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該文介紹了青春期特殊的心理特點――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論模型，對這些模型相關的實證研究進行了回顧，總結了這兩個觀念和青少年心理發(fā)展某些關系（分離―個性化過程、冒險行為和抑郁等）的研究，從理論基礎、測量工具等角度探索了目前研究存在的問題，以及目前研究結果相互矛盾的原因，最后從概念界定、文化差異等方面分析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青少年，自我中心，假想觀眾，個人神話。
　　分類號 B844
　　
　　青少年期，個體在身體上、認知上和社會情感上都會經歷巨大的變化。這個時期他們對于自己非常地關注，自我意識顯著提高，他們似乎有這樣的看法，即像他們自己關注自己那樣，其他人也非常關注他們，而且他人對他們的評價與他們對自己的評價非常吻合[1,2]。上個世紀60年代，受皮亞杰認知發(fā)展理論的影響，Elkind把青少年這樣一些特殊表現(xiàn)解釋為認知發(fā)展中的自我中心（egocentrism），他提出了自我中心的兩個維度――假想觀眾（Imaginary audience）和個人神話（personal fable）。專家們認為這樣的心理特征影響了許多青少年的心理和行為現(xiàn)象，比如對自我意識的夸大感覺、對危險的過分輕視、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對同伴壓力的過度敏感等。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個概念一直沿用下來，并被用來解釋青少年一些特殊的心理和行為表現(xiàn)。
　　40年來，關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研究未曾間斷，其理論建構也在不斷發(fā)展，然而由于幾種理論模型不盡相同，研究工具和方法也缺乏一致性，使得在大多數(shù)領域上這方面的研究結果是彼此矛盾的。因此，對這些研究進行整合一方面有助于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和解釋這兩個觀念在青少年發(fā)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1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概念界定
　　
　　在Elkind等人有關青少年自我中心的理論建構中，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作為了自我中心的構成要素。所以這兩個結構最初是作為自我中心的兩個維度被提出的。這兩個結構反映的思維模式對于青春期一些典型的情感和行為，如自我意識、對同伴群體準則的遵奉以及冒險行為等似乎具有特殊的解釋能力。因此，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個理念在青少年發(fā)展研究中成為長期被引用和探討的概念[1]。
　　
　　1.1 假想觀眾
　　青少年可能持有這樣信念，即其他人像自己那樣的關注他們。他們認為其他人，特別是同伴一直在關注他們、評價他們并且對于他們的想法和行為都很感興趣。這樣的信念導致了對自我意識的強調、對他人想法的過度關注和對于現(xiàn)實和想象情境中他人反應的預期[3~7]。假想觀眾使得青少年們必須時刻保持警覺以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導致尷尬、嘲笑或拒絕的行為[2,8]。從阿德勒學派的觀點來看，假想觀眾代表了一個更寬泛的群體，青少年希望歸屬于這個群體并從中獲得自我價值。而一些個體心理學家認為，假想觀眾的觀念反映了青少年渴望在同伴中顯得重要的愿望�！扒嗌倌晗嘈潘�的一舉一動都被關注和評價著，因此當他認為別人對他評價不高時，他就會聯(lián)想到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因此而影響到青少年的價值感和歸屬感”[8,9]。
　　
　　1.2 個人神話
　　青少年常常會有這樣的想法：“別人不能理解我正經歷的一切”，“那種事不會發(fā)生在我身上”或“我能應付一切”[1]。這些觀念反映出青少年認為自己的情感和體驗是與眾不同的，他們相信自己是獨特的、無懈可擊的、無所不能的。Elkind把青少年這樣的心理特點命名為“個人神話”。它被劃分為“獨一無二”、“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三個成分。心理動力學把個人神話定義為一種自戀補償性策略（narcissism restitution strategy）[10]。個人神話的概念有助于解釋青少年的一些自毀行為或無意義行為，它反映了青少年認為自己是獨特的并且對危險具有特殊的防御能力的心理。同時由于青少年對自我價值和自我意識的過分強調，認為不好的事不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們對一些存在的危險常常視而不見[8,10]。
　　
　　2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理論
　　
　　從1967年Elkind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概念以來，這兩個概念已被很多研究青少年的學者所認可和接受，從1979年起對它們的研究就不曾中斷，有關的理論從最初強調認知發(fā)展到強調社會認知發(fā)展，再到最近強調自我認同的發(fā)展，也隨之在不斷發(fā)展。
　　
　　2.1 最初的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理論
　　傳統(tǒng)理論的形成受到了皮亞杰認知發(fā)展中自我中心概念的影響，因此這兩個觀念被認為和思維發(fā)展階段密切相關，是作為認知發(fā)展的副產品被提出的[11]。
　　2.1.1 理論框架
