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學者型法官，只不過是專業(yè)知識更豐厚一些，人格卻不見得更高尚，學者型法官和一般法官相比，腐敗的可能性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 　　 　　司法腐敗因為從根本上腐蝕了社會正義的底線，往往被視為“最難以容忍的腐敗”。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法的行為后果嚴重得多，因為這些不法行為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則把水源污染了�！�
　　而在中國，從基層法院到最高院，從蘇如明到黃松有，近年來，中國法官頻頻落馬。其中不乏學者型法官，像武漢中院13名法官腐敗案中的武漢中院常務副院長柯昌信，四川高級人民法院執(zhí)行局局長羅書平，幾個月前剛剛被免職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等等。這些人有的著述頗豐，有的是法學博士，還有的兼任高校法學教授。
　　反觀一些法治發(fā)達的國家，新加坡自獨立至1994年統(tǒng)計，沒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也幾乎沒有法官犯案。英國全國250名法官，犯案者極其罕見。美國自立國200年來僅40余名法官犯案。是什么導致中國法官成了腐敗的高危人群?
　　
　　名不副實的法官?
　　
　　2001年之前，中國法官來源比較多，概括起來說，主要有三個途徑：法律院校畢業(yè)生，社會招干人員，軍隊轉業(yè)干部。當時法律界普遍認為法官的整體素質不如律師，因為所有的執(zhí)業(yè)律師都必須通過律考�！斗ü俜ā吩�2001年修改后，規(guī)定初任法官必須通過全國統(tǒng)一司法考試。但因為有很多2001年已經是法官的非專業(yè)人士不必通過司法考試，所以到現(xiàn)在為止，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雖然有所提高，科班出身的法官比例迅速提高，但依然不夠整齊。
　　按照中國現(xiàn)行《法官法》有關規(guī)定，通過國家統(tǒng)一司法考試取得資格，年滿23歲，即可擔任初任法官�！案叩仍盒７�律本科畢業(yè)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律專業(yè)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
　　依此規(guī)定，理論上說，一個大學畢業(yè)生甚至可在不到30歲的時候，就能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官選拔制度的這種不合理導致了法官隊伍的過度年輕化。一些地方法院法官的平均年齡竟然不超過30歲。
　　多數(shù)時候，一個人的社會閱歷和經驗是與年齡成正比的，對法官這一特殊職業(yè)來說，過于年輕的人顯然是難以勝任的。在英美國家，包括香港地區(qū)，通常不會出現(xiàn)40歲以下的法官。而在世界其他各國，30歲以前基本上不大可能成為專業(yè)法官，如英國法官的平均年齡達60歲。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62歲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歲。
　　17世紀英國普通法院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這樣說：“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
　　
　　在普通法系國家中，法官一般從高素質的律師中選任，而要成為律師又必須通過國家律師考試。在美國，法官幾乎都是從最優(yōu)秀、最成功的律師、檢察官中任命的，一般來說一個律師要執(zhí)業(yè)10年以上才有可能被任命為法官。榮任法官意味著一個人的法律職業(yè)生涯走到了巔峰。
　　更大的問題是中國法官的人格不獨立。憲法規(guī)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幾十年的事實表明，這些規(guī)定并沒有被完全執(zhí)行。這造成了中國法官人格的不獨立。審判權受干預是一個已經被法律界人士談濫的話題，而在現(xiàn)有司法制度下法官人格的獨立性則往往被忽視。在現(xiàn)有的制度設計中，本質上說，中國的法官不過是一名和別的部門官員無異的行政官員，特別是《公務員法》實施之后，法官被明文納入公務員系列。當司法只是行政的一部分，法官永遠沒有獨立人格。
　　盡管根據《法官法》，中國的法官分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級法官、法官等幾類，每類里又分幾個級別，但很少有法官炫耀身份的時候顯示自己是幾級法官，而往往稱自己是正處級。法官晉級并不依靠考試擇優(yōu)晉級，主要還是以年齡和行政級別等條件來衡量。而在中國，一名普通的行政官員并不承擔社會良心的責任。
