zhí)煲韮晌恢麅和膶W(xué)家時，我這個只識面孔、不識名字的傻丫頭竟不知他們是誰。真到上了三年級，我能讀書了，才恍然知道身邊的叔叔、伯伯、阿姨都是有頭有臉的中國大作家。
　　
　　院子里有個熟人趙樹理伯伯
　　
　　大醬園的作家里，我最早熟識的面孔就是趙樹理伯伯，因為我家住中南海慶云堂時，就與他住在同一個院子，他住西屋，我們住東屋，他對孩子十分友善。那時我住在托兒所，每星期回來一次，他記不住我的名字，就管我叫“小李叔華”（媽媽的名字）。一次，媽媽把我接回家后，要出去辦事，臨時把我托付給他，他笑瞇瞇地接手了。只見他從上衣口袋摸出一包煙，抽出錫紙，團成一個小球，然后放在手心里，他對著球吹了口氣，接著將這只攥著球的手在我的頭頂上摸了一下，再伸出手時，手里的球不見了。一會兒，他又用那只手掏自己的耳朵，待伸出手時，球又回到了他的手心上。以后，這只球一會兒從他的腿上進去，又從嘴里出來，一會兒從肚子進去，從胳膊肘出來。他的興致很高，邊變邊笑，嘴里念念有詞：“從這里進去了，從這里出來了。”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覺得一點兒不好玩，便不作聲，只是呆呆地看著他獨自高興。
　　媽媽回來后對爸爸說，老趙真有耐心，跟孩子玩了有半個多小時。因此，趙樹理伯伯是“大醬園“的作家中我惟一熟悉的面孔。他見到我依然是笑瞇瞇的，只是他的戲法去變給陳白塵兩歲的小兒子陽陽看了。
　　待我上了小學(xué)后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趙樹理。
　　趙樹理伯伯平時愛穿一身黑呢子中山裝，那時候?qū)λ挠洃浻卸�，一是他喜歡給父親“送戲上門”，唱上黨梆子；二是喜歡拉著父親下圍棋。我曾見過他雙手擊打著桌邊，唱著高亢的上黨梆子的情景。只是對這“土音樂”，我一點兒聽不懂，更說不上喜歡。然而，唱梆子人的那種分外投入的神色還是很有感染力的，唱到高亢時的悲切有股蒼涼感，讓人感動。
　　他喜歡找父親下棋也給我的印象很深。每次去下棋，父親都要很晚才回來，而父親不回來，媽媽是不會睡的。實在熬不住了，媽媽就去找爸爸回家，每每惹得這位伯伯不高興。一次，媽媽買回一個西瓜，適逢父親又被找去下棋，媽媽就讓姐姐到后院去找爸爸，姐姐還挺策略，說：“爸爸，咱家來了個客人，腦袋特別大，臉都綠啦！”
　　據(jù)蕭乾夫人文潔若回憶說，每次去趙樹理家串門，都見桌上放著幾張從東歐國家寄來的支票，估計是稿費，可他從不去取，幾個月過去了，支票還在那兒放著，似乎與他無關(guān)。
　　據(jù)父親說，趙樹理的稿紙從來都是很干凈的。他曾對父親說，寫《靈泉洞》的時候，他每天要寫5000字。起床后，他就開始構(gòu)思這5000字，包括刻畫形象、調(diào)整語句、修飾詞藻的功夫在內(nèi)。當(dāng)這5000字一個一個按順序在腦子里都安排妥當(dāng)并記住之后，就坐下來一個字不改，一口氣地寫出來。
　　印象中，趙樹理伯伯是1956年搬出大醬園的，自從他搬出去后，就很少再見到他了。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深入生活、搞創(chuàng)作之中了。
　　最后一次見到他是在60年代初，在青年藝術(shù)劇院看話劇《千萬不要忘記》。我拿的是父親的贈票，正好與他挨在一起。那時，他似乎已從因給中央寫信、為農(nóng)民說話而挨批的陰影里走了出來。
　　當(dāng)“文革”的風(fēng)暴猛烈地刮起來時，他那些有關(guān)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方面的言論都成了置他于死地的“罪證”之一。為此，他受盡了折磨。1970年，“四人幫”在山西發(fā)動了全省規(guī)模的批判趙樹理的運動。他被拉到太原和晉東南幾個縣游斗，他的肋骨被人踢斷，從三張桌子摞成的高臺上跌下來摔成重傷，可又不準(zhǔn)他看病。他的傷口化了膿，最后一次批斗，他無法站立，只好將桌子的抽屜拉出來，趴在上面，時隔5天，這位中國著名作家死在了監(jiān)獄中。