　　很多青少年在青春期期間會變得更具自我意識，“他們以自我為中心、追求時尚、引領潮流又很理想主義，同時還可能體驗到強烈的對個人事務的自主愿望和獨一無二的感覺”[1,2]。Elkind把這些現(xiàn)象定義為 “青少年自我中心”，他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自我意識，一種認為自己非常與眾不同并且總是受到他人評價性關注的感覺[2,7]。在皮亞杰的術語中，自我中心是指在沒有能力區(qū)分自己和他人[2,11]。依據(jù)這一觀點，Elkind認為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是認知發(fā)展的一個功能，而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是形式運算階段自我中心的產物。
　　青少年在青春期早期所經歷的身體和心理上的重大轉變，引起他們對自己的格外關注，雖然逐漸具有了形式運算的思維能力，但是他們對這種思維能力的把握還有欠缺，無法區(qū)分自己思考的東西和他人思考的東西之間的差異，Ellind等學者認為這造成了青少年的自我中心[1,2,11]。在此基礎上，由于青少年無法區(qū)分自己和他人的關注點產生了假想觀眾觀念，而個人神話的出現(xiàn)則是因為青少年在對自己過分關注的基礎上，過度地區(qū)分了自己的感覺。他們無法認識到自己和他人特別是同伴在情感和經歷上存在的相似性和共通性，而是偏頗地認為自己對他人或那些假想觀眾非常重要，他們的感覺是獨特的、與眾不同的[2,11]。
　　傳統(tǒng)的理論認為形式思維的穩(wěn)固建立會減弱青少年的自我中心。假想觀眾可以被看作是青少年用來與現(xiàn)實進行對比驗證的一系列假設，在不斷地對比中，他們逐漸認識到自己和他人關注和感興趣的東西并不完全一樣，這時候假想觀眾就會減退。另一方面，個人神話隨著艾里克森提出的“親密感”的建立也會逐漸被克服[2,11]。因此，這個最初的理論預測青少年自我中心發(fā)展的模式是曲線的。也就是說，形式運算思維早期的青少年自我中心水平比具體運算思維或完全的形式思維時期都要高。
　　2.1.2 實證研究
　　基于Elkind的理論，自1979年開始學者們對青少年自我中心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一些研究確實證實了中學生有比較高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1,12]。但在驗證自我中心和形式運算思維之間關系的研究上，卻存在著不一致。Hudson和Gray[11,12]以及Riley、Adams和Nielsen[1,11,12]的研究發(fā)現(xiàn)形式運算和青少年自我中心存在著顯著相關，而Lapsley和Milstead[1,10]、Goossens[3]、O’Connor和Nikolic[1,12]以及Buss[11,13]等學者所做的研究卻沒有發(fā)現(xiàn)這種相關關系。在對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這兩個觀念是否會在青春期減退進行的驗證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同的結果。Hudson和Gray發(fā)現(xiàn)兩個觀念和年齡增長確實存在負相關[1,11]，在他們的另一個研究以及Lapsley、Milstead等人所做的研究中卻發(fā)現(xiàn)即使是在年齡跨度很大的樣本中也不存在顯著的年齡差異[1,3,10]。而另一些研究者發(fā)現(xiàn)年齡較大的青少年有更高水平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14,16]，這與理論構想是恰恰相反的。
　　最初的青少年自我中心理論模型雖然得到一些研究的證實，但如前所述這些研究結果存在著彼此矛盾的地方。而且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兩個觀念上都存在性別差異，有研究發(fā)現(xiàn)女性比男性表露出更強的青春期自我中心，還有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男性的自我中心水平更高[1,3,11]。而一般認為認知發(fā)展過程應該不存在性別差異，如果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被單純認為是認知發(fā)展的一個結果，那么理論上講是不應該有性別差異的。同時很多青少年實際上都沒有達到形式運算思維，這使得傳統(tǒng)理論的基礎受到了質疑。
　　
　　2.2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社會認知理論
　　由于傳統(tǒng)理論存在以上的問題，Lapsley和Muriphy等學者認為用認知邏輯中的自我中心來解釋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是不夠的，他們從社會認知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理論模型[1，3]。
　　2.2.1 理論框架
　　在這個理論中，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建構“被重新界定為‘人際理解中的問題’”[1,6]，它們與青少年的“社會觀點采擇”（social perspective-taking）水平有密切的關系。Lapsley和Murphy用 Selman的社會觀點采擇和“人際關系理解”（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理論來解釋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產生和消退[1,11]。他們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可能是社會觀點采擇能力水平3上的結果。10到15歲的青少年正處于這一水平，他們能從第三者（或“旁觀自我”observing ego）的角度同時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觀點。這使得他們的自我意識提高了并且能在意更高的層次上想象他人對自己的反映，與此同時也增強了青少年自身的獨特感和無所不能感[1,3,11,17]。
