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加劇，中國連續(xù)11年位居全球貿易摩擦目標國榜首，全年共有18個國家和地區(qū)對我國發(fā)起63起“兩反兩�！闭{查，涉案金額21億美元。從涉案產品看，主要集中于輕工、紡織、機電等我國具有出口競爭力的產品，其中尤以紡織品貿易摩擦更為突出。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會產生各種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不可避免而且愈演愈烈
　　
　　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比較突出，已經具體到某一事件或者某一領域，而且中美目前的貿易爭端是不可避免、無法轉移的糾紛。與日本和韓國相比，他們可以隨著資本的向外轉移，很快實現產業(yè)升級，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以及由此產生的貿易糾紛就可以轉移到外國去。但是，由于中國經濟規(guī)模大，貿易順差大，經濟結構縱身更大，產業(yè)升級比較困難。因此有人說，中國有一個“產業(yè)黑洞”，資金吸引過來就很難走掉，同時，貿易摩擦也很難轉移到別國。
　　在經濟發(fā)展中，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由于韓國、日本、臺灣等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qū)，把他們的一些低端和初級生產轉移到中國，加大了中國對美國的順差，單方面承受了他們原來承受的對美貿易摩擦壓力，從而增加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2003年，中國大陸對臺灣省、韓國、日本的貿易逆差分別為404億美元、147億美元和230億美元；2004年，上述逆差數字分別為512億美元、344億美元和209億美元；2005年1-5月，上述逆差數字分別為209億美元、151億美元和47億美元。尤其是臺灣，截至2005年5月底，大陸在兩岸間接貿易中累計逆差2951.69億美元。隨著中國大陸對上述經濟體貿易逆差增長，上述經濟體在美國的貿易摩擦激烈度趨向降低，整個大陸與美國的貿易摩擦激烈度則趨向上升。因此，筆者認為中美貿易糾紛在短期內解決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會愈演愈烈，這是中國經濟發(fā)展不可避免的代價。
　　
　　中美貿易摩擦升溫人民幣匯率成“替罪羊”
　　
　　目前，美國出臺的《2006年總統(tǒng)經濟報告》中指出，中國“嚴格控制的固定匯率”和“為限制貨幣升值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巨額中美貿易逆差，并敦促中國進一步放開匯率。
　　從中可以看出，美國指責中國通過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獲取對外出口的價格優(yōu)勢，違背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原則，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持續(xù)大幅增加和美國紡織品業(yè)等傳統(tǒng)產業(yè)失業(yè)增加。因此，人民幣必須大幅升值。換言之，美國把對華貿易逆差逐年大幅增加和美國紡織業(yè)等傳統(tǒng)產業(yè)的萎縮歸咎于中國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這和十幾年前克林頓時期為解決美國雙赤字，美國逼迫日元大幅升值如出一轍，美國如今把解決“雙赤字”問題同樣寄托在人民幣的大幅升值上，這顯然是站不住腳。
　　第一，就貿易摩擦本身來說，中美貿易摩擦與上世紀7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不可同日而語。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所謂的產業(yè)內貿易摩擦。比如，美國和日本在汽車和半導體領域都很發(fā)達，都擁有很高的技術，因此兩國在上述領域的競爭就非常激烈。此外，兩國在其他高科技產業(yè)里的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
　　相反，中美貿易更多的是一種產業(yè)間的貿易，是一種互補的貿易，符合比較優(yōu)勢規(guī)律。而且，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很多產品是由美國在華企業(yè)生產的，再返銷給美國，所以美國方面如果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如增加關稅等，不僅會傷害中國商家的利益，更多的還會傷害美國廠家和投資者的利益。因此，從這一點上看，中美貿易摩擦和日美貿易摩擦有很大不同。
