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開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時間是1938年早春。 　　那年的2月19日，一群身著黃色軍裝、打著綁腿的年輕人，出現(xiàn)在了洞庭湖。早春時節(jié)，洞庭湖的風，已有些許暖意，不過，這些年輕臉龐上并沒有春風拂面的喜悅，即使出發(fā)之前，他們的團長――一個由張治中將軍派遣來的中將黃師岳，說這次“行軍”的重大意義，可與歷史上的張騫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鄭和下西洋相比。
　　相反，從長沙出發(fā)、目的地為昆明的這個黃昏，更多的是被歷史裹挾的某種沉重意味。
　　僅僅在大約半年前，“七七事變”爆發(fā)，硝煙彌漫的北中國已經(jīng)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來自清華、北大和南開的他們，奉命千里南下，來到長沙，于11月1日，組建長沙第一臨時大學，即西南聯(lián)大的前身。
　　現(xiàn)在，身處異鄉(xiāng)的他們，將兵分三路，從異鄉(xiāng)奔赴異鄉(xiāng)。其中一路、也是最危險的這一路，就是從洞庭湖出發(fā)的湘黔滇旅行團，直下益陽，沿著湘黔公路，進行一場“世界教育史上的長征”。
　　這一年的春天，整個中國也開始了一場大遷徙。因躲避戰(zhàn)火而匯成的人流，一股又一股涌向西南。
　　清華教授聞一多是三校遷徙中的一員。從湘江之岸到滇黔的盤腸大山，一路上，他畫了很多素描，來紀念這段不同尋常的經(jīng)歷。
　　聞一多的素描應該在1938年4月28日停止：湘黔滇旅行團的297名成員，在經(jīng)過68天的跋涉之后，順利到達昆明。團長黃師岳拿出花名冊點名，點完之后，把花名冊交給前來迎接的第一臨大常委梅貽琦，說，“我把你的學生都給帶來了，一個都不錯，一個都不少，我交給你了�！�
　　5月4日，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在戰(zhàn)火硝煙中正式開學。
　　與此同時，5月17日，在陜北一個偏僻的小山村里，中共領袖毛澤東寫下了關于這場戰(zhàn)爭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zhàn)》，他向世界指出中國人的抗戰(zhàn)是持久的，而勝利是一定屬于我們的。
　　奇妙的是，一所學校與一個國家的歷史和命運，開始展現(xiàn)出了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們的都是八年艱難但卻恢宏的時光。
　　
　　“只剩下幾個空箱子可賣了”
　　偏居一隅的昆明并沒有躲避得了當時席卷全國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自1941年以后，特別是到了1945、1946年，昆明的物價在西南后方城市中是僅次于居于首位的貴陽。由于昆明沒有兩湖和川西一帶富庶，又加上巨量外來人口的壓力，米價始終居于高位。昆明市所謂公米是有價無市的。
　　據(jù)報載，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價為抗戰(zhàn)初期的404倍。而聯(lián)大教授薪金則為原薪金的10.6倍。聯(lián)大教職員多次向重慶當局呈請按市價發(fā)給米貼，按當?shù)匚飪r上漲指數(shù)調整薪金，均遭拒絕。
　　教師們生活的窘迫，可以從聞一多教授1944年公開掛牌治印后寫的信中窺見一斑：“弟之經(jīng)濟狀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經(jīng)友人慫恿，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
　　從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聞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譜，可見其治印之勤，更可見其家庭經(jīng)濟狀況之窘迫。
　　不過，聞一多早年曾經(jīng)赴美留學專攻西洋美術，方能刻章治印賣錢，而這條道路對于一般人還是行不通的。
　　為了補貼家用，有的教授只好把從原校倉促離開時舍不得丟掉的書籍廉價出售。吳晗教授被迫把若干有關明史的藏書出讓給云南大學圖書館。可是，書總有賣完的一天，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家瑞的自嘲：現(xiàn)在只剩下幾個空箱子可賣了！
　　迫于生計，連梅貽琦夫人也不得不與另外幾位教授夫人一起，合做一種叫做“定勝糕”的米糕，由梅夫人挎著籃子，步行四十多分鐘提到老字號“冠生園”寄賣。由于路走得遠，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梅夫人的腳還因磨破而感染，小腿全腫了起來。有朋友路經(jīng)昆明來看望時，吃晚飯，梅夫人總要親自捧上一盤“定勝糕”，說“請再嘗嘗定勝糕，我們一定勝利”。這時大家一起起立致謝，齊稱“一定勝利，一定勝利！”
　　住房也是一大困難。1938年，結束劍橋大學進修的華羅庚，來到西南聯(lián)大任職，可是一家人無處可去，恰好聞一多要移居昆明西郊，便邀請華羅庚一家同住。聞一多一家八口，華羅庚一家六口，兩家人用一床布簾子隔開。雖然兩家有兒女住校不回家，可仍然擁擠不堪。華羅庚寫下四句詩記述這段難忘的生活：“掛布分居共客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yè)不同心同仇�！�
　　無奈之下，華羅庚只好出去租了個農(nóng)民的牛圈樓。牛住下面，一家人住上面。臭氣熏人不說，牛癢時便在柱子上蹭來蹭去，整個樓便晃動起來，一家人便覺得如地震一般。華羅庚自嘲：“清高教授，嗚呼：清則有之，清湯之清；而高則未也�！�
　　
　　從高樓到茅草房
　　就像教授需要住房一樣，來到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最緊要的事情就是擁有最基本的物質存在――校舍。
　　當時，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恰好到了昆明，梅貽琦決定請他們夫婦為西南聯(lián)大設計校舍，梁思成夫婦欣然同意。不出一個月，夫婦倆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所中國一流的現(xiàn)代化大學躍然紙上。
　　可是，這個設計方案被毫不猶豫地否定了，因為根本拿不出與之相匹配的經(jīng)費。此后兩個月內，梁思成夫婦的設計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樓改成矮樓，瓦頂成了草屋。幾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淚。
　　最后一稿交出時，建設長黃鈺生無奈地告訴他們，校舍委員會研究決定：除了圖書館和兩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長辦公室可以使用鐵皮屋頂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蓋茅草，磚頭和木料使用再削減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無可忍，他沖進梅貽琦的辦公室，把設計圖砸在梅貽琦的辦公桌上：“改！改！改！你還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個中國農(nóng)民都會蓋的嗎？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貽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圖紙一張張收好，望著他，說：“思成，國難當頭，你就不能諒解一下嗎？”
　　梁思成的心軟了。清華大學是他的母校，梅貽琦是他的師長，可是現(xiàn)在的聯(lián)大和昔日的清華園相比，可謂云泥之別。
　　最終，除了圖書館、兩座食堂和部分教師辦公室是磚木結構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墻、鐵皮頂?shù)钠椒�。在施工過程中，白鐵皮也買不齊全，學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頂。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這些房屋被稱為西南聯(lián)大新校舍。
　　這座建在120畝荒墳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軟，下雨時到處爛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雙鞋子穿一個雨季就爛了。同學們詼諧地稱鞋底磨穿了是“腳踏實地”，稱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絕后”，也自有一番樂趣。
　　到了1944年4月，學校常委會討論通過，將辦公室屋頂?shù)陌阻F皮400余張，轉讓給重慶建中實業(yè)公司，得款200余萬元，除去購買茅草屋做屋頂?shù)馁M用，余下的正好彌補學校預算的赤字。
　　此后，新校舍除了圖書館和東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鐵皮屋頂。一旦下起大雨，鐵皮屋頂上會有叮叮咚咚的雨聲，壓過教授的講課聲。對此，曾有一教授無奈而風趣地宣布：“現(xiàn)在停課賞雨�！�
　　
　　炮聲中的恢宏歲月
　　雨天可以“停課賞雨”，可是儀器設備的缺乏和簡陋，讓許多理工科的教學和實驗無法進行，開展科研很困難。
　　聯(lián)大師生并沒有怨天尤人，在經(jīng)費緊張的情況下，一方面校方集中資源，盡量通過各種渠道，從上海、香港以至國外購置必需的儀器設備，一方面自己動手制造設備。物理系吳大猷教授，把三棱鏡放在簡易書架上，拼湊成一個最原始的分光儀，可試做“拉曼效應”的研究；地質地理氣象學系將學校附近的碉堡改建成氣象臺，供學生實習觀察；航空系的教師把一間舊土房改造成風動機實驗室，做實驗時經(jīng)常把墻上的土震下來……
　　這樣一來，聯(lián)大理工各系幾乎都能開出一些實驗課程。一般來說，在戰(zhàn)時的大學中，能具備理工科的教學設備條件的也是不多的。
　　除了教學上遇到的困難，聯(lián)大師生面對的還有日機不時而至的轟炸。1940年代初期，昆明經(jīng)常遭受空襲。最嚴重的一次轟炸發(fā)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機重點轟炸聯(lián)大和云大，校院全毀。然而，吳宓教授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繼續(xù)他的《歐洲文學史名著》中“柏拉圖”一課的講授，就在轟炸第三天，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晚7―9時至校舍大圖書館外，月下團坐，上《文學與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學生�！�
　　大轟炸過后，教授們不得不遷到遠郊居住。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就是在昆明東南郊的呈貢魁閣，寫出了《祿田農(nóng)莊》、《內地農(nóng)村》等著作，他的大女兒也誕生于此；優(yōu)生學家潘光旦則在村舍里寫出了《優(yōu)生原理》，編譯出版了《性心理學》，填補了中國人文科學的一項空白；華羅庚則在昆明郊區(qū)的幾度寒暑中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對壘素數(shù)論》的中文稿，在1941年教育部學術評獎中，此著作獲得自然科學類一等獎……
　　其實，從1941年到194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門舉辦了五次學術評獎，內容涵蓋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等八大類，參評成果數(shù)千項，不過各個學科一等獎總共十五項，這其中，西南聯(lián)大一所學校就占了七項，多項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具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
　　教授們恪盡職守，學生們亦“救國不忘讀書”。由于經(jīng)費困難，圖書購置不多，每次閱覽室開放前，門口都是黑壓壓的一片，排起了“長龍”，以便搶先進去借一本書或者占個座位�？墒侵嗌偕�，排不到座位的同學便到附近的茶館溫課讀書，不少人的論文和作品都是在茶館里“泡”出來的。林語堂1940年代初出國路過昆明作演講時驚嘆地說：“聯(lián)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這樣，炮火中的西南聯(lián)大創(chuàng)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短短八年時間里，聯(lián)大共培養(yǎng)了2522名畢業(yè)生，加上投筆從戎以及各種原因中途輟學者，進聯(lián)大受過教育的學生共達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為了蜚聲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學家，如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兩彈”元勛鄧稼先，著名化學家唐敖慶，著名力學家、地球動力學家王仁，著名數(shù)學家嚴志達，著名氣象學家葉篤正，著名物理學家朱光亞……可謂群星燦爛，人才濟濟。
　　
　　另一種“難”
　　聯(lián)大之難，并非只有一校存與廢、興與衰的個體存在意義，抗戰(zhàn)之初，當時國民政府本想組成西南、西北和東南三所聯(lián)合大學，其目的是為拯救淪陷區(qū)高校，更有“共赴國難”的象征意義。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南聯(lián)大苦苦支撐三年之后，東南聯(lián)大已經(jīng)胎死腹中，西北聯(lián)大亦是先合后分。教育部乃至最高當局當然不會坐視不管，后來為西南聯(lián)大追加預算數(shù)十萬元，籠罩在西南聯(lián)大上空的陰霾才逐漸散去，步入穩(wěn)定發(fā)展時期。需要注意的是，這其中撥云見日的主導力量并非所謂追求自由價值的知識分子，而是設在戰(zhàn)時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
　　可隨著預算一起增加的還有國民政府的“掌控力度”，如先后實施審查教師資質、增設訓導長管束學生、備案批復畢業(yè)生資格等項“緊縮”舉措。像西南聯(lián)大這種追求“自如，自由，自在”的高校明顯不適應。
　　比“掌控力度”更甚的是“思想和組織上的‘統(tǒng)制’”。一大標志便是國民黨的黨、團組織開始進駐學校，并硬性要求西南聯(lián)大各學院院長以上人員必須加入國民黨。
　　聯(lián)大之難，亦有內部“聯(lián)”之難。眾所周知，蒙自分校時期，北大師生即有“獨立”吁求；1940年日軍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諭令聯(lián)大遷移入川，在走留之間的爭執(zhí)中再度響起“分�！敝�，可知聯(lián)大體制最初并不牢固。
　　可是聯(lián)大終能“同不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將其中一大原因總結為“梅校長的‘大’，他心中只有聯(lián)大，沒有清華了”。
　　始于艱難，終于光榮。1946年5月4日，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舉行了最后一次畢業(yè)典禮。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西南聯(lián)大宣告它的歷史使命完成。
　　7月11日，最后一批離開昆明的清華學生去向聞一多辭行。當時，聞一多先生由于家眷眾多，還沒有籌集到足夠的路費，暫緩北行。
　　4天之后，發(fā)表完“我們準備像李先生（李公樸）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演講的聞一多，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倒在西倉坡聯(lián)大宿舍的家門前。
　　這仿佛是一個悲愴的注解。八年之前，他為“國破山河在”中的西南聯(lián)大畫下了最后一幅素描；八年之后，在清華離開的時候，他卻永遠地留在了這里。這個國家，這所經(jīng)歷了烽火洗禮的大學，又會有怎樣的未來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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