　　當選拔、評判標準，得到的待遇，手中的權力，制度的設計等等都和原本意義上的法官不相符，似乎也沒理由要求現(xiàn)在中國法官的行為和真正意義上的法官相一致。在英美國家，對法官的任命，首先考慮的并不是法律。
　　某西方法官在一次研討會上曾經說：“實際上，我只要找到一位品德良好的紳士就可以了，當然，如果他正好懂得法律就更好了。”古羅馬人給法律下的定義是“一種公正善良的藝術”，而法官則是“僅次于上帝的人”，法官的人格是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顯然，以中國的現(xiàn)有制度，法官遠沒有那么高尚。道德水準和普通人無異，但手中握有更多的權力，法官的腐敗多發(fā)幾乎是必然的。所謂學者型法官，只不過是專業(yè)知識更豐厚一些，人格卻不見得更高尚，學者型法官和一般法官相比，腐敗的可能性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
　　
　　技術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司法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行，從最初的‘法律裁判文書改革”，到1998年對司法改革的整體思路和框架進行重新部署，尤其是在司法程序上，程序正義、米蘭達警告等新鮮詞匯開始進入公眾視野。而10年過去，這一改革方向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更有人認為這是造成法官腐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關于中國司法改革職業(yè)化和民主化兩條路徑業(yè)已爭論經年，表面看，1998年的司法改革選擇了職業(yè)化道路，最終導致了現(xiàn)在的司法腐敗嚴重。而去年開始啟動的這一輪司法改革則走向了民主化，這是對職業(yè)化的糾正。其實問題不是這么簡單。
　　根據一般定義，法官職業(yè)階層，是具備法官職業(yè)觀念、專業(yè)知識、道德修養(yǎng)的一群人，他們胸懷公正理念，以服從法律，主張正義為信念，不受任何黨派團體影響，能夠得到全社會尊重。中國提倡法官的職業(yè)化雖然已經有10年，但其實并沒有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官職業(yè)階層，所有法官不過是行政官員階層的一個延伸部分。很多司法改革職業(yè)化中的應有之義并沒有實現(xiàn)。
　　在近年中國司法改革“職業(yè)化”這一大背景下，法官越來越成為一種專業(yè)性人才。所謂學者型法官，不過是技術型法官，只是比一般法官更精通法律知識。原來法官隊伍魚龍混雜，所以在職業(yè)化過程中，格外重視學歷，但現(xiàn)在法官隊伍中碩士博士很多，法律專業(yè)知識很精通，但決定法官命運的體制條件沒有變化，所以學者型法官也腐敗，就沒什么可稀奇的了。
　　這是因為于職業(yè)化的改革路徑遭遇無所不在的權力障礙，職業(yè)化中阻力較大的改革都停滯不前，真正變化明顯的只是人才的專業(yè)化等技術層面的東西。中國法官的職業(yè)化，其實是走向了技術化。所謂職業(yè) 化和民主化，不過是過于簡單的歸納，形式上的沖突并非實質性沖突。只有當職業(yè)化成為技術化，民主化走向政治化，才會帶來真正的問題。
　　原長沙市中院副院長唐吉凱，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后在華東政法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事發(fā)前仍在攻讀博士學位，曾以高級訪問學者身份在美國圣荷西加州大學研修。因主審“湖南最大女貪官蔣艷萍案”，并在全國率先推出解決“執(zhí)行難”的法院執(zhí)行機構改革，被稱為“明星法官”、“學者型”官員。但為了在換屆中“被照顧”，向原湖南省高院院長吳振漢行賄“買官”，并通過中介公司受賄。
　　如果遴選法官的機制出了問題，法官腐敗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號稱法官很少腐敗的美國，2003年紐約州布魯克林也“曝出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司法腐敗案丑聞”，4名法官涉案。當?shù)剌浾摼驼J為，布魯克林區(qū)域法院的法官人選存在著嚴重的賣官鬻爵現(xiàn)象。在布魯克林，法官雖然是民選的，但公民只能就司法提名委員會的人選進行投票，并不能直接選舉法官。批評家認為，這種灰色的機制為政黨領導人操縱法官的任命提供了溫床，與政黨聯(lián)系緊密而且家底豪富的候選人才有可能被提名。
　　
　　根治法官腐敗的前提
　　
