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族傳統(tǒng)中，有不少人因子而貴，這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也不例外。其中，舊西藏的大貴族――堯西公便是如此。堯阿――即指誕生了大活佛的家族，堯兩公往往指大活佛的父親。他們往往因為兒子身份的改變而從卑微之輩一躍成為西藏的顯貴。
　　在民國年間，青海塔爾寺東面有一個地方叫祁家川，七百多年來，眾多民族在這一帶往來遷徙，這里漸漸成為藏、漢、回等民族混居的地區(qū)。在這個地方，分布著幾個小小的村落，其中一個叫當采村。村里有個名叫祁吉才仁的普通農民，他擁有屬于自己的一小塊土地，田地里主要種青稞、蕎麥和馬鈴薯。由于青海雨水不多，天氣干燥，所以他們一家基本是靠天吃飯，生活過得比較艱辛。
　　作為副業(yè)，祁吉才仁喜歡與其他牧人交換谷物或綿羊，或者去最近的城市西寧從事一些小商品交易活動。當時，從家鄉(xiāng)到西寧，他騎馬三個鐘頭就能到達。他把當季收成盈余的農牧產品交換成茶、糖、棉布，有時還會帶回一匹新馬。這個中等身材、急性子的人，有一次被第五子拉木登珠扯了胡子，結果，拉術髓珠飽受老拳之苦。據(jù)說，在拉木登珠出生前，祁吉才仁莫明其妙地病了好幾個星期，恐怕性命不保，但在拉木登珠出生的當天，他“突然毫無來由地逐漸康復”。其實，這是祁吉才仁欣喜之余，由于精神的愉悅而忘記了身體的病痛而已。也就是這個第五子――拉木登珠不久被意外地認定為十四世達賴喇嘛。
　　1940年前后，祁吉才仁跟隨已經成為達賴喇嘛靈童的兒子，首次來到了藏區(qū)的中心――拉薩城，而且被封為堯西公――西藏等級最高的貴族，從此，他有了大批的農奴和數(shù)座規(guī)模龐大的莊園。無論走在拉薩城的哪個角落，所有人都向他俯首參拜，并尊稱他為“佛公”。然而，從本質上來說，這位“佛公”雖然是藏人，但無論從飲食、語言還是文化認同上，都明顯接近于漢族。
　　這位說漢話的“佛公”，從農民家庭一步進入西藏的最上流社會，所以對于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貴族官人從來不給正眼。他心直口快，鄉(xiāng)土觀念極重，一旦遇到看不慣的事情，他的口頭禪是青海漢話“媽媽的”，類似的國罵幾乎是張口就來。他還經常在拉薩貴族圈子里發(fā)牢騷說：“我是中央來的，這里待我不好時，我就回中央去�！薄扳龉�”盡管粗俗，卻真心傾向中央。在西藏地方政府里，惟一與他交好的是前任攝政熱振活佛，因為當年是熱振將他從青海接來的。
　　“佛公”不太會說拉薩藏語，國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主任秘書陳錫璋回憶說，“佛公”連藏語都說不好，很少與當?shù)厝私涣�，所以難以融入當?shù)厝ψ樱�自從到達拉薩后，他對漢人特別親近，經常去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找漢族官員沈宗濂聊天交往，久而久之，他對漢人頗為親近，肯說實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的代表團在拉薩拜見達賴父母時，達賴父親身著漢裝，長袍馬褂，以漢地“饅頭”招待代表團，并頻頻表示“藏糌粑吃不下”，勸代表團多吃饅頭，意在親漢。
　　然而，“佛公”屬于一夜暴富，成了西藏大貴族后，仍然不免貪愛小利，得意忘形，這些做法為西藏噶廈政府所排斥，因此他在拉薩的貴族圈中非常孤立。就連達賴喇嘛也受左右的影響，對自己父親漸生不滿。1941年4月，西藏噶廈封給這位“佛公”兩處莊園和從一處沒收的房子，然而，他對這些住宅和莊園頗為不滿，說從青海來拉薩時，西藏噶廈給他承諾的比這要多得多。后來，西藏噶廈又把沒收的貴族土登貢培的房子封給他，他還是不滿。于是，西藏地方政府只好封授給他位于拉薩江色夏的一大片空地，修建了住宅，又另外撥給他三處莊園。另外，祁吉才仁到拉薩后還學會了西藏貴族們逃避差稅的辦法，遭到噶廈官員的嫉恨。更有甚者，他還學習西藏其他貴族領主，在自己的莊園內私設公堂判案。日積月累，“佛公”與西藏噶廈的矛盾越來越大。
