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的是推進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對話和戰(zhàn)略合作，通過對話澄清戰(zhàn)略方面存在的模糊區(qū)域，提高戰(zhàn)略能見度，避免因誤解引起的對抗，而不是去追求什么共管世界，更不是追求重建國際體系。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隨后的1月29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問美國。雖然中美關系的突破始于1971～1972年，但是，1978年圍繞兩國關系正�；恼勁小⒔ń缓袜囆∑皆L美，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是在同一時間內發(fā)生的，這一階段主導中美談判和建交的領導人，是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因此，說中美關系的正�；c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具有內在的、歷史性的和無法替代的關聯，是恰當的。
　　30年來，兩國關系雖然有陰也有晴，有沖突也有協作，但是，兩國關系從未喪失克服挫折回歸正常的能力。已故美國問題專家李慎之先生曾經說，中美關系“逢九必變”，僅就建交后的情況看，確實如此：1979年建交，1989年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館事件。不過，即使在那樣絕望的時刻，兩國關系也還是能夠回歸到合作的道路上來。如今，誠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指出的，可以用一個新的詞匯來描述兩國關系，“中美國”(Chimerica，由China和America合拼而成)，他說，“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婚姻就像我和我老婆”，彼此都是對方的一半。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為復雜的大國間關系。這是對兩國關系的一個基本定位。兩國都是世界性大國，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快速增長，兩國間的雙邊關系，越來越具有全球性質。兩國間的合作帶來的利益已經超越了雙邊層面，為全球各國提供公益。兩國間的紛爭甚至對抗，所損害的不只是雙方各自的利益，還有全球共同體。
　　以前我們總是說，兩國斗則兩害，合則兩利，現在這樣說已經不夠了，斗已經不再是兩害，而是多害，合已經不再是兩利，而是多利。同時，中美雙邊關系也與其他大國間關系――比如美俄關系、美英關系、美日關系等――不同，這些大國關系的一個突出特點相對而言是明確的，也是簡單的，而中美關系則是復雜的。一個是冷戰(zhàn)后唯一的超級大國，一個是力量提升最快的世界性大國，兩國之間存在著價值、認知、情感等方面的分歧，也有比較多的利益界定難題。可以說，在當今的大國之間，沒有哪種雙邊關系像中美之間那樣，具有那么多的難題需要明確、需要清晰化。
　　
　　戰(zhàn)略合作還在路上
　　
　　與30年前相比，當今中美關系的復雜性源于國際形勢的復雜性。30年前冷戰(zhàn)格局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戰(zhàn)略選擇的單一性，對中國來說，從“一邊倒”轉向“一條線”，選擇的空間實際上是比較小的，能見度也是清楚的，一個“戰(zhàn)略大三角”就足以確定基本架構。
　　尼克松來華訪問時，毛澤東與他談的是哲學問題，話題不涉及經濟、技術轉讓，甚至臺灣問題，毛澤東也說，“臺灣事小，世界事大”。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決定性因素是戰(zhàn)略需要，而不是別的什么需要。基辛格在《白宮回憶錄》一書中說：“當時毛澤東關心的，以及我以后和他長時間會見時談論得更充分的，是國際大局的事，也就是蘇聯。”“在尼克松訪問期間，以及我?guī)状螁为殨娒珴蓶|、周恩來、鄧小平或中國大使時，我們討論的中心都是保持均勢的必要性、國際秩序和世界政治的長期趨勢�！�
　　
　　另一在中美關系正�；^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人物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里提到一個細節(jié)，他說，在美國，推動中美關系最得力的兩位美國官員，竟然都是移民出身，他指的是基辛格和他本人，“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對中國并沒有多少了解，也沒有特殊的感情，而完全是從戰(zhàn)略大局考慮出發(fā)的”，“我們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fā)展關系的興趣，決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長期戰(zhàn)略目標的”(《實力與原則：布熱津斯基回憶錄》)�？梢钥闯�，當時兩國關系的計算方程式是很簡單的。
　　30年后的今天，形勢要復雜得多了。有更多的因素在兩國關系中發(fā)揮著作用。與30年前相比，我們更常提及的因素是那些具體的、技術性的東西，而戰(zhàn)略問題似乎處于模糊狀態(tài)。比如在2005年兩國開始進行“戰(zhàn)略對話”時，美國方面對戰(zhàn)略一詞并不熱心，只愿意稱之為“對話”。在談論中美關系時，對于戰(zhàn)略一詞一向十分吝惜。克林頓時期提出，“建立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小布什時期，這樣的表述被放棄了，代之而起的是“戰(zhàn)略競爭者”。