　　Lapsley和Murphy認為觀點采擇能力水平4的獲得削弱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在達到這個發(fā)展階段時，青少年有能力通過思考和協(xié)調多個第三者的觀點最終形成一個Selman所謂的“普遍性的社會觀點”（generalized societal perspective）[1,17]。這樣青少年能夠更好地看到自己和整個社會中其它觀點的關系，由此減少了他們的自我意識。同時，達到水平4的青少年對于無意識的心理過程有更正確的理解，這降低了他們的個人神話觀念[1,13]。
　　2.2.2 實證研究
　　有關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這個社會認知模型的實證研究目前并不多。Jahnke和Blanchard-Fields比較了用形式運算和社會觀點采擇能力水平來預測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水平的能力。他們發(fā)現(xiàn)無論是形式運算還是社會觀點采擇都不能顯著地預測假想觀眾。但是，個人神話觀點卻與社會觀點采擇能力水平3有著顯著的相關[13]。同樣，Vartanian和Powlishta等人的研究也沒有發(fā)現(xiàn)水平3與假想觀眾觀念有相關，但發(fā)現(xiàn)個人神話觀念在水平3的青少年中最高[1,11,17]。因此目前有限的研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支持這個社會認知模型對于個人神話的理論構想，但是沒能支持對假想觀眾的構想，尚需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傮w來說，盡管Lapsley和Murphy加入了社會化發(fā)展的社會認知模型比Elkind單純的認知發(fā)展模型似乎更合理，但仍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
　　
　　2.3 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新視點”理論
　　上個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提出青少年自我認同的發(fā)展可以被看作是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一個來源[1,15,17]。他們認為當青少年經歷大量的生理、心理和社會性的變化時，他們開始問自己“我是誰”，并考慮怎么去適應生活以及他們應該為改變自己的生活做些什么，“這時他們會具有更強的自我意識并且開始關心別人對他們的看法”[1]。而家長和其它的社會成人都會期望青少年開始形成他們自己的自我認同，而社會也會為他們提供這樣的機會，青少年的自我意識也因此而得到提高[15,18]。因此自我認同與青少年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成為解釋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新視點”（New Look）理論。
　　2.3.1 理論模型
　　O’Connor認為：“在自我認同發(fā)展過程中的自我關注和社會要求可能會導致青少年混淆他們自己和別人的關注點”。他提出這樣的假設：有自我認同問題的青少年比沒有經歷自我認同焦慮的孩子有更高的假想觀眾，也就是說自我認同危機可能會導致假想觀眾的增加[15]。同時O’Connor和Nikolic認為父母行為也是這兩個結構的一個重要預測因子。因此他們提出這樣的模型：對父母行為的知覺會影響青少年的自我認同，而自我認同又會去影響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青少年對父母行為的知覺對他們這兩個觀念的影響完全受到自我認同的調節(jié)[18]。
　　Lapsley和Rice等人以自我認同為理論依據(jù)，提出一個新的模型，進一步說明了自我認同與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之間的關系[1,3]。他們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青少年時期的分離-個性化過程有著密切的關系。分離-個性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是青春期的重要任務之一，目標是建立家庭關系之外的自我，同時保持與家庭成員親近感，是影響自我認同感的重要因素。他們認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有助于緩解青少年在青春期與父母的心理分離焦慮[6,17,18]。
　　Lapsley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是關于人際交往和人際情境中的白日夢傾向”[17]。當分離-個性化這個心理過程發(fā)生時，青少年會更加關注家庭以外的關系，并開始思考或幻想自己在不同的社會場景下的表現(xiàn)。假想觀眾使青少年能夠更好的適應新的社會角色，而個人神話強調的個人獨一無二和無懈可擊性，有助于青少年在家庭關系之外發(fā)展個性，建立新的自我[1,17]。
　　2.3.2 實證研究
　　“新視點”的理論模型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O’Connor和Nikolic的研究證實了有自我認同危機的青少年特別是男孩，與假想觀眾觀念之間存在正相關[15]。