　　他是第一位在大醬園住過并死去的作家，一個真正的中國作家。
　　
　　反右時，蕭乾離開了大醬園
　　
　　1956年對蕭乾來說是幸福的一年。雖說這位報道過歐洲二戰(zhàn)的大陸的惟一記者，于新中國成立后毅然回國，然而回國后并不受賞識，因為他被看做是沾了一身資產(chǎn)階級泥巴。1956年，他的政審才被通過，因此得以重用，被委任為“文藝報”的副總編，并從大醬園的三進院子搬進了二進院，住的仍是西房（即秦兆陽原先住的房子）。不過，這一年二進院子的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變化�？赡苁窍游覀冞@些孩子太吵，或是別的什么原因，劉白羽在二進院拉起了一道圍墻，形成院中院，而在他家的南邊又蓋了一棟房，并堵住了二進院與三進院的通道，搬進了張光年。這樣，二進院成了兩個小院，而西房的門前則成了一個通道，這使蕭乾感到很憋氣。但他并不敢表示不滿。相反，他家的大花貓“花花”，因?qū)覍彝党詣⒓业聂~或張家的雞，而被提“抗議”，他只好把心愛的貓“放逐”。這些他都寫在了《未帶地圖的旅人》中，我就不再贅述。
　　蕭乾伯伯在沒搬進二進院子之前，常給我們講故事，這皆出于他那愛子的苦心，希望他的兒子能與全院的小朋友搞好團結(jié)。記得那時，每逢吃完晚飯，鐵柱就會挨家挨戶地去請大家到他家聽故事。蕭乾伯伯那時已經(jīng)發(fā)福，坐下來疊起一層肚子，笑起來像個彌勒佛。五六個孩子一來，把他家的小屋塞得滿滿的。他開講時還要把一個孩子抱在腿上，也許是他常與父親一起聽音樂的緣故吧，這一榮幸的位置往往屬于我�！皬那鞍　遍_始這一句，他也用的是極老套的方式并拖著長腔，但很快能讓人入境。我們聽得最入迷的就是《神燈》，阿拉丁就是那時住進了我心里。只是好景不長，我們未能聽到蕭乾伯伯給我們講更多的故事，這又皆因為那西方民主觀念在他心里牢牢生根。他曾在那篇使他成為右派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發(fā)表于1957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引過這樣一段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quán)利�！边@一平等觀念，他也用到了教子中。為了矯治兒子時而有的口吃，他與兒子“約法三章”，“如果哪天聽見你結(jié)巴，爸爸打你一下，如果你聽見爸爸結(jié)巴，就打爸爸一下。”他并沒有為此去打兒子，只不過是給個警示，誰知兒子竟認(rèn)了真。一次，他正講著故事，邊講邊看書邊現(xiàn)編詞，不經(jīng)意中結(jié)巴了一句，鐵柱就興沖沖地上去給了他爸一下。講故事的事就從此結(jié)束。
　　1957年，我上了小學(xué)三年級，已斷文識字，能看報紙，并開始關(guān)心國家大事。我怎么也不會想到這位笑瞇瞇的伯伯竟成了右派，但這并未能阻止我到他家去串門，因為這時他又添了兩個可愛的孩子，兩歲的蕭荔和不到周歲的蕭桐，這活生生的小娃娃可比布娃娃可愛多了。萬萬沒想到我這無意之舉竟讓蕭乾夫婦記了多少年。文潔若在《我與蕭乾》第七章“煉獄”中這樣寫道：“我們在作家協(xié)會宿舍大院里的那個家，早已成為荒涼的孤島。無辜的娃娃們只得和父母共患難。中秋節(jié)，我弟弟學(xué)樸突然送來了幾個月餅，此外就再也沒有人敢上門了。惟獨前院那個老友嚴(yán)文井的兩個小女兒倒是來找荔子、桐兒玩過兩三次，使我這個做媽媽的受寵若驚�！�
　　蕭乾伯伯被定為右派，在我后來翻看的資料中有這么幾個原因，一是他聽信了向黨進言無罪，寫了中肯的意見《放心、寬容、人事工作》發(fā)表在6月1號的《人民日報》上，但才過了十幾天就形勢大變，這便成了鐵板釘釘?shù)淖镒C。再就是“鳴放期間”，《文藝報》三個副主編輪流值班。“毒草”放得最多的時候恰是他值班的那個月，于是他成了“替罪羊”未躲過“1957年”這場劫難。之后，他主動要求搬家，離開“大醬園”，因為不想生活在“孤島”中，想找個沒人認(rèn)識的地方居住。1957年年底，他們一家悄然搬出了“大醬園”。