　　1942年秋天的一件事，更是激化了“佛公”與西藏噶廈的矛盾。這一天，拉薩近郊培藏村的幾名村民去錯那宗賣鹽，路上遇到了“佛公”的莊園管家，管家想買他們的鹽，他們不肯。于是管家將這件事告訴了“佛公”，他為此把當?shù)氐拇彘L抓了起來。由于當?shù)厥钦馨鏊吕噬�林扎倉堪布的領地，朗色林扎倉堪布聽說此事后釋放了那名村長，并將之送到哲蚌寺保護起來，并責問“佛公”�！胺鸸�”認為這是對他的羞辱，為此對這位堪布破口大罵，并用手槍對著他進行威脅。
　　在西藏，敢用槍指著僧人是極為罕見的，三大寺的僧人們都感到非常氣憤。1942年11月，新任攝政達札活佛命令西藏地方政府官員會議討論這一問題。在會議上，三大寺僧人們群情激昂。最后，大會提交了一份決定，達札批準這項決定，并下令在拉薩和各個宗公布。決定寫道：“自達賴喇嘛父親進藏，已為其衣食花去10萬多秤藏銀。此外，噶廈授予其每年可收兩萬藏斗青稞的莊園。雖然已獲以上財物領地，這位‘佛公’還從窮苦商人處強行勒索畜草、谷物、酥油、鹽、柴和牛糞，只付少量金錢。他還未經請示噶廈同意，擅自懲罰小有過失的人……更有甚者，他還指使自己莊園農奴抗拒噶廈所派差役。特此通告全藏，今后達賴喇嘛父親必須如其他堯西行事。一旦其任何一個仆人違法犯罪，如果噶廈不設法采取措施審理達賴喇嘛父親的案子，官員會議將直接審理。上述布告已經官員會議通過并加具噶廈印章�！辈几嬉还�布，立即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員中引起了震動，祁吉才仁受到沉重打擊，達札的威信樹了起來。
　　1946年，祁吉才仁突然生病死亡。他的死始終是一個謎，連達賴本人也很少提起他的死因。實際上，后來風光八面的達賴，當時在統(tǒng)治集團政治斗爭中連自己父親都保護不了，這給他的人生留下了無比遺憾。
　　關于“佛公”祁吉才仁突然死亡，從陳錫璋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一些疑點。陳錫璋突然聽說，“佛公”病故，便前往吊唁。達賴的家人說：“忽然得了急病，醫(yī)治無效而亡�！标愬a璋回憶說，關于此事，達糊家人好像是“諱莫如深”。他說，“佛公”50多歲，身體壯健，很少病痛。他傾心中央，懷念熱振，不滿達札，心直口快，藏語也說不好，又不善交際，也無政治眼光和手腕，對于一班當權貴族，很少聯(lián)系，耳目不靈，陷于孤立，深中達札攝政之忌。拉薩傳說“佛公”偶有小疾，攝政達札的大管家送來一劑湯藥，他服后就死了。而達賴的母親處在惡勢力之下，為保持達賴和全家的安全，是否忍痛在心，一時無人能夠斷定。畢生研究西藏的牙含章先生說：“與熱振關系密切的十四世達賴的父親祁吉才仁也被親帝分裂勢力毒死�！�
　　依西藏風俗，“佛公”的尸體被肢解、剁碎、拋撤，做了天葬。達賴一家人逐漸走向分裂祖國的流亡之路，這與達賴家庭的變故是有一定關系的。達賴喇嘛來到西藏后，與父親的見面機會很少，而西藏噶廈則在英國勢力的陰影籠罩之下。達賴的老師――貪戀權勢、想靠英美勢力謀求獨立的攝政達札，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權，作為達賴的經師，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達賴。而達賴喇嘛卻沒有受到愛國的“佛公”教誨，再加上達賴本人生性頑劣，與父親關系也不親密，最終在西藏貴族們的誘導下，走上了分裂祖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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