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幾年一直在從事媒體評論工作，最大的感觸是，盡管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步履謹慎，但社會中“民意”的表達渠道，卻正迅速壯大和通暢。而且，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民意”還憑借其表達有力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
　　但以往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種正在崛起的力量，往往總是容易將社會篩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留給溫和中間派的空間十分逼仄。面對當下日益高漲的對“社會公正”的民意訴求，基本可以簡單地分為“輕蔑敷衍”和“一邊倒贊成”兩種態(tài)度。持第一種觀點的，主要是一部分政府官員和精英人士，對權力和專業(yè)知識的掌握，使他們習慣于以“救世主”自居，對“民意”不屑一顧。持第二種觀點的，以時事評論家為代表，離讀者近、受到讀者歡迎，這也促使他們相信，大多數人的意見總是正確的，進而沉浸在強烈的道德優(yōu)勢感中，將自己視為大多數人利益的代言人。
　　對這兩種觀點，我都持保留態(tài)度。我以為，應當將“民意”依據其內容，區(qū)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民意”所表達的“愿望”，即大多數人對合理的社會應該是什么樣，以及他們自身的利益應該得到何種改善的要求。“民意”的這個部分是永遠正確的，不僅應該時刻得到當政者和全社會的認真傾聽，也理應得到逐步滿足。
　　但問題通常不那么簡單，于是就進入了第二個層次：“民意”的內容除了表達愿望以外，經常還含有對如何達成這種愿望的看法和要求。大部分民眾未必具備分析這類社會問題的最基本的專業(yè)知識框架，所以“民意”的這一部分內容未必正確，或至少是不可行的。它應該得到傾聽和重視，但不應該輕易被滿足。民眾有不滿需要得到解決，這是再合理不過的事。但他們很容易從自己的單個利益出發(fā)，希望采取他們所能理解的最簡單方便的手段來達到這一目的，這就很容易出問題。
　　我一點也沒有瞧不起普通民眾的意思，我只是想說，每個人因為教育和職業(yè)的關系各有其專長。俗語所謂“隔行如隔山”，治理國家同樣需要專長。好比我們到醫(yī)院去看病，治愈病人身上的病痛，是醫(yī)生天經地義的職責，但如果我們要求醫(yī)生按我們自己的想法開藥，那就很不合理。解決社會問題與治療疾病沒有本質區(qū)別，但因社會和人體一樣復雜，而對專業(yè)要求更高。
　　那為什么一碰到社會“病癥”，痛楚中的人們就不那么理智、常常要理直氣壯地要求政府按自己的要求開藥方呢？主要是因為有些民眾不信任那些“社會醫(yī)生”。他們認為，這些掌握政策制定權的專業(yè)人士，不是濫竽充數的庸醫(yī)，就是更加可恨的牟利者，他們開藥方時想的根本不是“病人”的安危，而是怎么從中撈取最多的回扣。當前的這種社會情緒既普遍又合理，但這一問題，不應該也不可能由“病人”自己開藥方來解決，只能通過加強對“醫(yī)生”的監(jiān)督和激勵來解決。
　　的確，沒有人比病人更了解自己的疾苦。但這種切身感受起到的作用，是強化對社會進行改進的愿望和動力，而對社會如何真正有效地改進，并無任何實質性幫助。
　　還有一個事實是大多數民眾不容易看清楚的。在當今中國，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巧妙假借“民意”力量，損害市場自由競爭秩序以牟取不正當私利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其實我們應該能夠在日常生活經驗中悟出相同的道理：沒有醫(yī)德的壞醫(yī)生，往往出在那些對病人有求必應的人當中，真正有責任心的良醫(yī)，會認真聽取病人對癥狀的描述，但很少會順著病人自己的心思開藥方。在醫(yī)治“社會疾病”的問題上，我們同樣有必要牢記“良藥苦口”這句真理。
　　同時，所謂民意，也就是“多數人的愿望”只有在關涉公共事務的那些領域才具有正當性，它無權染指私人領域。例如，眼下大多數人認為糧食價格太貴，希望糧價下降或不再上漲，這個要求當然可以理解。但假如多數人要求國家以行政力量，強制米販子不能漲價，那么這種要求就必須堅決抵制。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米賣什么價格，是糧食商人個人的經營權利，多數人無權以自己認為合理的價格強買強賣。
　　按理說這些“公共范疇”是“民意”最有發(fā)言權的地方，但由于它們相對比較復雜，不容易一眼看透，于是經常逃過“民意”的法眼。更加令人遺憾的是，“民意”輕易地放過了最應該緊盯不放的東西，卻動不動就去蠻橫地干涉那些它無權過問的私人權利事務。正如有人一再指出的那樣，在盛行“搶來本錢做買賣”的今天，有人忙于論證“搶來本錢”是如何不可避免，有人則忙于抨擊“做買賣”是如何敗壞“人文精神”，卻很少有人在為公民爭取“做買賣”的合法權利的同時，向“搶來本錢”者做正義的抗爭。

相關熱詞搜索：民意 正確 永遠 民意并不永遠正確 永遠正確 壞人永遠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