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寬簡歷 　　1937年10月7日生于越南河西省,京族｡ 　　1955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984年起歷任外交部經(jīng)濟合作司副司長､司長､部長助理｡1990年任外交部副部長｡2000年出任貿(mào)易部長｡2001年越共九大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2002年7月出任政府副總理,主管外交､外貿(mào)工作及邊界和海島問題｡同年8月,越政府成立越中陸地邊界勘界指導委員會,武寬任主任｡武寬系越共七､八､九屆中央委員｡2006年4月在越共十大上退居二線,6月卸任副總理,7月被任命為政府總理特別代表,協(xié)助處理對外事務｡
　　武寬任副外長期間,曾多次來華進行政府級邊界談判暨外交磋商｡2002年6月,武寬訪問云南并出席在昆明舉行的貿(mào)易投資洽談會,11月來華出席桂林博鰲亞洲旅游論壇｡2003年4月陪農(nóng)德孟總書記訪華,11月應邀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2004年來華出席亞洲政黨會議｡
　　
　　應唐家璇國務委員邀請,越南政府總理特別代表武寬(前副總理)一行于2007年8月20日～31日訪華｡訪問期間,唐家璇國務委員會見并宴請｡除北京外,武寬還訪問了廣西､上海､浙江和江蘇｡本文是他訪華后的一些感受｡
　　
　　對于我們的鄰居中國,可以說每個越南人都十分熟悉,不過,她正經(jīng)歷著巨變,每天每刻都在變化,因此人們?nèi)匀豢梢园l(fā)現(xiàn)許多新鮮事物,即便是對于我這樣一個曾經(jīng)在中國學習過､后來又數(shù)十次到訪過中國的人來說也不例外｡
　　
　　
　　神奇的變化
　　
　　我這次重返中國選擇了53年前第一次到中國時走過的路線,從廣西的南寧到上海,再經(jīng)南京抵北京｡我有意全程乘坐火車以便沿途觀察｡選擇這樣的行程安排和交通工具有助于我將記憶中的印象與今天中國的面貌相對比｡經(jīng)過上千公里的行程,這個我自認為非常了解的國家發(fā)生的種種神奇變化令我驚訝無比｡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正在一派振興的景象中崛起｡
　　在其他國家都期盼經(jīng)濟能夠增長,即便是一､兩個甚至零點五個百分點也十分珍貴的時候,只有中國在想盡辦法控制飛一樣的增長速度｡盡管如此,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仍然增長了11.5%!
　　在零公里處與邊防的同志告別后剛走出幾步,我就被爬滿苔蘚的友誼關(guān)旁新聳立的雄偉建筑震驚了,更震驚的是,我坐的車能以上百公里的時速飛馳在憑祥至南寧寬闊的高速公路上｡目前,連廣西這樣的“貧困”省都已經(jīng)擁有了長約2000公里､可以輻射全境的高速公路,并與全國高速公路網(wǎng)相連,有的甚至通向東南亞各國｡記得1951年第一次去中國,我們要走過滿是石子的崎嶇山路,然后再坐一整天的車才能抵達南寧｡即使1991年時去南寧也要四､五個小時,而今天只用不到兩個小時!廣西尚且如此,更別說我這次去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了｡那里的高速公路網(wǎng)絡密密麻麻,路面更加寬闊,僅北京就有六條環(huán)線,總長達數(shù)百公里｡而全國像這樣的現(xiàn)代交通路網(wǎng)總長超過四萬公里,僅次于美國!坐在車上,我期望我國也能早日擁有這樣連接全國的高速公路,不會被其他道路隔斷,沒有緊靠公路的房屋,沒有人翻越隔離帶,路上沒有牛群｡
　　當我乘坐火車時,記起1954年從南寧經(jīng)南京､上海到北京要近五天時間,后來速度有所加快,但也要兩､三天｡今天還是那條路,卻只要一天多時間｡中國的鐵路寬1.4米,目前全部是電氣化的復線鐵路,火車速度日益加快,平均時速達到120至140公里｡我們從上海至南京乘坐的高速列車名叫“和諧號”(“和諧”是當前中國的一項大政方針),車內(nèi)設施如同飛機頭等艙,時速200公里,與法國和日本的高速列車相差無幾,是日本技術(shù)､中國制造｡不用說,上海､南京､北京的火車站都很龐大､雄偉,就像長城或大型空港一樣｡值得一提的是“鐵路文化”,以前乘坐中國的火車,乘務員給人的印象是勤快､周到,不停地擦拭､整理,根據(jù)乘客的要求提供周到服務｡今天這一文化仍然保留著,但有一個與以前大不相同的現(xiàn)象是,如今所有的火車站臺,無論大小都很干凈,旅客通道秩序井然｡鐵路路基上的碎石很平整,沒有野草覆蓋路面,而且在一些路段兩旁還有鐵絲網(wǎng)或者混凝土遮擋｡
　　
　　規(guī)劃整齊
　　
　　2002年,中國朋友曾帶我到南寧邕江大橋,并指著江對岸一片開闊的荒地說,那里將建設一座現(xiàn)代化的新城市｡說實話,那時我不大相信,但在五年后的今天,一座巨大的新城已經(jīng)拔地而起,高聳的建筑､廣場和飯店被夜晚的燈光裝點得五光十色,已成為大型商貿(mào)和展覽中心｡難怪廣西人驕傲地把這里當做南寧的“浦東”,稱它為上海浦東的微縮版｡南寧正逐步變成一個面向東南亞的中心和窗口｡
　　上海､北京､南京這樣的大都市比南寧更大､更繁華｡大片的老街區(qū)被拆除,代之以規(guī)劃整齊的現(xiàn)代化建筑,而不是將土地劃成小塊建成狹長的房屋,也沒有隨意擴建或者居民房屋雜亂交錯的現(xiàn)象｡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的農(nóng)村城市化也已達到很高的程度｡
　　
