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先,潛心研究中國社會史,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挖掘和分析的獨到見解,引起了中國學界的好奇,繼而引發(fā)了一場“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期間,一部《中國社會現象拾零》和四卷《中國政治思想史》,開創(chuàng)了“陶希圣時代”;后來,挾筆從政輔佐蔣介石,以柔弱書生之肩挑起國民黨政府文化宣傳工作的重擔,作出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逐漸成為國民黨權威理論家――期間,為蔣捉刀的《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和一篇“1949年元旦文告”,贏得了“蔣介石御筆”之名。
　　這樣一位“好好先生”,卻在1938 ~1940年間作出了一件頗受世人爭議的驚天事情,即“叛蔣擁汪”。陶希圣是身不由己,還是另有隱情?
　　
　　脫離重慶,公開提議“與日議和”
　　
　　1937年7月10日,北平車站,一列南下的列車正靜靜地停靠在站臺處,一位眼睛通紅、眉頭緊縮的中年漢子,隨著扛著大包小袋的旅客隊伍登上列車。在即將踏進車廂的那一刻,他抬眼望向了天空,長嘆一聲,沉重地說:“北平啊,但愿你平安無事……”
　　此人就是在學界引發(fā)“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的北京大學教授陶希圣。三天前的夜里,日軍駐屯軍第一聯隊一木大隊在北平郊外盧溝橋演習攻戰(zhàn),而后借口搜查失蹤士兵,突攻宛平縣城,與國民黨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吉星文團發(fā)生激烈交火,此即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北平地區(qū)立時劍拔弩張,打碎了陶希圣“不問政治,專事學問”的愿望。恰在此時,國民黨最高統(tǒng)帥蔣介石遍邀各地知識界名人共商救國大計,陶希圣就在被邀請之列。
　　過天津,走南京;乘江輪,坐竹轎。一路下來,戰(zhàn)爭的氣息漸漸稀釋,但陶希圣的心卻愈發(fā)地揪緊了,他在記掛生活了多年的古城北平。
　　1937年7月17日,江西廬山牯嶺。在茶話會上,當著各地賢達與名流的面,蔣介石操著濃重的江浙口音,發(fā)表了一通表明中國“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zhàn)而不求戰(zhàn)”的立場的講話。下來后,他單獨召見了陶希圣,說:“陶先生在北平做得很好,實乃不可或缺的國之棟梁,不知可否愿意走出燕園來指教我蔣某人治國平天下呢?”就是這一次召見,徹底改變了一個“文弱書生”的命運:陶希圣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辭去北京大學教授之職,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專事國際宣傳,從此脫離講堂步入官場。
　　不愧是飽讀詩書又觀天察地的曠世才子,陶希圣很快就把“為文分析國際問題,以評論表明國民革命與抗戰(zhàn)建國”的輿論工作做得順水順風,因而深得蔣介石的倚重。
　　但是,與蔣介石對自己的喜愛有加相比較,陶希圣慢慢地對蔣介石失望了:“說什么‘戰(zhàn)端一開,只有打到底’,純粹是騙人的謊言,就知道一味地退讓、退讓、退讓,白白地丟失了東北、華東大片的領土,如此下去何以談救國救民……”于是他常常借酒澆愁,更不時地站在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汪精衛(wèi)的一邊,在“指責”蔣介石的同時對汪精衛(wèi)推行的“和平路線”拍手叫好。
　　陶希圣何以認識汪精衛(wèi)?原來,在1927年北伐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陶希圣受聘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兼軍法處處長,見到了“傳說中的”汪精衛(wèi),興奮之余頓生“莫名的好感”。于是,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就有意無意地向汪精衛(wèi)靠近,而汪精衛(wèi)也頗為欣賞陶希圣的才華和能力,兩人關系日益密切起來。后來,陶希圣因制止農會書記隨便槍斃農民而被指控為“反動軍閥”,憤懣之下當即脫下軍裝賣文教書去了。如今,兩人再度一起共事,自然倍感親切,旋即因有“共同的語言”而無話不談了。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zhàn)以國軍敗退而結束。立時,陶希圣的情緒陷入低谷,愈發(fā)對戰(zhàn)爭情勢不甚樂觀,一天到晚神情恍惚。