　　在過去的8年中，兩國關系進展還是比較順利的。即將離任的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先生在《財經》年刊上的文章回顧了這8年的中美關系。大使先生承認兩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在全球政治和安全問題上，需要協調與合作。但在定義兩國關系時，措辭十分謹慎，極力避免用“戰(zhàn)略”或“戰(zhàn)略合作”描述兩國關系。他對兩國關系的界定是：“在過去8年，美國和中國維持誠懇、建設性和合作的雙邊關系，給雙方帶來的利益已經無需證明，和中國保持密切接觸已是美國兩黨的共識。”在這篇帶有總結性的文章中，談到戰(zhàn)略的地方有兩個，我們分別看一看他是如何使用戰(zhàn)略一詞的：第一處，大使說：“隨著中國在擴大和保護其全球利益上更加自信，中國將發(fā)現它和美國戰(zhàn)略利益一致的地方多于競爭之處�！钡诙�，大使在回顧8年來兩國高層交往時提及，“2004年智利APEC上，小布什總統(tǒng)和胡錦濤主席同意建立戰(zhàn)略對話機制，由美國副國務卿和中國外交部高級官員領銜，就共同關心的戰(zhàn)略議題交換看法；2006年，兩位領導人又建立了戰(zhàn)略經濟對話(SED)，構筑雙邊廣泛經濟議題的框架�！�
　　分析這兩處對戰(zhàn)略一詞的使用，可以看出，雷德大使沒有使用“戰(zhàn)略合作”描述兩國關系。一處說“中國將發(fā)現”與美國戰(zhàn)略利益一致的地方多于競爭之處，也就是說，兩國的戰(zhàn)略利益正在增多，第二處是說，兩國建立了戰(zhàn)略對話機制、展開了戰(zhàn)略問題對話。從這種謹慎的用詞上，可以看出雷德大使對目前兩國關系的評價：兩國關系尚未上升到戰(zhàn)略目標一致的水平。
　　在過去的8年中，兩國間展開了廣泛的戰(zhàn)略對話，在一些領域已經存在事實上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兩國的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深，這種關系，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和戰(zhàn)略性。但是，由于兩國之間在安全、政治、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存在著不小的分歧，中國在很多領域不支持美國的全球目標，因此，兩國間建立戰(zhàn)略合作關系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戰(zhàn)略合作還在路上。
　　
　　“逢九必變”律或被突破
　　
　　中美關系的這一現狀，是奧巴馬上臺后面對的基本現實。如果新一屆行政當局在中美關系上實現突破，筆者認為其著力點應當放到這里。中美間迫切需要提高戰(zhàn)略能見度。
　　那么奧巴馬當政后，中美關系會取得突破性進展嗎?筆者的看法是，很有可能在描述中美關系的言辭上，會出現更為清晰的調子，對華姿態(tài)上會更加積極，而在行動上，大 體上會蕭規(guī)曹隨，難以有大的突破。在美國國內，有一種輿論，主張奧巴馬總統(tǒng)應當把出訪的第一站放到中國。果然如此，那當然是一種非常積極的信號。不過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國的戰(zhàn)略轉向，需要平衡各種關系，需要兼顧多種考量，因此不會那么快。但奧巴馬總統(tǒng)年內出訪中國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傮w上說，中美關系在2009年里，將呈現為陽春景象，“逢九必變”律，也許會被突破，即不是變得更壞而是變得更好。
　　對于新一屆美國行政當局來說，當務之急不是遏制中國，而是遏制經濟危機的蔓延。這決定著美國在全球戰(zhàn)略上，一定程度上會采取守勢，行為上會更為克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戰(zhàn)略地位將會獲得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在積極應對新出現的戰(zhàn)略機遇的同時，需要提防兩個方面的認識誤區(qū)，一是認為，中美關系已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已經到了中美聯合起來“共管”世界的時候了。二是認為，中國應當運用自身的實力，抵抗美國霸權，構建起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第一種觀點的錯誤在于，對于中美間的戰(zhàn)略現狀缺乏全面的和清醒的認識。兩國之間雖然存在著越來越多的戰(zhàn)略共識，但分歧和模糊之處仍然存在，兩國的戰(zhàn)略關系是一個尚需突破的重大課題，而對于能否取得突破，目前還很難說。再者，“最重要的關系”，意味著要承擔最重大的責任。而中國并不具備這樣的實力。
　　第二種觀點的錯誤在于，對于危機缺乏正確的分析，認為危機只是美國的危機或華爾街的危機，沒有看到，危機實際上是全球性的，通過抽回對美國的支持，比如不再購買美國的國債等，似乎可以進一步削弱美國的權力，伸張自己的權力，事實上，如果目前的國際經濟體系瓦解，中國將是最大的受害國。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甚至高于日本和美國，我國最近30年來之所以取得驚人的成就，得益于全球化，人們公認中國是從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國家。經濟體系的瓦解意味著全球化過程的終結�？梢钥隙�，這將使本來已經相當嚴峻的國內轉型壓力更加嚴重。我們不僅不會建立起一個新的秩序，反而陷于紛爭和混亂。
　　上述兩種錯誤觀點，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被危機激發(fā)出的按捺不住的興奮：終于迎來了我們的時代!面對這種虛火，筆者認為有必要重申鄧小平“不當頭”的思想。我們需要的是推進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對話和戰(zhàn)略合作，通過對話澄清戰(zhàn)略方面存在的模糊區(qū)域，提高戰(zhàn)略能見度，避免因誤解引起的對抗，而不是去追求什么共管世界，更不是追求重建國際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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