　　“文革”中，蕭乾伯伯一家的境遇更加凄慘，逼得他自殺未遂。不過，他的命運總起來說還算不錯，隨著“四人幫”垮臺，他總算被落實了政策，并拿起了筆，重新煥發(fā)了青春，寫了大量作品，并在85歲的高齡與夫人文潔若一起翻譯了巨著《尤利西斯》。
　　1999年2月11日，這位剛度過90歲生日的老人終因腎衰竭而告別人世。
　　
　　“文革”前后的大醬園
　　
　　反右時，繼蕭乾搬出“大醬園”后，羅烽、白朗夫婦也隨后搬出�！拔母铩鼻�，又有兩位作家搬出了“大醬園”。一位是劉白羽，他于1964年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約1966年初搬進了供部級干部住的紅霞公寓。他住過的那幾間房子就成了《人民文學(xué)》編輯部。一位是陳白塵，他因張春橋點名，使所謂的歷史問題升級，被“放逐”南京。然而他剛走了4個月就爆發(fā)了“文革”。1966年9月，他又被揪回北京，而他曾住過的第三進院的北房（房子調(diào)整時，他從南房搬到北房），成了關(guān)押他和其他作家的“牛棚”。“文革”前的頭半年，“大醬園”里便只剩下張光年和我父親兩個作家。
　　當(dāng)“文革”席卷而來時，曾在“大醬園”住過的作家，無論是已得以升遷的，還是走了背字的，這一次都無一幸免、在劫難逃。他們統(tǒng)統(tǒng)被關(guān)在“大醬園”的第三進院子（即頂銀胡同甲15號），當(dāng)然還有不曾住過這里的作家，如：張?zhí)煲�、侯金鏡、馮牧、邵荃麟、郭小川、李季等人，因為他們都曾在作協(xié)擔(dān)任過頭頭腦腦。年邁體弱的冰心也被關(guān)進來了，每天跟著學(xué)習(xí)，寫檢查，做些輕微的體力活兒（1967年初“牛棚”遷移到王府井的文聯(lián)大樓）。
　　“文革”開始后，《人民文學(xué)》編輯部即搬出了“大醬園”，不久，進駐了一批由社會閑雜人員組成的紅衛(wèi)兵。他們年齡都在20歲上下，每天無聊至極，晚上出去鬼混，白天睡大覺，或在劉白羽家未來得及搬走的鋼琴上亂踩，發(fā)出狂亂的噪音。
　　自后面的三進院成了“牛棚”之后，我一次也沒敢去過，因為不知該怎么樣面對這些熟識的伯伯、叔叔。那時，父親每天白天去“牛棚”集中，晚上可以回來，但絕不提里面的情況，本來就謹(jǐn)慎的他，變得更謹(jǐn)慎了。這一年的國慶節(jié)，父親和關(guān)在“牛棚”里的作家們第一次沒能去天安門觀禮臺觀看毛主席檢閱游行隊伍，第一次沒能與親人在一起享受難得的閑暇，第一次成了無產(chǎn)階級的專政對象，遭到隔離不準(zhǔn)回家，而缺少了父親的家顯得那樣沉寂、冷清，在過國慶節(jié)的日子里，每天我都想哭。
　　1969年，大醬園里曾住過的作家們都去了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而大醬園里也陸陸續(xù)續(xù)搬進來一些新的主人，他們大多是軍管時進京的軍人，帶著家眷在京城安了家。待結(jié)束了干校生活后，一些作協(xié)工作人員也搬進了“大醬園”。
　　“文革”結(jié)束后，光年伯伯于1979年初搬出了大醬園，這位著名的詩人于2002年1月28日辭世，他囑咐家人將自己的骨灰撒入了黃河。
　　1985年，父親已到了古稀之年，卻依然生活在大醬園中，不勝春去冬來，彎腰夾煤、親自生火取暖的煩擾。大醬園也老了，院子里的磚頭也因生了深深的皺折而顯得破碎。院子里的住房顯然跟不上時代的發(fā)展需求，眼見得煤氣罐進不了家家逼仄的廳室，只好砍伐院中樹木，以各式各樣碉堡式的小廚房取而代之。大醬園因此被肢解了。
　　1986年，因得到胡耀邦同志的關(guān)照，父親總算搬進了有“三氣”的新宅。他是最后一個離開大醬園的作家。
　　東總布胡同快要拆遷了，大醬園將歸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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