　　一晃一個多月過去了。這一天,陶希圣出席汪精衛(wèi)組織的一個會議。其間,汪把陶拉到一處密室中,開門見山地問道:“先生對我主張的‘和平路線’有何看法?”陶希圣隨口應了一句:“嗯,還行,但有所欠缺……”汪再問:“如果‘談判’成功呢?”汪精衛(wèi)說的是由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和日方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禎昭關于簽署“日華協議記錄”及“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等文件的秘密會談(即“重光堂協議”)。這下,沉默了好大一會兒,陶希圣才說:“主和是一件事,但在淪陷區(qū)日本刺刀下組府是另一件事。在武漢時,先生曾說離開抗戰(zhàn)則無和談,所以這次和委員長合作,必須合作到底,決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貫徹初衷�！蓖艟�衛(wèi)擺了擺手:“先生,‘談判’早就開始了,是無法保持秘密的,如果泄露,我們的生命都保不住……”話到這里就停住了,但陶希圣已然明白汪精衛(wèi)的意思了。
　　1938年12月18日,值抗日戰(zhàn)爭進入慘烈之境,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汪精衛(wèi)借口外出講演,秘密出走昆明。此時此刻,陶希圣正在成都探視妻兒,收獲加密電報后立時臉色大變,繼而心神焦灼地踱著步子:“來得好快,我該怎么辦?”
　　猶豫著,徘徊著。終于,陶希圣下定了決心。
　　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悄悄飛抵昆明,而后與汪精衛(wèi)、陳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曾仲鳴、梅思平等人一起搭機前往越南河內。
　　聞訊,蔣介石大為震驚,先是擲杯怒罵汪精衛(wèi):“汪之所為,害己害敵、害國害黨,其罪非淺。此賊不可救藥矣,多行不義必自斃也。”而后跺腳斥責陶希圣:“娘希匹,陶希圣負我,陶希圣負我……”隨后,頹然跌坐在沙發(fā)上,久久不語。
　　12月29日,汪精衛(wèi)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蔣介石發(fā)電,說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公開打出了乞降的旗幟。僅隔一日,即12月31日,陶希圣也在給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胡適的信中這樣寫道:“自武漢、廣州陷落以后,中國沒有一個完全的師,說打是打不下去了。財政是一年廿七萬萬,收入不到兩萬萬。壯丁補充大成問題。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長沙事件而達于極點。這樣不可樂觀的內容,到了這樣一個外交情勢,當然應考慮存亡絕續(xù)的辦法。”
　　陶希圣所謂的“存亡絕續(xù)的辦法”,其實就是汪精衛(wèi)所述的與日本議和。
　　自此,陶希圣與蔣介石分道揚鑣。
　　
　　踏入上海,竭力輔佐“汪氏集團”
　　
　　在和蔣介石徹底決裂之后,汪精衛(wèi)積極開展自己的“和平運動”――先是大張旗鼓地鼓吹“中日親善”,與日方拋出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遙相呼應;繼而委派得力親信高宗武秘密出訪東京,尋求政治以及經濟上的支持。
　　可想而知,雙方是一拍即合。
　　1939年5月,眼看時機日漸成熟,汪精衛(wèi)遂召集一伙追隨者開了個會,宣布:“諸位,日方對我們從事的革命事業(yè)大加贊賞,因此我準備把工作重心轉移上海,重新建立新的國民政府……”不承想,話音未落,會場就立時炸開了鍋――有人說:“返回國內?那不是自個兒找著往老蔣的槍口上撞嘛!”有人說:“重建國民政府,就意味著和蔣介石公開叫板,以我們現在的力量,決計討不了多少好處的�！庇腥苏f:“如此做法,豈不是與溥儀一樣成了日本軍方控制的傀儡了嗎?不可,不可�！币姞�,汪精衛(wèi)趕緊自我分辯:“諸位,扯得有些離譜了吧,我們這是在救國,只不過走的是一條‘曲線’路徑而已……”
　　一番爭吵,相當一部分的與會者拍案走人,汪精衛(wèi)亦冷哼著拂袖而去。
　　在這中間,陶希圣是持反對意見的,深知此舉是漢奸之舉。然而,汪精衛(wèi)去意已決,他也是無可奈何。
