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原籍湖南，１９４８年出生于吉林。"文革"中，楊小凱曾因撰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１０年。在獄中，他刻苦自學哲學、數學和英語。１９７８年刑滿出獄，幾經周折，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錄取為實習研究員。后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畢業(yè)后受聘于澳大利亞莫拉什大學，１９９３年當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１９９８年受聘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同時又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工作。著有《 牛鬼蛇神錄》、《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等著作。
　　向繼東：你是經濟學家，不知你是如何看待經濟和政治的？
　　楊小凱：美國有個新政治經濟學派代表、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斯說過：沒有憲政的秩序，政府的行為必然是機會主義的，掌權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不惜犧牲社會利益。這種斂財情況，越是落后貧窮的國家，表現越是赤裸裸，如中美洲的海地。在這些地方，官員貪污、壟斷性地經營許多行業(yè)，都是政府機會主義的行為。所以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問題并不僅僅是經濟本身的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向繼東：在歷史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并不比西方晚，但工業(yè)革命卻沒能在中國發(fā)展起來。你是如何從經濟學角度觀察的？
　　楊小凱：從中國歷史來看，由于多次革命和朝代周期的特點，反對派喜歡利用結社自由來從事推翻政府的活動，所以歷朝皇帝對非官方的結社都極為敏感，因而對自由結社有嚴格的限制。這種傳統(tǒng)也影響到經濟結社（辦企業(yè)）。政府對非官方的企業(yè)也總是擔心會被反對派的地下結社所利用，所以中國對自由企業(yè)的剩余權從來沒有法律保護。因此，中國人雖然商業(yè)本能非同一般，也是最早發(fā)明銀行（錢莊）的民族，卻很少投資工業(yè)企業(yè)，賺了錢只是買地。這是為什么工業(yè)革命不能在中國發(fā)生的一個原因。
　　向繼東：在今天中國的改革中，對私有企業(yè)的保障比之以往已有很大加強。但在"于志安攜資出逃事件"后，有學者提出了私人剩余權問題。你在這方面做過很深的研究，可否談談你的觀點？
　　楊小凱：中國改革到了今天，正視企業(yè)的私人剩余權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很高興政府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今天之所以貪污成風，就是由于企業(yè)剩余權沒有明確定義到私人的結果。我認為，要消滅貪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將企業(yè)的剩余權私有化，將政府壟斷的種種特權廢止。那時任何通過貪污侵犯私人企業(yè)剩余權的行為就會遭到私人老板的強烈抵制，不正之風也就刮不起來了。正如孟德斯鳩所言："所有權是道德神"，當法律不保護私人企業(yè)剩余權時，社會道德是不可能有準則的。
　　我們經常聽到中國傳來的一些故事，某個集體企業(yè)或機構的創(chuàng)辦人好不容易把企業(yè)辦成功，卻被部下與政府部門聯合奪了權。這種侵奪企業(yè)家剩余權的行為造成了企業(yè)領導不敢重用有才能的部下。因為當私人剩余權定義不明確時，能干的部下往往對企業(yè)領導是個威脅。如企業(yè)剩余權是私人的，并受法律保護，則重用人才就不會有被侵權的后顧之憂。不管雇員有多大的本事，拿多高的工資，他也不能不經剩余權市價的買賣變成老板。有的消息還說明，由于剩余權沒有私有化，企業(yè)的合并和合理化都不能通過剩余權的市場買賣實現，所以經濟組織的合理化很難實現。
　　向繼東：私有化在中國還是一個敏感問題。當然也有學者指出，私有化不等于私有制。私有化只是國有資產存量調整的一種措施，而不是指所有制形態(tài)。你能就此談談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嗎？
　　楊小凱：我認為，中國的發(fā)展受兩個大局的影響，一個是各國爭國際實力地位的游戲，決定了中國非走向市場經濟不可，這個大局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第二是各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在過渡中關于試驗方式的競爭。因此，東歐俄國私有化的試驗對中國經濟改革前途會有重大影響。
　　向繼東：東歐和前蘇聯的休克療法和私有化進程，你是如何看待的？
