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絕對是只有那個時代才能產生的傳奇人物。 　　只有一個夜大的大專文憑，卻能被請上大學講堂，破格提拔為哲學副教授； 　　只正兒八經上過八個月初中，卻藏書上萬冊，著書二十余種近八百萬字；
　　他的名字在專業(yè)學術圈子中并不如雷貫耳，但在大眾視野里卻聲名赫赫；
　　他不屬于任何一個學科門類，但他似乎打通了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類別的厚厚墻壁；
　　他叫史仲文，一個把生命中所有激情都給了書的中年男人。
　　史仲文是那種典型的“一介書生”。當我依然遲遲地在北方工業(yè)大學內尋摸他的辦公室時，他已提前三十分鐘在那里等候我；當我客客氣氣地寒暄幾句準備消除一下初次見面的陌生感時，他已擺開他最近出版的幾部著作，邊介紹書的內容邊提筆贈書與我；當我懷抱著厚厚的著作想把他往我的提綱里拼命拽時，他已條理清晰地按照自己準備的提綱跟我聊起了他的書、學問和人生。
　　史仲文不修邊幅卻個性十足，他頭戴一頂白色的小禮帽，休閑外套和肥大的牛仔褲處處體現(xiàn)了閑云野鶴般的生活態(tài)度。他在說話時總是從眼鏡后面的眼神中透出一種專注的光芒，聊到高興之時，他會哈哈大笑，抑或打出一個大大的手勢。舉手投足之間，我都能感受到他那種來自文化和知識的自信，在我眼里，他仿佛每時每刻都飄逸在追尋真理和播撒真理的路上。
　　
　　從上學第一天起我就把它不當回事
　　
　　北京紀事：您只上過初中一年級，卻讀書無數(shù)、著作等身，您最初對書本的啟蒙從何而來?
　　史仲文：我祖籍河北保定，7歲時才來北京，其實我4歲就在家鄉(xiāng)開始讀小學一年級，來北京后8歲又因為學籍原因重讀一年級。所以呢，我從上學第一天起就沒把它當回事，心想，這么簡單的東西，有什么好學的呢。大多數(shù)上課的時間，我都給了課外書籍，我三年級時讀完了《三國演義》，后來又開始讀《水滸傳》《西游記》。六年級時，實在沒有書讀的我又開始啃《毛澤東選集》，書里面講到馬克思、恩格斯啊，我不懂，又繼續(xù)開始讀馬列的書，像《國家與革命》《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共產黨宣言》等等都大概在16歲就讀完了。
　　北京紀事：馬恩列毛的著作，以您當時的資質和理解水平，能讀懂嗎?
　　史仲文：是啊，小說我倒是能讀懂，但那些政治和哲學著作讀起來還真是如天書一般，全憑內心里一種求知的；中動在讀書，至今，《共產黨宣言》中那個激動人心的句子“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還銘刻在我的記憶中。從那時起，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無論什么樣的書，原來都可以寫得有文采、有激情。
　　
　　幾個被批斗的“臭老九”，成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導師
　　
　　北京紀事：您一共接受了幾年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后來您是完全自學成材還是碰到了影響您一生的老師?
　　史仲文：1966年鬧“文革”，我的初中只上了八個月就被迫中斷，那年我15歲。后來我當了四年兵，轉業(yè)回北京后在149中負責團委的工作，當時發(fā)生的一件事成為了我人生的一個轉機。有一個學生打老師，我跑去勸架，還把那個學生批評了一頓，后來那個學生的哥哥找了一批混混攔截那個老師和我，把我們給打了。我特別不服氣，納悶兒這中國幾千年來的師道尊嚴怎么一下子全沒了，就寫了一封信給市教委。教委覺得文章寫得不錯，恰好宣武區(qū)“評法批儒”理論組缺少一個年輕人，就把我調了過去，配合幾位老同志的工作，這一去，我就碰上了幾位人生最重要的導師。
　　北京紀事：他們是怎樣影響您的成長的?
　　史仲文：這幾位先生包括樊奇、王曉忠等，他們都是學富五車的人物�！拔母铩敝�中，他們的學術理想得不到實現(xiàn)，又沒有機會向青年學子講經布道，很郁悶，傾訴欲望也很強烈。我這樣一個好學的年輕人的到來，恰好為他們找到了一個最好的聽眾。我?guī)缀趺刻於颊宜麄兞奶�，天文地理、文學哲學、歷史社會，真是如同天馬行空，讓我大長見識，他們還推薦我讀了不少好書。我們工作的地方就在師大附中，我每天下班都要逛琉璃廠，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買書、看書。借書、抄書這四件事情上�！遏斞溉�集》共24本就是在那個時候讀完的，現(xiàn)在我需要引用里面的東西都不需要做卡片，一下子就能找到，這種精熟就得益于那時候的積累。
　　
　　初中生登上大學講臺，竟一下子“火”了
　　
　　北京紀事：您后來又是怎樣登上大學講臺，開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
　　史仲文：在那個年代，并不是每個喜歡讀書的人都能像我一樣幸運，我從一個初中沒畢業(yè)的小子到今天，最應該感謝的是命運的眷顧和伯樂們的賞識。從理論組出來后，我調入了財貿學院從事行政工作，還是每天下班后就讀書、抄書， 當時的院長蔣哲夫先生看我如此好學，有一天突然對我說，‘仲文，恢復高考后學校缺德育課老師，我把你派到北大學習一段，回來你開始上課吧！’我當時一聽都傻了，沒上過大學也不知道大學里要學什么，我能講課?剛開始我還以為院長在開玩笑呢，后來沒想到真被送去了北大。
　　北京紀事：在北大您知道了大學里應該學什么講什么?
