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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xué)者傅國涌的文字生涯】 傅國涌

發(fā)布時間:2020-02-2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傅國涌從偏遠的山村走出來,經(jīng)過“寒窗苦讀”,又經(jīng)過紛紛擾擾的爭議,終于破繭成蝶,開創(chuàng)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中山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袁偉時說:“傅國涌在塵封的史料中勤奮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國不少歷史真相,以新的視角給讀者新的啟發(fā),實現(xiàn)了學(xué)術(shù)性和思想性的統(tǒng)一!蹦敲矗祰烤烤故窃鯓右宦纷叩浆F(xiàn)在的呢?帶著這樣的問題,筆者走進了傅國涌先生位于杭州市下城區(qū)的寓所。
  
  來自雁蕩山的少年
  
  1967年1月10日,傅國涌出生在浙江樂清大荊嶺腳村,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農(nóng)民。
  嶺腳村是一個坐落在雁蕩山腳下的小村莊,關(guān)于“嶺腳”的得名,有一個典故。傳說當(dāng)年謝靈運游歷雁蕩山,他的“謝公屐”在登山時不慎掉落。根據(jù)這個故事,人們把他登的山命名為“謝公嶺”,山上還有個“謝公亭”,而山腳下的村子自然就叫“嶺腳村”了。傅國涌家的大門,正好面對謝公嶺,前有“迎客僧”,后有“石梁洞”。從他小時候開始,記憶中就不斷有進出雁蕩山的畫家、詩人的身影。這些人雖然沒有對他造成什么直接的影響,卻給年少的傅國涌傳遞了一個信息:在生活的村莊之外,還有廣闊的世界!這種來自外界的新鮮空氣,使他從小就萌生了要超越大山的想法。
  傅國涌的小學(xué)教育是在村子里完成的,十幾歲前傅國涌從來沒有離開過嶺腳村。他說,那時候的他愛看書,不愛活動,一上體育課就逃課。由于不愛活動,力氣小,打架總是打不過同學(xué),一直到高一才擺脫受欺負的命運。那個時候傅國涌想看書,資源是極其匱乏的,他們家有一些連環(huán)畫,他就靠這些連環(huán)畫度日。他讀到第一本真正有意義的課外書時,已經(jīng)是四年級,那是一套三卷本的《水滸傳》,深綠色的封面,扉頁上印著那句婦孺皆知的名言:“《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蹦翘住端疂G傳》因為被人翻得太多,書角都翹起來了,傅國涌小心翼翼地一頁一頁地讀,如獲至寶。從那以后,他便迷戀上讀那些大人所說的“閑書”。
  由于讀了很多“閑書”,傅國涌的語文成績一直很好。1978年至1981年,傅國涌在雁蕩中學(xué)讀初中,班主任盧鸞嬌老師對他特別照顧。初三第一學(xué)期,傅國涌的暑假作文《捉石蟹》得到盧老師的賞識,她叫丈夫徐保土先生為傅國涌指導(dǎo)作文。徐先生是樂清的才子,五分鐘的指導(dǎo)使傅國涌受益匪淺。這篇文章后來發(fā)表在當(dāng)?shù)氐男笊,傅國涌拿到了生平第一筆稿費,兩塊錢。他說,這在當(dāng)時是一筆“巨款”,因為他一個星期的生活費也不過一塊錢而已。他拿著兩塊錢,趕緊到供銷社買了一套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三國演義》。說到此處,傅先生從書架上抽出那套書給筆者看,定價是兩塊三毛錢!拔易约哼添了三毛錢呢!”傅先生笑道。1981年初中畢業(yè)前夕,同學(xué)們都在準(zhǔn)備中考,傅國涌寫的《〈岳陽樓記〉讀后感》成了范文,全班都按照這篇文章準(zhǔn)備中考作文。
  傅國涌的高中是在大荊中學(xué)讀的。
  高中畢業(yè)以后的三年,傅國涌沒有繼續(xù)升學(xué),他在樂清縣城讀了高復(fù)班。當(dāng)年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我與傅國涌》貼在網(wǎng)上。文章里說,當(dāng)時他們一起租住在外,傅國涌讀的是文科,文史地成績都很好,基本上是滿分,但是數(shù)學(xué)奇差,每次都只能考二三十分,常要那位朋友輔導(dǎo)。還說,傅國涌那時候讀書很多,經(jīng)常夜里兩三點才睡,讀書速度也很快,幾乎每天啃掉一本。又說,傅國涌當(dāng)年有“狂人”之稱,一副眼鏡,一頭長卷發(fā),一張白得有點迷糊的臉,一件永遠不換的“七○式”藍軍裝,不修邊幅。他很少與人交往。在他眼里,蕓蕓眾生都是庸人、俗人。他欽佩的是康德之類的人物。而文章中寫到的兩個故事很有趣:
  