　　Lapsley、FitzGerald和Rice等人的研究證明假想觀眾和分離-個性化中的“客體關系特點”（objective-relational features），如美化（engulfment）、共生（symbiosis）、社會化焦慮等有正相關，個人神話觀念與拒絕依賴（dependency denial）、自我關注等存在正相關，和社會化焦慮存在負相關[18]。Lapsley等人1995的研究進一步發(fā)現(xiàn)對于聯(lián)系（connectness）和焦慮以及潛在喪失（potential loss）的關注與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密切相關[17]。Vartanian的研究表明當青少年察覺到人際關系不和諧或某些情感聯(lián)系喪失時，他們會采用假想觀眾進行調節(jié)，他們對分離-個性化的關注與個人神話觀念存在一定的正相關[1]。
　　這三個理論模型對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的起因和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也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靶乱朁c”理論注意到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在青少年發(fā)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而且它在解釋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兩個觀念的性別差異上更有說服力，這個模型比前兩個理論構想似乎更具優(yōu)勢。
　　
　　3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觀念與青少年發(fā)展的某些關系
　　
　　幾十年來，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研究揭示出這兩種心理特點與青少年很多特有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密切相關。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也被用來解釋青春期出現(xiàn)的一些重要的現(xiàn)象，如冒險行為、自我意識的提升、對外表的關注以及抑郁等等。
　　
　　3.1 分離-個性化過程
　　分離-個性化被認為是青春期青少年面臨的一大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青少年的自我意識和公眾個性化（public individuation）水平增高，同時可能會經歷更多的社會焦慮。這期間青少年一方面希望脫離父母的保護和監(jiān)督變得獨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上的聯(lián)系，而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種觀念正反映了這個過程中青少年與父母親密與分離的過程，對分離-個性化這個過程起著調節(jié)的作用。當青少年假想出一些觀眾時，他們相信其他人對自己是關注的，這有助于他們脫離父母建立一些家庭之外的關系，同時又不會感到過度的分離焦慮。而個人神話的觀念使得他們更有勇氣去進行自我表達，提高個性化水平[3,6,17,18]。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觀眾和親密感呈現(xiàn)正相關[5]，而個人神話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成分與親密感有負相關[16]，同時無所不能成分與健康的個性化也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3]。
　　總之，在青少年的分離-個性化過程中，假想觀眾可以緩解青少年的分離焦慮，讓它趨向一種正常、適度的狀態(tài)。而個人神話作為一種防御性的觀念，使青少年在分離過程中，避免或盡量少地體驗到相關的負性情緒體驗[1,3,6,17,18]。因此這兩個在早期的自我中心理論中被認為是一種扭曲、錯誤的心理模式在分離個性化的過程中被賦予了積極的作用。
　　
　　3.2 親子關系
　　親子關系是影響青少年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不同質量的親子關系對青少年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有著不同的作用。一些研究表明父母情感上的支持與低水平的假想觀眾相關，而拒絕控制與高的假想觀眾有關[15,18]。Riley、Adam和Nielsen等人的研究表明父親的身體愛撫（physical affection）與男孩的假想觀眾觀念呈負相關，和女孩的假想觀眾觀念呈正相關[1,17]。Lapsley和Rice認為與父母的不安全依戀可能導致青少年對社會環(huán)境的不安全感，突出表現(xiàn)就是過度的假想觀眾[1,18,19]。Ryan和Kuczkowski等人的研究表明與父母情感上的不安全依戀和青春期后期高水平的假想觀眾有關[20]。因此專家認為親子關系是預測假想觀眾觀念的重要因素，良好的親子關系能使假想觀眾在青春期后期逐步消退，而不良的親子關系將導致青少年在整個青春期都有很高的假想觀眾水平。
　　
　　3.3 冒險行為
　　酗酒、斗毆、破壞行為、濫用藥物、性行為等，各種各樣的冒險行為青少年幾乎都去嘗試[21]*。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對一些冒險行為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22,23]。
　　Elkind認為假想觀眾與一些中度的行為問題有關，如偷竊和破壞公物，青少年認為這些行為可以使他們免受想象的或真實觀眾的輕視[2]。臺灣的一些研究者發(fā)現(xiàn)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青少年的賭博、吸煙、酗酒等偏差行為存在正相關，有高假想觀眾的“青少年可能由于希望博得想象觀眾的關注而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表示出來”[24,25]，而個人神話無懈可擊、無所不能的特點使得他們更易于采取偏差行為。男生具有更高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觀念，所以有更多的冒險行為*。
