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德國為什么能懺悔？》一文發(fā)表后，有些讀者來信提出質疑。其中上海蔡鈺先生（見本刊第１２期）和西安戴問天先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對他們的關注表示謝意的同時，筆者就其中一些問題做出答復。
　　蔡先生認為，二戰(zhàn)后聯邦德國徹底反思納粹歷史的主要原因在于戰(zhàn)勝國在紐倫堡對納粹戰(zhàn)犯進行了審判。但是，對日本的戰(zhàn)犯，戰(zhàn)勝國在東京也舉行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主要戰(zhàn)犯也被判以死刑。為什么東京大審判后的日本社會卻沒有像德國那樣能夠徹底反思呢？可見，蔡先生對紐倫堡審判作用的估計可能過高了。紐倫堡審判是有一定作用，但在德國民眾中也引發(fā)了不滿情緒。到１９５１年６月，當最后一批納粹罪犯被處死的時候，德方提出了強烈抗議。而且，西方戰(zhàn)勝國在其占領區(qū)實行的“非納粹化運動”因冷戰(zhàn)原因都半途而廢了。納粹高級將領被提前釋放，成為西德重建軍隊的骨干力量。
　　從來信可以看出，戴先生對各國歷史具有相當廣泛的了解與思考，但他的推理與結論還有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戴先生不認同筆者認為一戰(zhàn)以后德國右翼勢力比當今日本右翼勢力還要強大的觀點。更確切地講，是不認同筆者認為一戰(zhàn)以后德國右翼勢力很強大的觀點，提出了有關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在國會大選中的票數為證。這些數字表明，兩黨大選成就相加始終都超過納粹黨。但是，一戰(zhàn)后德國右翼不僅是納粹黨，還有德意志人民黨與德意志民族人民黨。希特勒是以納粹黨與德意志民族人民黨組成的右翼聯盟的方式上臺的，兩黨在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６日的大選中共獲得了４１．４％的選票（納粹黨３３．１％，德意志民族人民黨８．３％），而獲得１１．９％選票的中央黨也表示會做出間接或直接的支持。這樣，右翼聯盟在國會中就享有５３．３％的絕對多數，遠遠超過了兩個左翼政黨的３７．３％。
　　而且，政黨在國會選舉中的成績不是衡量其政治力量的惟一標志。在魏瑪共和國的軍隊、國家機關、司法部門中，原帝國時代的精英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１９２５年春，原帝國元帥、保守勢力的象征興登堡當選為總統(tǒng)，這可以說是德國右翼勢力開始重新主宰德國政局的一個重要標志。與此同時，德國資產階級政黨也開始右傾化。他們試圖利用魏瑪憲法時期的總統(tǒng)與國會二元制，通過興登堡來制約國會以及左翼政黨的政治影響。１９３０年，在經濟大危機的影響下，社會民主黨主持的大聯盟政府瓦解，興登堡實行了總統(tǒng)內閣制，將社會民主黨擠出政府�？偟膩碚f，魏瑪德國的歷史，是一部德國右翼勢力逐漸復蘇并壓倒左翼，推翻１９１８年革命成果的歷史，而希特勒上臺則是這一過程的最終一站。
　　其次，戴先生不同意我對阿登納政府“相當保守”、對納粹歷史“睜一眼閉一眼”的評價。不錯，阿登納是受過納粹的迫害，但是將他與勃蘭特一起稱為“反法西斯戰(zhàn)士”，這不太恰當。阿登納確實主張與西方戰(zhàn)勝國及以色列和解，并向猶太人做出賠償。但他對納粹歷史確實是“睜一眼閉一眼”。而且，冷戰(zhàn)開始后，在西德的“非納粹化運動”半途而廢。許多納粹高官被提前釋放，并得到重用。阿登納本人還到監(jiān)獄探望被監(jiān)禁的納粹高級將領，并邀請曼施坦因（納粹德國陸軍元帥）到總理府座談。其總理府國務秘書戈羅布克曾經是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納粹德國奉行種族清洗政策的法律基礎，１９３５年由希特勒簽署）的起草人與解釋者。針對左翼對前納粹分子的清查要求，阿登納曾不耐煩地說：“別再到處嗅聞納粹的味道啦！”戴先生問，如果沒有對納粹歷史的徹底反思，西德能走上一條“全新的建國道路”嗎？如果“全新的建國道路”是指走上民主道路的話，那么西德初期歷史的回答很簡單：能的。
　　再次，戴先生認為筆者關于西德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學生運動的矛頭“直指納粹歷史及其在西德的殘余勢力”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受篇幅所限，筆者無法在此進行一一詳解。但戴先生對西德學生運動對反思納粹歷史的推動作用的質疑，或許與他覺得這些大學生實際上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洋紅衛(wèi)兵”的感受有關。對“洋紅衛(wèi)兵”的某些極左傾向可以有反感，但不必因此否定其對清洗納粹歷史的作用。
　　應該說，對于二戰(zhàn)后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過程，國內輿論界了解得還不很全面，一般只知道１９７０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謝罪的一幕，因此很容易傾向于得出過于簡單化的結論：二戰(zhàn)后德國徹底反思了。另外，出于與日本右翼論戰(zhàn)的需求，國人會把德國反思歷史的形象絕對化，以襯托出日本右翼的頑固不化。筆者認為，德日之間歷史態(tài)度的明顯差距是肯定存在的。在《德國為什么能懺悔》一文中，筆者就這種明顯差別的原因做出了探討。但筆者也覺得，不應該將這種差別絕對化，將德國描寫得潔白無瑕，把日本刻畫得一片漆黑。就德國而言，筆者在前文中已經提到，其初期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不夠徹底，而在７０年代以后也有過反復。
　　二戰(zhàn)后聯邦德國確實對納粹歷史做出了徹底的反省，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這種反思是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的，而且這一過程還在繼續(xù)，還沒有結束。應該說，充分了解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一波三折，不但不會減少，而只會增加我們對德國人，特別是對那些對反思納粹歷史做出杰出貢獻的德國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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