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門的檢查督促不到位，致使企業(yè)逃避勞動合同的違法成本極低。工人多有的權利都維系在他們和老板之間的信任關系之上，然而這關系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導致他們今天的維權之路走得分外艱難。
　　
　　編者按：
　　2009年7月21日。《瀟湘晨報》報道了湖南耒陽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風鉆工人因工作過程中職業(yè)病防護措施缺失而罹患塵肺病的事情，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北大、清華兩所學校為代表的高校師生也很關注這件事情，十幾名學生組成的調(diào)研小組遠赴深圳、湖南，對事件進行了深入的調(diào)查。本文正是在調(diào)研小組收集到的材料基礎上，結合以往的調(diào)查研究寫成的。
　　
　　2009年8月15日，在經(jīng)歷了3個多月的折騰和煎熬之后，倪桂生已經(jīng)心力交瘁，拖著病重的身體，踏上了回家的列車，他只想盡早離開深圳這個讓他絕望的地方。和倪桂生一起回家的還有十幾個老鄉(xiāng)。過去的十多年時間里，他們在深圳從事風鉆工，并因此患上了塵肺病。原本，他們可以依法拿到高額的賠償，可是，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辦法證明自己和爆破公司的勞動關系，他們只能拿到區(qū)區(qū)幾萬塊錢的同情費。
　　過去的100多天里，為了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這些身染沉疴的風鉆工人負擔高昂的食宿費用滯留深圳，并數(shù)次往返于深圳與湖南老家之間。他們消耗了太多的時間、精力還有金錢，然而事情卻進展緩慢，難見轉機。最終，他們再也消耗不起了，只能無奈地接受現(xiàn)實。當他們踏上回家的列車時，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們當時的心情，然而我們卻沒有辦法給他們?nèi)魏伟参�。對于他們的不幸遭遇來說，所有同情的語言都顯得太過蒼白無力。
　　
　　勞動關系缺失：一道邁不過去的坎兒
　　
　　從90年代初開始，倪桂生所在的湖南省耒陽市導子鄉(xiāng)的村民就開始到深圳工地上，從事孔樁爆破井下風鉆作業(yè)。他們的工作就是先用風鉆在巖石上打眼，再用炸藥爆破，在堅硬的巖石上打下直徑一米到兩三米不等，深達數(shù)十米的孔樁，然后在孔樁里澆筑鋼筋混凝土給高樓大廈做地基。從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時間里，耒陽的工人基本壟斷了這一行，深圳幾乎所有的標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廈、賽格廣場、市民中心，都是耒陽人打下的地基。
　　井下風鉆作業(yè)粉塵特別大，對身體危害極大，老板又沒有提供相應的防護措施，長期從事這一工作讓他們得了不同程度的塵肺病。這是一種沒有辦法徹底根治的職業(yè)病，這些年已經(jīng)陸續(xù)有人死去。而活著的人不但忍受著病痛的折磨，還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些正值壯年的男人原本是家里的頂梁柱，現(xiàn)在卻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許多家庭為了治病已經(jīng)傾家蕩產(chǎn)，負債累累。這些年倪桂生為了治病，花掉了兩個兒子在外面打工掙的所有的錢，還欠著十多萬的債。當年這些人為了擺脫貧困而出去打工，如今卻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辛苦工作十多年，卻落得如此下場，這些工人決定到深圳討個說法。從5月中旬開始，耒陽市一共170多名在深圳從事過風鉆作業(yè)的工人陸續(xù)來到深圳職業(yè)病醫(yī)院進行身體檢查，其中102名工人被確診為不同程度的塵肺病。國家相關法律法規(guī)已經(jīng)有了明確的規(guī)定，如果能證明是由工作條件引起的，就能確認為職業(yè)病，職業(yè)病屬于工傷，患病職工能夠享受工傷待遇。參照相關法律和已有的案例，像他們這種情況每個人至少能夠獲得三四十萬的工傷賠償。此外，還可以拿到民事賠償，這筆錢可以用來撫養(yǎng)后代和贍養(yǎng)老人。對于這些工人來說，再多的錢也不能挽救他們的健康和生命。個人的生死已經(jīng)不再重要，他們關心更多的是自己的家人。在醫(yī)院病房里，已是塵肺三期，全靠輸氧維持呼吸的陳香平不斷念叨：“救救我的孩子�！彼麄兾ㄒ幌Ｍ氖悄軌蚨嗄玫揭恍┵r償，還清家里的欠債，死后家里人能夠有個保障。對于他們來說，“活著是一種負擔，更是一種責任”。
