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腐敗分子是坐牢一陣子，富裕一輩子。出來之后，仍然是個富翁。這種現象有失公正。也許，罰金刑會消除這一怪狀。 　　 　　有效遏止腐敗，必須切實加大腐敗成本。但是在加大腐敗犯罪風險和成本的具體途徑和措施上，世界各國各有側重點。過去，我國比較重視的是主刑和“沒收財產”這一附加刑，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則比較側重從嚴運用罰金刑。
　　根據近年來的反腐實踐，使搞腐敗的人經濟上傾家蕩產、政治上身敗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的治腐思路已然成型，因此，現今我國對罰金刑在懲治腐敗犯罪中重要作用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
　　
　　為什么不能罰他個“傾家蕩產”？
　　
　　我國刑法第34條第一款第一項把“罰金”作為附加刑進行了明確規(guī)定。第52條進一步規(guī)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jié)決定罰金數額”。但總的來看，對罰金刑的具體運用還很不夠。
　　一直以來，我國懲處腐敗犯罪，大都是判處主刑和沒收其非法所得財產，而判處罰金尤其是重罰金的案例卻比較少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為我國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大部分公民并不擁有巨額私有財產，尤其是我國官員主要是靠工薪養(yǎng)家糊口，因而官員們除生活性資料（資金）外不可能擁有合法的巨額私人生產經營性財產，腐敗官員利用非法手段（腐敗行為）獲得的收入往往大大高于其合法的收入積累。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大都有自己的私家產業(yè)，擔任公職的薪水收入在其私人財產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利用腐敗犯罪獲得的收入，往往只是其私人財產的一小部分。因此，西方國家對腐敗官員的懲處，除沒收非法所得外，往往還處以較重的罰金，腐敗官員也有這方面的經濟承受能力。而在我國對腐敗官員判處沒收非法所得財產的附加刑，也就等于收繳了他的全部家當，再判罰金刑，實際上已無東西可罰。
　　但現實形勢已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腐敗犯罪分子的作案金額越來越大，動輒上千萬元，甚至數億元，而且對非法所得財產的轉移、隱匿的手法和方式也越來越隱蔽。有的案件查到最后，被查實的金額僅僅是其全部灰色收入及違法收入中的極少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是停留在傳統(tǒng)觀念因循守舊，僅僅是被動地判處沒收其所查實的非法財產的話，很可能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導致的直接后果是，腐敗犯罪行為在經濟上的成本很低，腐敗分子刑滿釋放后，仍然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富翁；即使判處極刑，也給家人留下了終身享用不盡的財富。這樣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已不鮮見。對此，加大罰金附加刑的運用力度、從嚴執(zhí)行刑法中有關罰金附加刑的條款應當是優(yōu)先考慮的對策措施之一。
　　
　　運用罰金刑難在哪里？
　　
　　現在有這樣一種觀點：對于腐敗分子，我們要讓其傾家蕩產，但不可以家破人亡。我個人非常贊同這個觀點，開展反腐敗斗爭的目的是遏止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并盡可能挽回已經發(fā)生的經濟損失，而不是要取腐敗分子個人的性命，從嚴運用罰金刑正是達到這一目的的主要司法手段。
　　加大罰金刑的運用力度，以增大腐敗犯罪的風險和成本，說起來容易，但要真正在司法上得到落實則非常之難。
　　難點之一是司法觀念難以轉變。因為在對已經查實的腐敗官員的非法所得依法沒收以后，已無多少財產可罰，再判“罰金”的話，只能是針對腐敗人所轉移和隱匿的但未經查實的非法所得，也就是說罰金刑所針對的是腐敗貪官表面上所無法承受的未知數。這在司法界來說，要形成共識是很困難的。
