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劍將軍”張愛萍 　　 　　張愛萍，四川省達縣人，1929年參加革命。在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屢建功勛。建國后，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委主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張愛萍原名張端緒，早年他離開家鄉(xiāng)赴上海尋找共產黨，為了堅定革命信心，決定為自己改個名字。他首先想到了：“萍”字，萍為一浮萍，漂泊不定；一為青萍，即寶劍，斬殺不平。由此，他改名為愛萍，決心不懼風浪大，掌劍走天涯。有趣的是，張愛萍后來擔任國防科委的領導工作，成了執(zhí)掌“兩彈一星”的“神劍將軍”。（摘自《中國將帥名錄》，李德義于汝波/文）
　　
　　毛澤東周恩來為陳毅改悼詞
　　
　　陳毅逝世后，圍繞對他的評價問題展開了一場斗爭。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為代表的一伙，在陳毅追悼會規(guī)格問題上硬要壓低標準，對陳毅的悼詞也大做手腳，在那份不足600字的悼詞中，硬要塞進“有功有過”幾個字。
　　周恩來為改掉陳毅悼詞中“有功有過”的提法煞費苦心。他無力抗拒江青一伙定下的調子，只能委曲求全地爭取多改一點，該好一點。于是提筆加上了一段話：“陳毅功大于過，特別是皖南事變前后，他堅決執(zhí)行毛澤東關于新四軍應渡江深入敵后作戰(zhàn)以求發(fā)展的指示，在鞏固和擴大新四軍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在送審時，他特地附信強調：“陳毅同志是國內國際有影響的人，我增改的一長句，對黨內有需要�！�
　　但使周恩來感到莫大安慰的是，毛澤東了解陳毅，他不贊成對陳毅作有功有過的評價。毛澤東在審閱這份悼詞時，提筆劃掉了與功過有關的這段文字，并寫下批語：“功過的評價，不宜在追悼會上作�！保ㄕ�自《共和國元帥：陳毅的非常之路》，羅英才/文）
　　
　　劉少奇的三頂“帽子”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加害劉少奇，置其于死地，給他羅列了“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那么，這幾個罪名是怎么由來的呢？
　　“叛徒”的由來：1925年11月，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偣�會負責人的劉少奇因病回湖南養(yǎng)病，12月16日，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中華全國總工會、各地工會紛紛通電譴責湖南省長、軍閥趙恒惕，要求釋放劉少奇。1926年1月16日，趙恒惕不得不將劉少奇釋放，2月19日，劉少奇到了廣州。就這么一件事，竟被說成是劉少奇叛變出獄，再奉趙恒惕的密令到廣州的！
　　“內奸”的由來：1927年4月3日，駐漢口日本水兵屠殺中國民眾、劉少奇代表工會參與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于談判斗爭，這事則被誣陷為“為日寇保鏢”；6月，武漢汪精衛(wèi)政府叛變，黨中央為保存實力，決定自動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劉少奇曾代表工會去執(zhí)行此事，這也被歪曲為“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
　　“工賊”的由來：1929年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時，在領導奉天紗廠工人斗爭中，曾與省委組織部長孟用潛在工廠門外被廠衛(wèi)隊懷疑而扣押，在審訊期間，兩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終被釋放。專案組將時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全國工商聯(lián)副主任的孟用潛及東北軍將領劉多荃關押逼供、采用歪曲手段，又給劉少奇戴上一定“工賊”的帽子。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最大冤案，就這樣形成了。（摘自《悼亡詩里說風云》，陳賢慶/文）
　　
　　新中國“22大明星”
　　
　　1961年6月，周恩來約請夏衍、陳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及各地電影廠的廠長、編劇、導演和演員們等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廳進行座談。大家和總理圍繞著文藝界、電影節(jié)在近期的一些好作品進行討論�？偫磬嵵氐貙Υ蠹艺f：“現(xiàn)在我們電影院里，都掛著蘇聯(lián)的22個大明星，我們建國都已經12年了，為什么不能掛我們自己的明星嘛！夏衍同志，你考慮考慮�！边@是周總理第一次提到有關電影明星的新概念和新問題。
　　隨后不久，在建黨40周年的一次座談會中，有關評選中國電影節(jié)自己的明星一事，再次被周總理慎重地提起，他親自倡議的優(yōu)秀影片、優(yōu)秀演員的群眾參與評選的全國性活動，于1961年開始以《大眾電影》“百花獎”的選、投票形式，拉開了帷幕。
　　最后，確定了上海電影制片廠的趙丹、白楊、張瑞芳、上官云珠、孫道臨、秦怡、王丹鳳；北京電影制片廠的謝添、崔嵬、陳強、張平、于藍、于洋、謝芳；長春電影制片廠的李亞林、張圓、龐學勤、金迪；八一電影制片廠的田華、王心剛、王曉棠；上海戲劇學院實驗話劇團的祝希娟（后調任“上影”演員）等22人為“新中國人民演員”，俗稱“22大明星”。（摘自《南京廣播電視報》，管麗娟/文）