　　第二，就純國際經濟角度來說，美國目前的“雙赤字”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的結構問題，特別是美國儲蓄和投資的失衡。美國卻把它歸咎為“違背公平貿易行為”，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現代宏觀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的外國儲蓄等于其進出口的差額，沒有順差表明其國民儲蓄為別國所用，沒有逆差表明其國民儲蓄不足以滿足投資需求，從而利用了國外的儲蓄來彌補本國國民儲蓄與總投資之間的缺口。因此，美國對華貿易出現巨額逆差，中國又將所得美元用于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從中受益甚多。尤其是美國憑借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但美元要發(fā)揮世界貨幣作用，就必須以貿易逆差或對外投資的形式外流，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貨幣霸權與貿易順差是不可兼得的。對于美國而言，前者是熊掌，后者是魚。
　　從根本上講，美國對外貿易中的大量逆差是由美國的國內需求大大超過其國內供給造成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由美國的高消費低儲蓄和中國低消費高儲蓄這一客觀互補關系決定的，與人民幣低估（就算被低估）沒有根本關系。
　　
　　美國高壓人民幣升值意在牽制中國的發(fā)展
　　
　　中美進入貿易摩擦的高峰時期，不僅僅是由于貿易摩擦引起的，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在美國看來，來自中國的挑戰(zhàn)不只是貿易。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最近一年來，美國媒體紛紛炒作中國崛起，中國在金融、安全、環(huán)境、能源等方面對美國形成或將形成挑戰(zhàn)。因此，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的意義已經上升到了戰(zhàn)略層次。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使得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擔心，他們不能確定中國未來的發(fā)展以及未來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影響，從而增加了對中國的戒備之心。
　　在當前巨額游資壓境下，匯率調整對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中國已承諾選擇適當的時機加以調整，但是美國迫不及待，以空前的，近乎“最后通牒”的態(tài)度高壓中國，要求中國必須在規(guī)定的時間（6個月），按規(guī)定的幅度（至少10%）來調整人民幣匯率，否則就將中國列入“指定名單”，在貿易方面做出報復行動，對進口的中國產品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國際經濟專家，包括美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即使人民幣升值，美國也無法從中得到實際好處，就連格林斯潘都強調，人民幣匯率調整20%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即便如此，美國仍以前所未有的態(tài)度高壓中國調整匯率，而使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個中自有玄機。那就是要牽制中國發(fā)展。這不能不引起中國的警覺。因為，在歷史上，美國就曾用類似手段迫使日本陷于困境。
　　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一舉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暴富起來的日本一度甚是囂張，不斷叫囂對美國說“不”。于是，美國發(fā)起了一個接一個的貿易戰(zhàn)，盡管日本在戰(zhàn)術上一一化解，但是與此同時，卻陷入了美國精心布局的戰(zhàn)略圈套。美國先后通過《廣場協(xié)議》（1985年）、《盧浮宮協(xié)議》（1987年）以及《巴塞爾協(xié)定》，一舉將日本誘入“金融陷阱”，使日本經濟經歷了長達10年的低迷，再也無法與美國抗衡，日本與美國在其中的利益博弈就如猴子與香蕉的故事一樣。華盛頓金融界拿著“日元升值”這一“香蕉”引誘日本這只“猴子”，雖然日本知道前面有陷阱，但最后還是無法克制自己，掉進陷阱，使日本金融泡沫破裂。如今，美國似乎對中國也如法炮制。美國極右勢力揚言，要像1985年對付日本一樣，讓中國經濟倒退10年。
　　可見，美國正在把中美經貿關系與中美戰(zhàn)略安全關系掛鉤，寧愿犧牲從中美經貿關系中獲取的利益，也不愿讓中國從中獲利。因為美國越來越擔心密切的中美經貿關系正在大幅促進中國經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升，尤其擔心中國把大量來源于對美貿易順差的美元用于購買大量先進武器裝備從而增強軍力，進而武力攻擊臺灣和挑戰(zhàn)其霸權。因此，對美國今年來之所以頻繁制造中美經貿摩擦，特別是拿人民幣匯率政策做文章，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就是美國正在把中美經貿關系“安全化”、“政治化”，以圖遏制中國的發(fā)展。
　　
　　（本文責任編輯：蔣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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