　　另一些研究證明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青少年冒險性的性行為存在相關。Holmbeck和Crossman等人的研究表明有低水平自我中心的青少年有更多的避孕知識，更傾向于使用避孕措施而且對避孕有更積極的態(tài)度。而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年則相反[21,26]。Goldsmith、Handler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個人神話可以很好地解釋青少年為什么不使用避孕措施，在這些青少年看來懷孕或被感染性疾病只可能發(fā)生在別人身上，而不太可能發(fā)生在他們自己身上[21]*。
　　Greene等人的研究測量了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他們對艾滋病相關信息的態(tài)度的關系，他們發(fā)現(xiàn)個人神話觀念能調節(jié)青少年的性行為，通過個人神話的獨一無二成分可以預測青少年對冒險行為的態(tài)度，個人神話高的青少年會傾向于不去遵循安全性行為的信息。而且這種信息越精細，個人神話和避免冒險行為之間的負相關就越高。但同時他們也發(fā)現(xiàn)了假想觀眾的一個積極作用，高水平的假想觀眾使青少年更傾向于遵奉同伴的規(guī)范，因此當同伴群體對冒險行為持否定態(tài)度時，青少年在決定實行冒險行為時就會更謹慎[22,23]。Greene特別指出在設計提供給青少年的健康信息時應考慮個人神話和假想觀眾的消極作用[23]。
　　
　　3.4 抑郁癥和自殺
　　在傳統(tǒng)的理論中，Elkind認為自我中心實際上是青少年建立了一個歪曲的自我世界[1]，而認知的歪曲是導致抑郁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青少年抑郁研究中，最初的自我中心就吸引了很多學者的關注。一些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水平和抑郁存在密切關系[1,26,27]。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年會報告更多的抑郁癥狀，并且這種相關從青春期早期到后期有跨年齡的一致性[26,27]。在之后的研究中，Goossens和Beyers發(fā)現(xiàn)假想觀眾和抑郁呈正相關，個人神話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成分與抑郁呈負相關[3]。Aalsma 和Lapsley等人2004年的研究表明個人神話的獨一無二成分與青少年抑郁呈正相關，且女生具有更高的獨一無二感，她們面臨更大的、潛在的抑郁威脅。這可能因為在個人神話觀念中，獨一無二的感覺使青少年不愿與同齡人分享消極情緒，造成他們抑郁水平增高，而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可以幫助他們樹立自信，緩解抑郁[10]。
　　抑郁直接導致的一個嚴重結果就是自殺。因此一些心理學家開始直接考察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他們的自殺意念或自殺行為的關系。他們認為假想觀眾可能會導致消極體驗和自我批評，而由此造成的低自我價值感很可能引發(fā)自殺。Everall和Bostic等人的研究表明，假想觀眾觀念與青少年高的自責感和強烈的不安全感相關，間接引發(fā)了自殺意念。個人神話的獨一無二成分導致青少年更易過分概括化，更難擺脫消極體驗，他們認為自己的處境是獨一無二的，自己的遭遇和內心痛苦沒人能夠體會，他們更喜歡冥想和獨處，而不愿求助于他人，對家人和朋友的疏離使他們變得更加孤獨，從而增加了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的幾率。但一些學者同時認為個人神話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成分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青少年的自信和獨立感，從而可以緩解他們的自殺意念。在社會認知框架中，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成為預測青少年抑郁和自殺的有力因素，但個人神話的三個成分對抑郁和自殺的預測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更多的研究做出解釋[28]。
　　
　　4 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研究展望
　　
　　4.1 關于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概念界定