　　楊小凱：東歐私有化試驗花樣百出，確實大開眼界。但總體而言，東歐俄國經濟都乏善可陳，甚至是一塌糊涂。哈佛大學一位教授把西方經濟學的價格理論搬去分析東歐經濟，提出了震蕩療法方案，當時熱鬧一時，但最終證明是一個失敗的建議。因為現代經濟學本身根本無能力回答東歐改革中的問題�，F代經濟學的中心是價格制度和資源分配制度，而東歐改革中的問題是經濟組織演進和體制演進的問題。產權制度的變化是核心，而價格和資源是次要問題，因此用價格理論來回答產權制度改革，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俄國改革方案把價格改革放在產權制度改革之前，對產權制度的演進需要時間積累低估了，這都是造成混亂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當代經濟學中根本沒有成熟的理論來解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人們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并不真正了解。比如，東歐改革中經互會（一個在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協(xié)調計劃、專業(yè)分工和協(xié)作的經濟組織）解體，那些依賴東歐和前蘇聯貿易的企業(yè)頓時失去了市場和原料，當然整個經濟就癱瘓了。
　　向繼東：海外曾有一說，從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似乎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希望，由此認為２１世紀必將是儒家文化的天下。但從去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來看，儒家文化成為２１世紀的主流文化似乎已成泡影了。你是經濟學家，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文化，你認為儒家文化是否已走到盡頭？顧準說，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不能產生民主和科學的。你能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嗎？
　　楊小凱：說哪個文化占優(yōu)勢，恐怕不太妥當。歷史上的進步和成功，都是多種文化交匯的結果。過去英國沒有文官制度，是從中國文化里學去的。歐洲發(fā)展快，就是多種文化并存碰撞的結果。在亞洲中國文化占主流，但總強調一家是危險的。湯因比早就預言過，太平洋由于是東西十幾種文化交匯處，它比地中海十幾種西方文化交匯孕育的當代西方文明的潛力更大。因此我認為，２１世紀太平洋一定會孕育出一個超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模仿也是一種文化，落后國家模仿先進國家是一種進步。蘇聯不是也模仿資本主義嗎？中國近年來出臺的《破產法》、《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房地產法》、《證券法》等法律也都是模仿的結果。但模仿的同時必須有創(chuàng)新，不創(chuàng)新必然失敗，蘇聯就是一個例子。
　　向繼東：已有專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最嚴重的。你對此是否持相同看法？從目前跡象觀察，亞洲的金融危機還在繼續(xù)。你認為它最終對中國會形成多大程度的影響？這次危機是否會引起類似３０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機？
　　楊小凱：對于目前亞洲的金融危機，我的看法是樂觀的。總的來看，這次危機是發(fā)展成功的后果，不是失敗的后果。因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工業(yè)化的成功，彼此產生了作用和影響。日本和韓國危機的根源是經濟還很不自由化，如韓國政府壟斷了許多行業(yè)，造成了嚴重后果。它是儒家式的資本主義，還可以走后門，貸款還可以不還，政府干預太多�？磥眄n國是失敗了，學不得。海外有的學者還提出這樣一種看法，新加坡是專制下的畸形發(fā)展，也學不得。臺灣就不一樣，這次雖受了點影響，但比韓國好多了。所以我主張：如果中國大陸想從亞洲"四小龍"身上借鑒經驗，應該學香港和臺灣，不能學新加坡和韓國。
　　至于此次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乃至對全球的影響，因為我還沒有作過專門研究，不做結論。危機還在繼續(xù)，看不到即將結束的跡象。中國現在最頭痛的問題就是人民幣貶不貶值的問題。不貶值，有好處也有不利。好處是可以穩(wěn)定亞洲經濟，穩(wěn)住大局；不利是出口下降、旅游業(yè)不景氣等。我認為，中國今年以來多次采取降息、降貸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稅、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等，目的就是為了刺激國內經濟增長，以彌補人民幣不貶值帶來的損失。
　　向繼東：有一種說法，學術是不能逃離政治的。你在西方做中國問題研究，在你的中國問題著作中，你是否傾注了對中國現代化的急切呼喚？
　　楊小凱：我１７歲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坐過牢，現在對政治依然熱情不減，不過現在理性多于感性了。如果說我的某個觀點過了臨界點，那是因為我想從學術需要去探究問題�！酰ň庉嫞簭埩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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