　　猶豫著,徘徊著。陶希圣再一次走到了一處十字路口:走,就是漢奸小人,人人唾罵;留,就是不夠義氣,關系破裂。
　　還在矛盾中苦苦掙扎呢,陳璧君來游說了:“先生,從民國十七年在武漢起到十九年在上海再到二十六年在武漢,及至二十七年在重慶,你一直追隨兆銘,足見情深義重,為何就不能再繼續(xù)下去呢?”而后,汪精衛(wèi)也親自來勸說了:“先生,我需要你的幫助,就隨我走吧!”如是,架不住汪精衛(wèi)夫婦的“盛情”,陶希圣只得送別一些執(zhí)意離去的同人,于1939年8月28日回到了日本人占領下的上海灘,在汪精衛(wèi)一手組織召開的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出任“宣傳部長”。
　　重干“老本行”,陶希圣盡心竭力地輔佐汪精衛(wèi),或撰文以搖旗吶喊,或出訪以爭取外援,或聯盟以擴大陣營,一如當初輔佐蔣介石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奈,雖然天天起五更打黃昏地奔走呼號,但是上天似乎并不眷顧陶希圣一心一意輔佐的“救國救民”的汪氏集團:一方面,中國軍民堅持抗日的決心與勇氣,終于贏得西方各國的信任,他們漸感中國足以成為在遠東地區(qū)制衡日本勢力的伙伴――于是,一改以往冷眼旁觀的態(tài)度,開始對華進行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在諸多問題上的看法和認識有著難以溝通的隔閡,以陶希圣和“外交部長”高宗武為代表的保守派與以“中央秘書長”周佛海和“組織部長”梅思平為代表的激進派,日益“水火不容”――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對于汪精衛(wèi)要組建的新國民政府,陶希圣認為一定要在日軍占領的地區(qū)之外,像上海、北平等地決計不可取;周佛海認為必須依賴日本的支持,在原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建立政權最合適……吵鬧來吵鬧去,心急火燎地等著“拯救國民于水火”的汪精衛(wèi)大發(fā)雷霆,沖著陶希圣吼道:“你想過沒有,脫離了日本人的扶持,我們何以立足?還是佛海想得周到些……”自此,“周佛海路線”漸成主流,陶希圣和高宗武漸被邊緣化,影響力日漸削弱。
　　受到了冷落,陶希圣沒有怨言,一如既往地為汪精衛(wèi)出謀劃策。
　　1939年11月1日,受汪精衛(wèi)指派,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一起組成談判委員會,與日本陸軍少將影佐禎昭親率的“梅機關”(影佐禎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務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華堂”的住宅,故稱“梅機關”)談判成立“新中央政府”事宜。
　　在談判桌上,才翻閱了幾頁影佐禎昭提交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陶希圣立刻吃驚地跳了起來:天,條件之苛刻,遠遠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協議”,甚至可以與當年的“二十一條”一較高低了……原來,這一綱要,無異于一個大藍圖之內的小藍圖:小藍圖是日本把中國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和海南島劃分為五種“地帶”,也可以說是五層。最深的一層是偽滿洲國,第二層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而海南島是和外臺一樣的日本軍事基地。
　　“不好!”悄悄摸出手絹,陶希圣一個勁兒地擦著額頭上的冷汗,“問題嚴重了!”從這一密約的條款中,他終于看清了真正的形勢: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全面控制中國的意圖已經完全暴露;另一方面,汪精衛(wèi)為了得到扶持竟然毫無底線地退讓。心頭遂升騰起了無比的失望和強烈的不滿。
　　出得門來,陶希圣一把把高宗武拽到了一邊兒,劈頭丟下一句:“這樣的條約,我決計不談、不簽!”高宗武也頗為不滿:“我也不談、不簽!”
　　1939年11月3日,陶希圣和高宗武先后致函汪精衛(wèi),說另有要事需要處理、不能繼續(xù)出席談判了,獨獨丟下周佛海、梅思平去談判。
　　很快,汪精衛(wèi)感覺到了不對勁兒,就找來陶希圣:“先生,我還是需要你的幫助……”心頭一動,陶希圣抬眼望去,看到的是汪精衛(wèi)一副無助的樣子,滿腔的怒火立時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即應道:“有什么事,盡管吩咐,定當盡力而為!”
