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熱播的電視劇《潛伏》演繹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國共諜戰(zhàn)故事，劇中主人公余則成的形象，可以說是我黨情報戰(zhàn)線上眾多“潛伏者”的一個綜合體。 　　 　　延安接密報大唱空城計
　　
　　熊向暉于1936年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共產黨，后以向往“三民主義”的革命學生身份打人胡宗南部。他的學識和才華得到胡的賞識，被任命為侍從副官、機要秘書。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蔣介石欲趁機“使軍權政權統(tǒng)一于中央”，胡宗南密令部隊準備奪取陜甘寧邊區(qū)關中分區(qū)，熊向暉當即密告中共中央。我黨將此視為“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澤東冒著暴露熊向暉的危險，斷然決定公開這一情報。朱德立即直接致電胡宗南發(fā)出警告，延安緊急動員，又是開大會，又是發(fā)通電，公開抗議國民黨準備襲擊邊區(qū)，鬧得沸沸揚揚。時值“國共合作抗日”期間，外國記者紛紛向國民黨當局質問此事，英、美、蘇大使警告蔣介石不得發(fā)動內戰(zhàn)，否則便停止援助，終使蔣、胡緊急踩剎車。后來胡宗南調查泄密人員卻毫無頭緒，只得不了了之。
　　1947年，正當熊向暉按胡宗南的安排，準備赴美學習時，胡又將其攔下，讓他回到西安準備“打延安”。熊向暉很快將這次作戰(zhàn)計劃通過與其聯(lián)系的王石堅送到毛、朱手中。此時，胡宗南的軍、師、旅長都還不知此計劃。
　　但熊向暉又發(fā)現(xiàn)，國民黨的情報人員使用的電臺偵測技術可能偵得中共中央所在位置，而他已離開西安，無法面告王石堅，自己又從未使用過密寫之類的技術。無奈之下，熊向暉只得違反秘密工作常例，將情報寫在紙上，封人信封，寫上王石堅的代名，另寫一封信給其舊友潘裕然，托其勿拆，迅速轉交。然后一并裝入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部長官專用信封，封好后交給胡宗南的機要交通員，囑咐其親交潘裕然并索要收條――這之間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問題，熊向暉都會犧牲，但這是當時能采取的唯一辦法。
　　等胡宗南率軍“攻入”延安，中共中央收到情報后早已轉移。此后胡宗南的部隊在陜北被共產黨牽著鼻子走，始終無法找到中共中央的確切位置，屢遭敗績。
　　
　　周恩來修改白崇禧發(fā)言稿
　　
　　白崇禧在國民黨軍中被稱為“小諸葛”，其足智多謀之名早已有之，卻始終未能發(fā)現(xiàn)身邊機要秘書謝和賡竟是共產黨員。
　　謝和賡于20世紀30年代初在北平入黨，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廣西老家工作，打入桂系。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開始擔任白崇禧的中校機要秘書。按照指示，謝和賡只與周恩來、李克農保持單線聯(lián)系�？箲�(zhàn)初期，他起草了一份一萬多字的《全民軍事總動員綱領與展開全國游擊戰(zhàn)爭之方案》，建議全國實行全民軍事總動員，并在全國及省、縣、鄉(xiāng)村訓練組織游擊隊伍，以配合正規(guī)軍進行長期抗戰(zhàn)。方案經周恩來、李克農進一步修改，深得白崇禧的贊賞。謝按白崇禧指示將此方案呈送蔣介石。蔣閱后批示：“游擊戰(zhàn)重于正規(guī)戰(zhàn)，政治戰(zhàn)重于軍事戰(zhàn)。”我黨的游擊戰(zhàn)思想被蔣介石接受。
　　1938年5月，白崇禧讓謝和賡和另外兩名秘書各寫一份題目為《軍隊政治工作與群眾政治工作之關系》的講演稿，供他向師以上干部訓話時用。謝和賡找到李克農請求幫助，李向他提供了大量材料。3天后，謝寫出成稿1.4萬字，由李克農連夜轉交周恩來審閱。周恩來認真推敲文句，刪去2000多字，并對講演稿進行了較大修改。
　　第二天，李克農便將周恩來用紅筆改動過的講演稿轉交給謝和賡。周恩來刪了文中揭示國民黨中央軍脫離群眾的過火言論，并提醒謝和賡，注意不要讓原稿提出的政治訓練的原則和方法與共產黨太相似。
　　謝和賡急忙復寫了兩份，將稿件壓縮到一萬字左右，把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辦公桌上。白崇禧對該講演稿大為欣賞，通篇采用。他從此更加重用謝和賡，將謝由中校提升為上校。
　　事后，李克農笑說，這恐怕是兩黨合作中的一件奇事，“不但老蔣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們也料想不到啊!”
　　
　　解放后仍保持雙重身份
　　
　　抗戰(zhàn)時期，山西進步青年閻又文投入國民黨傅作義部隊。他與傅是同鄉(xiāng)，很快就取得傅的信任。這時，傅作義邀請公開的共產黨員到自己的部隊做政治工作，閻又文被秘密發(fā)展入黨。閻又文后來擔任《奮斗日報》社長，并升任少將新聞處長。按照上級指示，他長期未與組織發(fā)生聯(lián)系。整個抗戰(zhàn)期間，閻又文這個高級內線一直沒有啟用。直到1945年，國民黨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中共中央社會部邊區(qū)保安處派王玉設法找閻又文。
　　1946年，傅作義奪取了張家口。傅很得意，發(fā)表《致毛澤東的公開電》，稱這是“人民意志上的勝利”。“……當你們潰退的前一天，延安廣播且已宣布本戰(zhàn)區(qū)國軍被你們完全包圍，完全擊潰，完全殲滅，但次日的事實，立刻給了一個無情的證明，證明被包圍被擊潰被殲滅的不是國軍，而是你們自夸所謂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
　　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全文刊登了這一電報，起了個大標題“傅作義電勸毛澤東，結束戰(zhàn)亂參加政府”。
　　可傅作義有所不知，為他起草這篇“檄文”的閻又文得到此任務后請示過周恩來，周恩來指示，公開電要罵得狠些，要能夠激起解放區(qū)軍民義憤，要能夠導致傅作義狂妄自大。
　　閻又文還每周六在北海公園漪瀾堂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安排王玉以記者身份參會。他找機會將自己收集的包括作戰(zhàn)部署及詳細地圖和軍事實力、將領概況、傅蔣矛盾、傅的想法及思想斗爭等情報交與王玉。在解放軍攻占天津，傅作義進退失據(jù)后，閻又文力勸其與共產黨談判，被毛澤東稱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社會部指示閻又文不公開身份，繼續(xù)留在傅作義身邊。新中國成立后，傅作義任水利部長，調閻又文任水利部局長，閻又文就一直保持著雙重身份。解放前，他名為國民黨高級軍官，實為中共的情報人員；解放后，他名為國民黨起義將領，實為中共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者。這一點，他的妻子直至去世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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