　　中國是一個具有建設宏偉工程傳統(tǒng)的大國,例如萬里長城和建于13世紀､擁有9999間房屋的故宮等｡今天這一傳統(tǒng)仍在延續(xù),在中國遇到最多的字也許就是“大”字,大路､大樓､大橋､大酒店､大禮堂,等等｡最值得也是我們最有可能學習的是規(guī)劃和落實規(guī)劃與保護､建設自然景觀并行不悖｡不論是已經(jīng)城市化的農(nóng)村或是小城市憑祥,還是擁有60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南京及擁有近20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上海､北京,處處都體現(xiàn)出具有“跨世紀”眼光的整齊規(guī)劃｡這些規(guī)劃不僅停留在紙上,而且落到實處｡不僅規(guī)劃道路､房屋､公園等,甚至照明都有規(guī)劃｡夜晚哪棟樓房用什么顏色及用什么形狀的光束照明,都整齊劃一｡高速公路兩旁的草木也仔細挑選過｡從上海至浙江200多公里的路上,有一段路旁密密麻麻地栽種了數(shù)十公里長的夾竹桃,有的紅,有的黃,有的白,有的路段栽種的是楊柳,有的路段則是筆直排列的竹林……
　　為了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中國大膽與國外合作,與德國合作規(guī)劃北京城建,與英國合作建設年客流量達六､七千萬人次的北京新機場,與法國合作建設國家大劇院,與瑞士合作建設奧運會場館,與澳大利亞合作建設水上運動場……
　　以前中國人有不太講衛(wèi)生的名聲,今天完全變了,處處一塵不染｡街上沒有成堆的垃圾,也沒有隨地亂扔的垃圾袋,人行道上也沒有小店｡北京的故宮､頤和園､天壇,南京的中山陵､明孝陵,上海的豫園,南寧的青秀山等名勝古跡“車馬云集,人流如織”,卻干凈､漂亮,名副其實｡做到這一切有兩個秘訣:首先是民眾意識的提高,沒有人隨地扔垃圾｡惟一一次在頤和園看到地上有廢紙,還被一位小朋友撿起來放到垃圾桶里,他也因此得到了長輩的夸獎｡其次是管理,在馬路上､公園里､各個景點､車站甚至高速路上,都有穿著橘黃色外套的清潔工及時打掃｡到處都有公共廁所,打掃得干干凈凈｡
　　在這次游覽中,我還特別留意了中國的旅游開發(fā)方式｡中國有許多世界文化遺產(chǎn),僅北京就有六處之多,但奇怪的是,導游小姐從不夸耀哪些景觀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中國在保護､修繕這些無比寶貴的景觀但又不失其傳統(tǒng)美的同時,還開發(fā)出無數(shù)有吸引力的旅游產(chǎn)品｡
　　在浙江烏鎮(zhèn),他們把龐大古鎮(zhèn)上的全部居民轉(zhuǎn)移到其他地方,把古鎮(zhèn)修建成一個奇妙的旅游勝地,精心修繕過的古老建筑與數(shù)百年前開鑿的京杭運河相互輝映｡在上海豫園,他們把老街道變成了繁華的商業(yè)區(qū),中外游客摩肩接踵｡在南京閱江樓,他們在俯瞰長江大橋的山上建起一座巍峨的樓臺,實現(xiàn)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夙愿”｡在各個旅游景點都沒有拉客和遍地商販的現(xiàn)象,導游都很專業(yè)､自信,對景點的任何疑問都能解答｡
　　
　　中國的“魔杖”
　　
　　雖然我到訪的幾個省市不能代表全中國,短短數(shù)日的長途旅行也是走馬觀花,并沒有深入了解,但耳聞目睹與過去的記憶相比,感受最深的是一個嶄新的中國出現(xiàn)了,她不僅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相去甚遠,即使與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相比也完全不同了｡
　　一路上,我的頭腦中始終縈繞一個問題:還是這片土地,還是這些人們,是什么“魔杖”幫助中國發(fā)生了令人炫目的變化?記得上世紀50年代末,中國曾轟轟烈烈地進行“大躍進”運動,目的是超英趕美｡那時經(jīng)過中國,看到的是土法鍋爐火焰沖天,人們以“愚公移山”的氣勢大煉鋼鐵｡結(jié)果是令人痛心的,經(jīng)濟深陷危機｡60年代末經(jīng)過中國,聽到的是鑼鼓喧天,穿著綠色制服的人群為“文化大革命”高呼,一場造反運動使中國落入幾無出路的境地｡70年代末,一股改革開放的春風吹起了新的面貌,僅僅只有20多年的時間中國就變成了“世界工廠”,國民生產(chǎn)總值上升至世界第四位,超過了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緊隨德國之后,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出口額世界第三｡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只要廢除唯意志論､正確認識并依照客觀規(guī)律辦事､激發(fā)民眾的創(chuàng)新精神,就可以排山倒海,恢復18世紀世界經(jīng)濟強國的地位,而這一地位在19世紀初喪失了｡
　　我們常常提到越南經(jīng)濟大大滯后于其他國家,那時想到的往往是“亞洲小龍”､“亞洲小虎”｡其實,我們首先應該想到的是正日益滯后于中國――一個起點并不比我們高很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并不比我們早很多的國家｡當然,中國的發(fā)展不光有順利的一面,中國朋友自己也看到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中國順與不順兩方面的發(fā)展經(jīng)驗都值得研究,因為我們與中國有無數(shù)的共同點｡
　　(注:此文原刊登在越南《勞動報》
　　2007年9月28日第2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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