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主流重實利，單身一律遭標(biāo)簽為“情感輸家”，90后也相親搶嫁，對女性最刻毒的咒罵，莫過于“嫁不出去”。 　　 　　中國國力強盛，要有自己的話語權(quán)，何不另設(shè)“七夕會”，取代西方的情人節(jié)――難道中國人不懂談情，也要學(xué)西方?
　　因為對中國的年輕一代而言，年可以不過，情人節(jié)萬不可無著落。年輕人不堪情人節(jié)之逼迫，發(fā)起“反情人節(jié)運動”，包括倡議“光棍節(jié)”。
　　對于單身男女而言，情人節(jié)之難捱，尤勝往昔之年關(guān)，為何會有這樣的情緒?真正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從來是一個具有自己獨特方式歌頌愛情的社會，愛情在中國文化里很難進入主流：譬如蘇東坡、辛棄疾、歷代追捧的大多是其陽剛風(fēng)格的作品，稱為“豪放派”，但對他們寫的情詩，一直以“細瑣”視之，以為無非“兒女情長，不涉大義”。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情詩寫得最好的是李商隱，但他的地位一直遭到貶抑――中國有“因人廢藝”的傳統(tǒng)，即泛道德主義，以道德論藝術(shù)，同樣的例子，后來還有宋徽宗――據(jù)說因為李商隱一生“為情困”，“人格有問題”。
　　相反，莎士比亞是西方公認的天才劇作家，他的各類作品一直被視為一個整體，不曾割裂處之：除了四大悲劇，他的情詩地位也廣受歡迎；除了《羅密歐與朱而葉》是愛情的象征，《仲夏夜之夢》、《第十二夜》、《無事生非》、《皆大歡喜》，也都留名千古，受歡迎至今。
　　中國文學(xué)雖然也孕育出許多杰出的愛情詩篇，但局限在上層士大夫階級，且因為是“閑作”而不受重視，因而也絕無可能在民間產(chǎn)生廣泛影響。《紅樓夢》里，觸及愛情觀與世俗價值觀沖突者甚多：寶玉黛玉共讀西廂，女方也一度笑稱之為“淫詞艷曲”；寶玉喜歡寫情詩，父親賈政不以為然，認為他品性下流；寶釵、襲人都勸他，“仕途經(jīng)濟才是正道”，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種輕視文藝的表現(xiàn)。
　　但缺乏文藝精神的滋養(yǎng)，則不必奢望懂得愛情。因為愛情除了有性欲的成分，起決定作用的是精神力量，愛情本身包含審美的價值觀，否則只憑動物本能與生活現(xiàn)實，又豈能教人生死相許?或世上也不可能有情詩、情歌與情書。愛情之與性交，即如文明之與原始，一個社會是否文明，只從愛情觀是否成熟也足可判斷。
　　因此，即使在西方，愛情也是一個需要長期教化的概念，在歐洲18、19世紀的小說家，對于愛情在世俗勢利面前的脆弱、虛無、絕望有精彩的刻畫，像簡?奧絲汀的《傲慢與偏見》，家庭門第是愛情的第一障礙；巴爾扎克《高老頭》里的巴黎貴婦是拜金的無情物種，司湯達《紅與黑》借女主角之口，埋怨“男人除了金錢、權(quán)勢、勛章的貪欲以外，對于一切都是麻木不仁”，甚至福樓拜的小說，直接以“情感教育”命題，對于法國當(dāng)時農(nóng)民的平庸卑俗，城市中產(chǎn)的萎靡淫逸，一竹篙通通打倒。情感教育是邁向現(xiàn)代文明社會途中最關(guān)鍵的一課，近代西方文學(xué)以愛情為題，經(jīng)典輩出，是伴隨法國大革命、工業(yè)革命一致的精神大掃除，到20世紀在美國電影里，愛情成為人間希望、美善的終極象征。
　　在《紅樓夢》之后的200年里，中國文化里有關(guān)愛情的典籍嚴重不足，而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生產(chǎn)力低下，無法創(chuàng)造富足生活，民智不開，都阻礙了中國文化對于愛情的啟蒙。中國文化的主流重實利，單身一律遭標(biāo)簽為“情感輸家”，90后也相親搶嫁，對女性最刻毒的咒罵，莫過于“嫁不出去”。
　　此所以中國雖有“牛郎織女七夕會”的傳說，但無緣發(fā)揚而成為華人共同向往的愛情象征。按照中國文學(xué)傳統(tǒng)，如《孔雀東南飛》、《梁祝》、《長生殿》、《白蛇傳》，包括《紅樓夢》，愛情最終都以不幸收場，這不能不叫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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