　　
　　逃至香港,大義披露“汪日密約”
　　
　　沒過多久,汪精衛(wèi)和影佐禎昭就《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達成了協議。
　　聞訊,陶希圣悵然了好一陣子。
　　1939年12月30日,是正式簽字的日子。接到通知后,陶希圣猶豫了一下,遂婉言拒絕出席簽字儀式:“非常抱歉,這兩天身體多有不恙,醫(yī)生囑咐需要閉門休養(yǎng),我就不去了吧……”
　　這下子,汪精衛(wèi)的心里犯嘀咕了:先前說有事不參加談判也就罷了,如今就連簽字儀式也不來出席了,難道起了別的什么心思不成?
　　汪精衛(wèi)果真猜對了,不愿意做賣國賊的陶希圣這會兒的確動起了遠走的念頭。
　　湊巧的是,就在陶希圣暗下決心的時候,高宗武突然找上門來,說:“陶兄,你我皆不出席簽字儀式,汪精衛(wèi)定會生疑的,接下來多半會拿你我問事的……”
　　一番剖析,陶希圣和高宗武不由得為危險的處境而提心吊膽起來,遂決定:“莫逗留了,趕緊一走了之!”
　　為了迷惑汪精衛(wèi),1940年元旦,陶希圣特地攜帶禮物,向其拜年問好,順帶暢談了接下來組建“新中央政府”的事情。
　　同一天,高宗武趕到周佛海家拜年問好。
　　1940年1月4日,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計劃:高宗武先走,身著普通市民的衣服,坐黃包車,到黃浦灘碼頭;陶希圣晚走,從南京路國泰飯店前門進入大樓再從后門出來,搭公用電車,到黃浦灘碼頭。而后,兩人乘坐美國“胡佛總統(tǒng)號”輪船,一起出逃。
　　一路無事,陶希圣和高宗武順利抵達香港,商定盡快披露汪精衛(wèi)和影佐禎昭簽訂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以給國人一個交代。
　　1940年1月21日,香港《大公報》在頭版刊出了《汪日密約》的詳細內容,一組四行的黑體大字標題分外醒目:
　　
　　高宗武陶希圣攜港發(fā)表
　　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
　　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
　　集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
　　
　　旋即,重慶、上海、北平、昆明、南京的報紙紛紛轉載,一時舉國嘩然、群情激奮。這便是“高陶事件”,史稱“小西安事變”。這一事件不啻于晴天一聲霹靂,使得汪精衛(wèi)、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驚慌失措,同時“也給尚留在重慶陣營中的那些悲觀動搖分子一個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
　　到底有著多年的交情,在披露汪日密約后的次日,陶希圣又聯合高宗武一起致電汪精衛(wèi)等人:“……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參加先生與日本之外交談判,在道義上應有保持秘密之責任,惟希圣宗武等認為日本方面割裂及滅亡中國之企圖,非獨先生及干部舊友不可得而私為秘密,以為求取一時之成功,亦終必須為日本有識之政治家所拋棄。先生及干部舊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為中華民國之失敗。切望先生及諸舊友懸崖勒馬,放棄此于無益于國有害之運動,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希圣宗武亦幸甚……”勸其趕緊懸崖勒馬,莫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遺憾的是,汪氏集團一伙兒鐵了心要做國家和民族的敵人,在日本的策劃與扶持下很快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正式組建傀儡政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汪精衛(wèi)任行政院院長兼國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周佛海任財政部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梅思平任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成為日寇在華的忠實走狗。
　　遠在香港的陶希圣,仰望北方搖頭長嘆。
　　一晃一年多過去了。
　　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淪陷;次年2月,陶希圣隨惠陽還鄉(xiāng)隊逃離香港,輾轉來到重慶。
　　陶希圣“迷途知返”,難能可貴,蔣介石給予了大度的寬容接待――大筆一揮,旋即委以重任:“茲任命陶希圣先生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見狀,陶希圣感激涕零,暗下發(fā)誓:“從此之后唯蔣委員長之命是從!”遂盡心竭力為蔣介石分憂排愁,很快就成為蔣介石身邊陳布雷式的親信人物,于是就有了后來流傳甚廣的《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從此更加平步青云,先后出任國民政府《中央日報》總主筆、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漸漸成為國民黨的權威理論家�！�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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