　　隨著研究的進展，特別是Lapsley等學者從社會認知的角度提出新的理論模型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是認知發(fā)展的副產品這種最初的提法已不再盛行，把這兩種觀念看作是單純扭曲、病態(tài)的心理過程的看法也有所改變，但在青少年發(fā)展的大多數(shù)教材中仍在使用Elkind最初的界定，而且對其缺點和方法論的問題沒有進行說明[7]，這可能也是造成目前研究結果彼此矛盾的原因之一。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發(fā)現(xiàn)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可能是正常、自然發(fā)展過程的一個產物，假想觀眾只是社會認知成熟和個人適應的反映[7,15,19]。一些學者更是對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解釋為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提出了批評。目前自我中心這個概念沒有得到重新定義，更多研究者在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研究中只是傾向不再使用它。受此影響，目前研究者傾向于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個最初同根同源的概念分開研究，分別探討它們與青少年某些發(fā)展問題的影響。隨著研究進展，未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可能會得到重新界定，而它們在青少年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也應得到進一步的研究。
　　
　　4.2 關于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文化差異
　　盡管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在一些青少年心理和行為問題上的解釋能力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和認同，很多心理學家也把它們看作是青少年共有的心理特征，但是其提出和發(fā)展都是在西方的教育背景下，研究對象也大多局限于西方青少年，對西方以外包括中國的青少年的研究少之又少，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心理理論都離不開其植根的文化土壤，任何一種心理結構也不能脫離其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西方社會推崇個人主義的培養(yǎng)，鼓勵張揚個性，而東方文化如中國文化提倡集體主義，重視團體的和諧和對群體意見的遵循。因此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種以自己為關注焦點、突出自身表現(xiàn)的心理特征是否在西方青少年身上更為明顯，而在東方或中國青少年身上比較少見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1,32]。盡管臺灣的一些研究者（張春興、陳明輝、曾育貞、陳惠如等）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就已經開始涉及這個領域的探索性研究，他們的研究從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某些偏差行為（酗酒、飆車、斗毆等）這一角度得到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與西方相比，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于擴充和豐富。
　　
　　4.3 關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青少年發(fā)展某些問題的研究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在解釋青少年一些特有的或極端的心理特點和行為上有一定的潛在優(yōu)勢，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問題行為（吸煙、酗酒、冒險性行為）之間關系的考察上，而對這兩個觀念與青少年發(fā)展中一些其它心理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尚未涉及或較少涉及。因此未來可能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去揭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青少年發(fā)展特征以及一些特定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之間的關系，如自尊、自戀（narcissism）、樂觀偏向（optimistic bias）、身體映象、飲食障礙、社交焦慮、破壞行為、犯罪等。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個人神話這一觀念具有不同的成分，而目前關于這些成分對青少年某些發(fā)展問題作用的研究有著不盡相同的結果，Lapsley等學者提出個人神話不像之前研究所設定的那樣簡單，它應該是一個多元的概念（plural concept）[10]，因此對個人神話觀念的成分做更深入和細致地探討應該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而目前測量工具彼此間相容效度低也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所以對這兩個觀念的研究，紙筆以外的研究方法和縱向研究也需要得到更多重視。
　　國外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研究已有30余年，在其理論、測量方法及與青少年發(fā)展的關系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長足進展，在我國這一領域的研究還非常少，深化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認識以及這兩個觀念與青少年某些發(fā)展問題和行為表現(xiàn)的關系模式，有必要以中國青少年為對象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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