　　
　　中央對陳永貴的“蓋棺論定”
　　
　　1986年3月25日，陳永貴逝世。3月29日，新華社向外界公布了陳永貴病逝的消息。在那篇經中央領導審閱的消息中，對陳永貴作出了最后的評價：
　　“陳永貴同志曾經是全國著名農業(yè)勞動模范，多次受到縣、地區(qū)和省的獎勵。解放初期，他堅決聽黨的話，帶頭組織互助合作社、為改變山區(qū)貧困面貌，他積極帶領干部、群眾發(fā)揚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為促進山西農業(yè)生產建設，貢獻了自己畢生的力量。他這種敢于戰(zhàn)天斗地的精神，曾經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贊揚和表彰。陳永貴同志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誠懇地總結了過去工作中的經驗教訓。1983年，陳永貴同志被分配到北京東郊農場任顧問，他愉快地聽從黨中央的安排。幾年來，他注意聯(lián)系群眾，關心農場的發(fā)展，得到農場干部、工人的好評。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國農民固有的勤勞、樸實、節(jié)儉的傳統(tǒng)美德�！保ㄕ�自《農業(yè)學大寨始末》，宋連生/文）
　　
　　改革開放后的三次“嚴打”
　　
　　改革開放反映在社會領域的主要變化就是流動性加強，陌生人化日益明顯，而但是維系陌生人社會的規(guī)劃構建則遠遠跟不上社會發(fā)展的腳步。因此，原有社會形態(tài)內不常發(fā)生的犯罪開始大幅上升。始于1983年的“嚴打”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此后，中國又在1996年和2001年開展了兩次“嚴打”。
　　中國的三次“嚴打”，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催生出的制度選擇。2006年后，中國在刑事政策的選擇上終于突破了“嚴打”的禁錮，“寬嚴相濟”開始頻繁地出現(xiàn)在中央和“兩高”的各種文件中。階段性的“嚴打”已成為歷史，針對重大犯罪的“嚴打”也被包含在“寬嚴相濟”的“嚴”字當中，成為刑事司法政策的一個常態(tài)。（摘自《南都周刊》，洪慶明/文）
　　
　　中國股市的開市時刻
　　
　　1990年12月19日，新中國第一家被正式批準的證券交易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開業(yè)典禮，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基致開業(yè)詞，總經理尉文淵敲鑼開市。有目擊者稱，尉文淵敲完鑼后，激動得當場暈倒，被人攙扶著離開了熱鬧的現(xiàn)場。
　　當日，有30種證券上市，國債5種，企業(yè)債券8種，金融債券9種，公司股票8種。畢竟有40年沒有搞資本游戲了，所有人都手忙腳亂，第一筆交易對象是“電真空”股票，由海通證券拋出，未達3秒便被萬國證券搶去，于是宣布無效。再次競價，申銀證券吃進，成交價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國證券史上的第一筆交易中都亮相了。
　　在上交所開市的前18天，沒有被中央批準的深圳證券交易所已搶先“試開市”。由于當時還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沒有像上海那樣的大張旗鼓，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沒法與擁有電腦交易系統(tǒng)的滬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頭唱報和白板競價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直到1991年7月才下達。（摘自《東方早報》，吳曉波/文）
　　
　　“北大荒”曾接納上千“右派”
　　
　　在“反右”運動和10年內亂中，全國科教文衛(wèi)界的許多專家、學者、技術人員和文化人士等被當作“右派”、“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被打倒批臭，遭到監(jiān)禁、下放的厄運，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殺。但王震卻不怕牽連、不嫌不棄，滿腔熱忱地接近和愛護他們，客觀上為黨和國家保護了一批人才。
　　“北大荒”開發(fā)初期，時任農墾部部長的王震找到中央有關領導，建議把中央機關的“右派分子”統(tǒng)統(tǒng)交由他安排到“北大荒”去，得到批準。但是有人聞聽此事后嚇了一大跳，便含蓄而又善意地勸他說“這么多右派你怎么能消化得了？吃下去要肚子疼的。”不料王震卻異常堅定地說：“十萬大軍我都吞下去了，還怕這些右派嗎？”
　　于是，自1958年3月期，便有1039名包括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機關各部門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各級干部、科技人員和文化界人士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勞動改造。其中包括著名詩人艾青（注：艾青是王震親自動員去的），還有被打為“丁陳反黨集團頭目”的著名作家丁玲。（摘自《文史天地》，熊坤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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