　　史仲文：哈哈，那可是我作為一個大學老師第一次聽大學的課。我參加的是一個美學師資培訓班，主講的是著名美學家楊辛教授。聽課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如果北大的美學課可以這么講，那我也能講，如果北大的教材可以這么寫，那我也能寫。所以我就滿懷信心地回財貿學院開了美學這門選修課，還第一次提起筆寫了一本教材《美學》。沒想到課開了不多久，這門抽象得不得了的課程竟然‘火’了，每節(jié)課學生都爆滿，走廊里過道里都堵滿了人，聽說人大、師大的幾個同學都趕過來聽課。我當時真是覺得不可思議。
　　北京紀事：想到過在大學里評職稱當教授嗎?
　　史仲文：沒有想過，當年能登上大學講臺，我就有些受寵若驚了。1985年，我的那本《美學》獲得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著獎，于是，領導、同事們鼓勵我參與評職稱，我就‘趕鴨子上架’似的先讀了個財政學夜大專科文憑，再把材料報上去，沒想到1987年還真評上了個哲學副教授。
　　
　　學者路上顛沛流離，著書夢里筆耕不輟
　　
　　北京紀事：聽說您從財貿學院出采后，調動了好幾次工作，是這樣嗎?
　　史仲文：是的，當時人民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國全史》和《世界全史》，當注意到我搞教學研究小有名氣后，指名要我當主編�？僧敃r上頭不同意啊，說你一個財貿學院的副教授，也能主編一套歷史文化巨著?沒辦法，在前輩和朋友的幫助下，我只好改換門庭，調到了中央民族大學，并在那段時間編完了那兩套書。大概是1994年的一天，著名紅學家、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先生突然打電話到我家，問我愿不愿意去他那兒?我從未與先生謀面，能得先生親自相邀，真是激動萬分，而且當時 那里聚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學者，比如何懷宏、梁治平、余英時等，我個人覺得發(fā)揮空間較大，又輾轉去了文化研究所。劉先生關懷至極，甚至還幫我租房子，使我至今難以忘懷。然而1999年，我又選擇了北方工業(yè)大學，因為學校領導又分給了我一套房子，而我的那上萬冊書實在需要一個房子裝著了，呵呵。總而言之，我這一路上是陰差陽錯、顛沛流離。
　　北京紀事：在這十幾年時間里，您一直都在寫書?
　　史仲文：我經常告訴自己，一個人精力有限，應當集中心思干你能干而且又喜歡干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我應該做納就是寫書。在這近二千年時間里，我著書有近20種，共七八百萬字，其中再版的有六種，《中國人走出死胡同》這本書影響最大，共再版4次，加上盜版的共發(fā)行了100萬冊以上。
　　北京紀事：您的書主要關注的是哪些方面或者哪些學科的問題?
　　史仲文。我把自己的著作分了一下類，最主要的是大文化類著作，這涵蓋了文、史、哲等諸多門類，這包括《中國人走出死胡同》《中西方文明的歷史對話》，以及新近出版的《中國藝術史導讀》《大唐詩史》《兩宋詞史》等等，這些偏重于中西文化比較層面；另外還有關于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的著作，比如《猛醒的中國》《泡沫經濟》《民間視點》等；最后一類就是純歷史的，像我主編的《中國全史》《世界全史》。
　　北京紀事：所有的專著都是您親自寫出來的?有沒有學生幫忙寫?有沒有抄襲別人的著作?
　　史仲文：我主編的書不一定是我寫的，但我著的書肯定每一個字都是我寫的，我習慣用一支筆一張紙寫作，所以學生或者友人可能幫我把書稿輸入過電腦，但從沒有幫我寫過一個字。至于抄襲，我敢說，書里只引用別人的材料，觀點和正文從沒有別人的影子。
　　
　　如何寫書？如何寫好書？
　　
　　北京紀事：您是以一種什么樣的姿態(tài)寫書?
　　史仲文：我把自己寫書的姿態(tài)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生命寫作，我夫人說我寫書很投入，很不要命，經常凌晨才收筆睡覺，所以我寫書快，平均一本書不超過三個月；二是理性寫作，寫書之時，沿著一條理性的邏輯往下寫，邏輯的終點就是書的終點，不亂發(fā)也不強求；三是愉悅寫作，把寫作當作一種由內向外的快樂，這才是寫書的最高境界。
　　北京紀事：寫書有什么訣竅嗎?
　　史仲文：哈哈，要說訣竅，只有一條．要想寫書，先拼命讀書。我從十幾歲開始，到現(xiàn)在依然堅持每天不低于兩小時的讀書時間。大概十年前，為了弄明白“后現(xiàn)代主義”這個詞的真實涵義，我用了五年時間，將國內所有沾這幾個字的書找來閱讀，最后終于對它是如數(shù)家珍、娓娓道來。
　　北京紀事：您這樣拼命讀書、拼命寫書，最終是為了什么?
　　史仲文：我讀了這么多書，學了知識，也有了不少感悟，但我最想做的是將所學所知傳播給大眾。我不是為寫書而寫，也不是為了評職稱或者賺錢，我要寫讀者愛讀的書。哪一天讀者反映說，你史仲文的書寫得不漂亮了，引不起爭議和討論了，我就得自覺地封筆了。如果讀者還喜歡，我會繼續(xù)寫下去，一直到生命走完的那一天。
　　編輯／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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