　　難點之二是給辦案人員查案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實踐中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將腐敗分子有據可查的現金、存折全部收繳后，明知其在權錢交易中，讓行賄方直接把巨額賄款寄給其在國外留學的子女，但因本人充“咬牙虎”，堅決不交待，而辦案條件和手段有限，出國取證難度很大，查案工作在國內只能到此結束。這就容易造成腐敗分子刑滿釋放后投奔國外子女，利用巨額非法所得享受余生。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的罰金刑就很難體現公正。所以，怎樣盡量將腐敗分子的違法所得查實查透，也是一件難度很大的事情。
　　難點之三是罰金數額難以決定。刑法第52條只規(guī)定罰金的判處要視犯罪情節(jié)決定，而并沒有具體的定量規(guī)定。就我國的腐敗官員而言，罰金附加刑所針對的是未經查實的非法所得，并且從表面上看，犯案者并無現實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說，在罰金的判處上，既缺乏具體的法律規(guī)定，又缺乏犯案者實際承受能力的參照。在這種情況下，要合理判決罰金的具體數額是非常之困難的。
　　難點之四是判處以后難以執(zhí)行。在已查實的非法財產被沒收后，腐敗官員用以支付罰金的表面經濟能力僅僅是其工薪收入的積累金額及房產、家具等，工薪積累最多只不過30~50萬元，加上房產等折價，最多也只不過100余萬元。而其腐敗犯罪金額往往是數百萬元、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就是罰其犯罪金額的相當數都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天文數字，如果按照西方國家的案例，罰其犯罪金額的數倍，那就更是一張空頭支票。如何執(zhí)行這樣的判決，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
　　
　　從嚴實行罰金刑是“終端治腐”
　　
　　中國有句俗話：“車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們真正把罰金刑的運用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那么，再大的困難也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
　　首先是認識問題。盡管形成共識需要一個過程，但是這并不妨礙罰金刑的運用，因為罰金刑是現行刑法的明確規(guī)定，把其運用于司法審判中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理解的也要無條件執(zhí)行。
　　其次是罰金數額的確定問題。如果刑法能夠作出具體性定量規(guī)定更好，如果不作具體規(guī)定，現行條文也可以運用。但有一點必須強調，就是罰金的判處必須從嚴，而不能象征性地走過場。如果過分地考慮表面承受能力而判得不痛不癢，那就失去了運用該刑的實際意義。因此，有必要對罰金的底線（與犯罪金額的最低比例）作出明確規(guī)定。
　　再者是判決的執(zhí)行問題。這需要針對我國的特色，運用創(chuàng)造性的措施才能解決。主要是要在執(zhí)行期限上想辦法，我們可以借用“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樣的判決方法，甚至可以借用西方國家判處有期徒刑的期限大大超過其有生年限（如一百年、三百年等）這樣的判決方法。具體地說，就是對腐敗犯罪分子的罰金判決，在判決罰金數額的同時，還應判決執(zhí)行的有效期限，如無限期追繳、終生追繳或者在多少年之內追繳。在具體執(zhí)行中，可以先將其有支付能力的那一部分追繳，剩余的部分待有機會再逐步追繳。
　　這樣的判決保留了司法機關長期追繳罰金的權力。腐敗犯罪者及其家人，無論將其非法所得轉移和隱藏得多么巧妙，總有一天要拿出來用，完全可能被司法機關追繳。這一招，可以叫做“終端治腐”，即讓腐敗犯罪所獲取的非法所得無法實際享用，最后變成一個毫無實際意義的數字而已。有這樣一件事情，沈陽市一個人偷了造幣廠里的金條，當時沒有破案。十幾年以后，犯罪人認為偷金條的目的就是為了享用，自己大半輩子過去了，金條除了給自己帶來提心吊膽的生活，沒有半點好處，于是就自己切割一塊到銀行去兌換現金。而金條的特殊含量終于使十幾年前的大案告破，犯罪分子最終沒有逃脫法律的制裁。如果我們的司法機關能夠做到這一點，建立對腐敗分子終生跟蹤追繳的長效機制，那么，腐敗分子在作案時就會有所考慮，腐敗不但使自己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自己和家人也不會享受到任何一點成果，這樣究竟值不值得。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市場經濟社會，利益上的鉗制給人造成的心理平衡和比較，比枯燥的思想教育作用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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