　　然而，要鑒定職業(yè)病，首先要確認勞動關系，這正是這些工人所遇到的最大障礙。在過去十多年時間里，這些工人沒有一個人簽訂過勞動合同。按照深圳市政府最初的處理意見，沒有辦法確認勞動關系，他們只能拿到每人3萬元的同情費，政府和企業(yè)都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一結果讓他們難以接受。他們在政府門口靜坐、絕食，進行抗議。深圳市政府表示將“特事特辦”，并提出“法律框架、人文關懷”的處理原則，為此成立了專門的處理小組進行調(diào)查取證。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最關鍵的還是卡在勞動關系上。
　　
　　沒有辦法證明勞動關系，他們就進入不了“法律框架”，只能接受政府給予的“人文關懷”。雖然政府后來將人文關懷的數(shù)額做了提升，根據(jù)病情的不同分別給予7萬、10萬、13萬，但相對于他們巨額的醫(yī)藥費和家庭的負擔，這些錢只是杯水車薪。倪桂生已經(jīng)是塵肺三期，可以領到13萬，但這筆錢連他家里欠的債都還不清，將來的醫(yī)藥費更是一個無底洞。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為了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爭取合法權益，這些塵肺病人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卻受到一次次無情的打擊。
　　
　　勞動關系何以缺失?
　　
　　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人一樣，耒陽的風鉆工人也是跟著包工頭干活兒，他們和包工頭之間都是口頭協(xié)議，沒有簽訂任何正式的合同。雖然早在1995年《勞動法》出臺，就已經(jīng)規(guī)定用人單位必須和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進一步增強了勞動合同的強制性，但建筑行業(yè)一直游離于法律之外。對于今天中國幾千萬的建筑工人來說，一份白紙黑字的勞動合同依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黃榮清楚地記得，1992年他剛剛來深圳的時候，深圳還到處是荒山，風鉆爆破才剛剛開始。深圳只有一家爆破公司――三聯(lián)爆破公司。當時黃榮和他后來的老板林嬋輝一起打風鉆。后來林嬋輝通過關系，給爆破公司承包工程。包工頭在承包到工程之后，就通過自己的關系網(wǎng)絡組織工人進行施工。這些包工頭不具備法人資格，也就不可能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而工人只認識包工頭，在他們眼里，包工頭就是公司的老板。
　　而這些包工頭都是靠個人關系和工人們保持著聯(lián)系，一旦有工程的時候，就召集工人一起來干活兒，不需要的時候就把他們解散。有活兒就拼命干，工人們說忙的時候會連干40多天；沒活兒就回家，或者在工地上等下一個工程，這期間的花銷全由自己負擔。工人們的流動性很強，一個工地通常干一兩個月就結束了，然后就找下一個工地。公司不給他們簽訂勞動合同，自然也不會承擔社保等費用，甚至連口罩這樣最基本的勞動防護用品都不給發(fā)。
　　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種一樣，打風鉆也要靠老鄉(xiāng)帶入行。耒陽的風鉆工都是親戚帶親戚，老鄉(xiāng)帶老鄉(xiāng)，沒有關系進不來。正是這種傳統(tǒng)的老鄉(xiāng)網(wǎng)絡，為老板找工人，工人找老板提供了便利。工人和老板之間是個人的信任關系，完全沒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正是包工頭的廣泛存在，讓正式關系非正式化，用傳統(tǒng)信任關系取代法律關系。工人出于對 老板和老鄉(xiāng)的信任與依賴，沒有意識和能力去爭取簽訂勞動合同，而老板們也利用這一點，去規(guī)避勞動合同所伴隨的責任和義務。而作為政府部門，也沒有進行切實有效的檢查督促，致使企業(yè)逃避勞動合同的違法成本極低。如此一來，法律被輕而易舉地架空。工人所有的權利都維系在他們和老板之間的信任關系之上，然而這關系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導致他們今天的維權之路走得如此艱難。