　　中國的司法腐敗成為眾矢之的，但大多數(shù)批評只浮在表面，并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其實許多“腐敗現(xiàn)象”不是司法界獨有的，只是普遍社會問題的一種表現(xiàn)。在中國，司法權天生就是行政權的一部分，法院只是一個政府部門，司法腐敗只是官場腐敗在司法界的一個延伸。司法腐敗實際就是官場腐敗，所謂中國的法官腐敗，實質就是官員腐敗，和司法領域沒有必然聯(lián)系。所以當官員腐敗嚴重的時候，法官并不能幸免，學者型法官同樣是官員，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官場腐敗的大背景下，腐敗法官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團，謀求自身利益。
　　一個很明顯的現(xiàn)象是，一些政府部門包括一些部委，早已不是從民眾利益出發(fā)，一些政策制定和政府行為，明顯出自部門利益。當這些利益群體之間發(fā)生沖突并且勢均力敵的時候，一個聰明的做法就是達成合謀，實現(xiàn)“共贏”。同樣地，一些法官們形成了法官階層，同時謀求與其它實權階層和經濟寡頭同等重量級的利益群體結成聯(lián)盟。如果法官群體淪為“特殊利益集團”，浮出水面的中國法官腐敗案件就只是冰山一角。
　　一般情況下，某些經濟型壟斷行業(yè)最容易演變成“特殊利益集團”。但腐敗法官似乎也出現(xiàn)了這個苗頭。在法治健全的體制下，法官是一個共同體，成員間在法律信念之網下結成為實現(xiàn)其價值而整合為一的和諧有效的整體。這一共同體對內要保持其信念的一致性，對外通過具體案件的處理樹立自己的權威。并且，與代表集體意愿的集團或階層相比，法官一般更同情個人，而與利益集團保持距離。但在一些腐敗案件包括學者型法官腐敗案件中，人們看到，圍繞審判、執(zhí)行、案源等已經形成了大量的“潛規(guī)則”，腐敗法官通過和不同的利益群體交易，從中大肆撈取好處。
　　杜絕司法腐敗不是靠司法系統(tǒng)內部改革就能做到的，在政治體制改革設計不到位的情況下，司法改革不可能獨立推進，至多只能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如果其它改革不同步推進，這個突破口也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強力推進，在現(xiàn)有環(huán)境下，正如法官職業(yè)化最終淪為技術化，民主化最終也難免被意識形態(tài)政治化。這才是中國學者型法官腐敗的深層原因。
　　司法腐敗實際就是官場腐敗，所謂中國的法官腐敗，實質就是官員腐敗，所以當官員腐敗嚴重的時候，法官并不能幸免，學者型法官同樣是官員，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
　　
　　身陷貪腐的高知法官
　　
　　黃松有：法學博士。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2008年案發(fā)前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民事訴訟法學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官學院兼職教授，學術功底深厚，著作等身。
　　唐吉凱：法學碩士。畢業(yè)于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2004年案發(fā)前任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除了主審蔣艷萍一案外，唐吉凱在長沙市中院力推破解法院“執(zhí)行難”的改革，被稱為“長沙模式”，并曾撰文探討如何進行執(zhí)行體制改革。
　　裴洪泉：法學碩士。畢業(yè)于吉林大學法律系。2007年案發(fā)前任深圳中院副院長。曾撰文探討律師在刑訴案中擔任代理人的問題及破產法實施的難點。擔任羅湖區(qū)法院院長時，曾獨創(chuàng)名為“3122”的合議庭組合模式。羅湖區(qū)法院也是全國最先使用法槌的法院之一。
　　柯昌信：2003年案發(fā)前擔任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出版過多部法學專著、發(fā)表論文百余篇，在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30余篇，學術成果超過很多法學教授，并任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客座教授。
　　羅書平：2006年案發(fā)前，任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執(zhí)行局局長，在四川三級法院工作近30年，長期從事刑事審判和刑事政策法律研究，曾任四川省高院研究室主任，兼任國家法官學院、四川大學法學院、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的教授。
　　(本刊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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