　　耒陽的工人們無法理解，曾經(jīng)和自己稱兄道弟，信誓旦旦的老板，如今完全沒有了良心。老板們靠著這些工人白手起家，如今都已經(jīng)家財萬貫，而這些工人卻只落得一身傷病，甚至送了性命。辛辛苦苦十多年，親手建起了深圳的高樓大廈，如今卻難以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
　　
　　一場馬拉松式的消耗戰(zhàn)
　　
　　沒有勞動合同，并不等于沒有辦法確認勞動關系。針對一些企業(yè)不給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做法，法律上是承認事實勞動關系的。勞社部發(fā)(2005)12號《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對于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時可參照的憑證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工人的工作卡、出入證、記工本、工資條、考勤記錄、繳納社會保險的記錄、其他工人的證言等等都可以作為證明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據(jù)。為了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工人們千方百計搜集證據(jù)。
　　有7名工人有爆破證，被首先確認了勞動關系。爆破證是公安局核發(fā)的，證明其從事爆破作業(yè)的資格，上面有公安部門的公章和公司的名稱，這可以證明其勞動關系。然而，爆破證是爆破公司用于取得炸藥、雷管等爆破用品而為員工在公安局辦理的資格證，爆破公司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為所有工人辦理爆破證。通常，一個爆破公司只有極少數(shù)員工擁有爆破證，而且這些持證者多為代工。老板一般會安排自己的親信去考爆破證，拿著爆破證的人只需要負責安放雷管炸藥，進行爆破，風鉆工是爆破公司里另一獨立工種，并不需要持爆破證上崗。相對于在井下打風鉆的工人來說，爆破工受到的粉塵威脅要小很多，然而因為有爆破證，他們就能被優(yōu)先確認勞動關系。
　　除了這幾個有爆破證的人以外，還有幾個人是因為老板給他們買了保險而被確認勞動關系。一個工人告訴我們，他曾經(jīng)在下井的時候不慎掉下去。嘴巴被砸，住院治療一個星期，老板為他買了意外保險。結果他現(xiàn)在因禍得福，保險公司的名冊上能夠查到他的名字，從而確認勞動關系。
　　除了這17名幸運的工人之外，其余所有的工人都沒有被確認勞動關系。徐益龍生前是帶工，他有厚厚的一打考勤記錄，上面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工人的工作量。他的妻子專門回老家把考勤記錄拿來，但是勞動局的人不承認。倪桂生千里迢迢趕回老家，把自己的工作卡拿來。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他的名字，貼著照片，蓋著公章，證明他在某某工地上從事過爆破工作。然而勞動部門的人不肯承認，說工作卡上的章應該是圓的，而他上面的是方的。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很多，都沒有被認定勞動關系。
　　黃榮的工作卡不被承認，他又找到了自己的暫住證，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公司的名字，蓋著公安部門的公章，然而他得到的是同樣的結果，不予認證。
　　比倪桂生和黃榮等人處境更差的是，還有不少工人現(xiàn)在一點證據(jù)都沒有，他們只能寄希望于人證。因為他們都是常年在一起干活兒的，跟著同一個老板，按照法律規(guī)定是可以證明的，然而在物證都難以采納的情況下，勞動部門更不會去承認人證的有效性。
　　就這樣，確認勞動關系的過程成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消耗戰(zhàn)。這些身體已經(jīng)極度虛弱的工人們住在深圳坂田街道河背村的旅館里，每天的住宿費是一人15塊錢，加上飯錢，一天要50塊錢。為了搜集證據(jù)，工人們都數(shù)次往返于深圳和湖南老家之間，光路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很多重病的工人還要靠吃藥打點滴才能支撐下去。時間一天天過去，事情沒有一點進展，他們卻被嚴重消耗，再也支撐不住。
　　8月10日，是一個關鍵的日子，這一天，政府要安排工人們和自己的老板當場對質，確認勞動關系。工人們都把這一天當成最后的希望。他們期待著老板能夠良心發(fā)現(xiàn)，認下他們，雖然也知道這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畢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當天下午，工人首先被要求簽字按手印，承諾不管結果怎樣不許打老板，不許鬧事。在數(shù)百武警的控制之下，工人5個一組，進去和老板對質。結果可想而知，沒有一個老板承認。有工人說，“老板在外面還有說有笑的，進去就不認識你了�！�
　　其實，這場“對質會”本身也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勞動者和企業(yè)雙方對質，有關部門卻單方面采信企業(yè)一方的證言。此外，我們知道，在任何一個公司，任何一個工地上，高級管理和技術人員本來就不可能認識所有一線工人。老板的黑心和冷漠讓工人們由憤怒轉為絕望。有工人說，“不承認我們干過，那深圳這些高樓大廈，都是誰蓋的呢?”面對警方的“嚴陣以待”，還有工人嘆息，“唉，我們不過只是幾個病人，連上樓梯的力氣都不夠。出動這么多警察政府也有花銷。還不如把這錢用來給我們看病……”
　　
　　耒陽悲劇，誰是罪魁禍首?
　　
　　耒陽塵肺工人在深圳維權之路舉步維艱，在表示同情的同時，我們不得不去反思，悲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們勞動關系的缺失，到底是誰的責任?的確，作為農(nóng)民工，他們的法律意識不強，不知道該如何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沒有在最初的時候簽訂勞動合同，而老板們利欲熏心，沒有做好安全防護工作，出事后又逃避責任，這是造成今天耒陽工人悲劇的直接原因。然而，我們需要繼續(xù)追問下去，國家已經(jīng)制定了完善的法律體系，保障工人的權益，為什么這些法律竟然能夠如此輕易地被逾越?除了指責老板的黑心和工人自己的無知之外，對此，相關政府部門不應該僅僅是承擔道義上的責任，還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首先，如果相關政府部門能夠忠于職守的話，耒陽工人的塵肺病不會嚴重到這種地步。塵肺病不可治愈、致人死亡，但并非不可預防。早在1987年，國家就已經(jīng)出臺了《塵肺病防治條例》，明確規(guī)定從雇主到衛(wèi)生行政部門和勞動部門、工會組織都有責任對勞動場所的粉塵污染情況進行監(jiān)測和控制。勞動行政部門和衛(wèi)生執(zhí)法部門有監(jiān)督用人單位執(zhí)行國家勞動安全和衛(wèi)生規(guī)程和標準的責任。相關衛(wèi)生及執(zhí)法部門應該對用人單位的勞動安全與衛(wèi)生條件、職業(yè)病防治情況進行監(jiān)督檢查，對違反國家勞動安全和衛(wèi)生標準的用人單位責令其糾正。
　　調(diào)查表明，所有工人的情況都一樣，在長達多年的風鉆作業(yè)中，老板提供的唯一防護措施僅僅是三五塊錢的普通口罩，有的用爛了都不給更換，工人都表示對與風鉆工相關的職業(yè)病風險不知情，也未見相關部門的監(jiān)管和查處行動。如果政府能夠積極作為，監(jiān)督企業(yè)采用控制粉塵的設備、措施，塵肺病是完全可以預防的。正是政府的失職，對老板們的放縱，使得企業(yè)違法成本很低，在經(jīng)濟利益的驅使下，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導致 任何一個老板都可能會選擇盡可能降低成本、用工^生命換取利潤的做法。有工人說，在幾個老板里面，對工人最差的承包到的工程卻最多。如果政府不去監(jiān)管，類似的悲劇還會繼續(xù)上演。從這個意義上說，粉塵之殤根源在于制度執(zhí)行之殤。
　　其次，從1995年的《勞動法》到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都規(guī)定用人單位必須和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政府勞動監(jiān)察部門有責任督促企業(yè)和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然而耒陽這些工人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卻沒有一個人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也沒有給他們購買社會保險，這些嚴重違法的情況遲遲沒有得到查處，對此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此外，相關政府部門還有督促用人單位依法提供實施勞動關系證據(jù)的責任。然而讓人不解的是，政府一方面將證明勞動關系的責任推給工人，另一方面又不承認工人提供的證據(jù)。像工作卡、考勤記錄、工人的證言等等這些有明確法律效力的證據(jù)政府都不予承認，對質勞動關系的時候，僅僅采信企業(yè)一方的單方面證言，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難以信服。
　　再者，特事特辦的處理原則、“人文關懷”的處理結果，看似“人道”，實則將企業(yè)和政府的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在深圳這樣一個世界工廠，勞資糾紛頗為常見，塵肺職業(yè)病賠償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獲得解決。然而政府卻只強調(diào)“人文關懷”，不顧及“法律框架”，拒不采信合法證據(jù)，承認工人的事實勞動關系；將工人的維權行動作為群體性事件，“特事特辦”，將普遍存在的問題個案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舉措。
　　
　　死亡接力棒
　　
　　曾經(jīng)，打風鉆對于普通農(nóng)民工而言是很掙錢的一份工作，耒陽人憑借著先發(fā)優(yōu)勢從事這一行業(yè)長達數(shù)十年。然而，賺錢的行業(yè)并沒有使他們擺脫貧困，卻葬送了他們的生命。耒陽市導子鄉(xiāng)雙喜村已經(jīng)有十多名風鉆工人死亡，平均死亡年齡40歲。塵肺病的陰影和死亡的恐懼籠罩著寧靜的小山村。耒陽人再也不去打風鉆了，給再多的錢也不去了。
　　然而城市的建設依然需要爆破，依然離不開風鉆工。張家界接過了耒陽的接力棒。目前，張家界桑植縣已經(jīng)有兩三百人在深圳從事風鉆工。他們開始的時間比較晚，所以病情還沒有耒陽那么嚴重，不過也已經(jīng)有兩名工人死于塵肺病，還有不少的人表現(xiàn)出明顯的癥狀。
　　對于耒陽人的下場，張家界人心里也清楚，他們知道耒陽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然而難以擺脫的貧困困擾著他們，高工資鼓動著他們的欲望。張家界桑植縣河口鄉(xiāng)的胡典武已經(jīng)從事風鉆工很多年了，身體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塵肺病的癥狀。只是他不敢去檢查，他覺得查出來也沒有辦法，反而會給自己增加心理負擔。女兒上大學，一年的費用將近兩萬塊，家里還有老人要養(yǎng)活，像他這個年齡進工廠已經(jīng)不可能了。身上的擔子讓他顧不得塵肺病的威脅，明知這是一條不歸路，還要硬著頭皮走下去。他們是在和死神賽跑，希望能在有限的時間里掙盡可能多的錢。
　　早在5月份的時候，張家界的工人們也試圖到深圳市職業(yè)病醫(yī)院進行檢查，醫(yī)院給出的答復是，他們必須首先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然后才能進行體檢。
　　又是勞動關系。他們被擋在冰冷的大門外。
　　老板不肯為他們簽訂勞動合同，他們面臨著比耒陽更殘酷的情況。老板更加狡猾了，那些表現(xiàn)出塵肺病癥狀的工人已經(jīng)被老板辭退了"同時老板也更加注意銷毀證據(jù)。而且，他們更不可能獲得深圳市政府的“人文關懷”。死亡的接力棒，就這樣開始了它新一輪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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