  讀書讀累了的時候,他(指傅國涌)就來一套自編的武術(shù)拳腳,大吼大叫。有時候,不顧天色將暗,拉上我爬上棲霞山,對著如血的夕陽,迎風(fēng)嘶號,而此刻,身后的墳洞發(fā)出森森的陰氣。
  還有一次,傅國涌坐汽車去北京。他把腳伸到車窗外,隨著汽車的搖晃,一只解放鞋掉了,最后只穿著一只鞋,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到朋友家里。朋友見他如此狼狽,馬上去買鞋,他說不必,趕快給我買五個盒飯。朋友買來飯后,他竟把五盒全部吃完。
  筆者向傅先生求證了這兩個故事的可信度。傅先生說,這位朋友有些夸張了。真實的情況是:第一,高中時代跟他住在一起,是真的;數(shù)學(xué)很差要問他題目,也是真的;但是夜里跑到山上去吼,爬山是有的,吼是沒有的;耍武術(shù)拳腳只不過是鬧著玩的事,那位朋友也當(dāng)真了。第二,掉鞋子的事,其實穿的不是解放鞋,而是皮鞋,不是到北京,而是從杭州到溫州,坐臥鋪汽車,上下鋪的那種。傅先生睡的是上鋪,他把皮鞋脫下來放在枕頭下面的空位。沒想到下鋪的乘客開著窗戶,汽車一路顛簸,就把一只鞋子顛到窗外去了。傅先生下車時找鞋子穿,發(fā)現(xiàn)少了一只,怎么找也找不著,于是干脆把另外一只也扔了――不能只穿一只鞋走路啊!下車后其實也沒光腳走路,因為馬上就上了人力三輪車,路過一座橋時,橋上有賣日用百貨的,他就買了一雙涼鞋。后來到了朋友家,一桌人就很開心地吃飯了,如是而已。寫文章的那位朋友,傅先生已經(jīng)二十多年沒和他聯(lián)系了,而他身在廈門,故事是倒了兩三手以后才傳到他耳朵里的,難免有些失真。
  
  十年苦讀寒窗下
  
  1986年,傅國涌進入溫州教育學(xué)院中文系學(xué)習(xí)。一年之后,他就離開了學(xué)校,做起了中學(xué)語文老師。兩年之后,他結(jié)束了教書生涯。從1989年到1999年,傅國涌進入了一個“十年苦讀”的階段。他不改以前喜歡讀全集的作風(fēng),先后讀了《孫中山集》、《黃興集》、《宋教仁集》、《朱執(zhí)信集》、《戴季陶集》、《居正集》、《馬君武集》、《陶成章集》、《秋瑾集》、《魯迅全集》、《梁漱溟全集》、《陶行知全集》、《蔡元培全集》,以及章太炎、梁啟超、陳獨秀、張謇、鄭觀應(yīng)、王韜、薛福成等人的文集。無疑,這些閱讀都為他以后對民國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礎(chǔ)。
  這一時期,傅國涌主要的“工作”是讀書和寫筆記,偶爾在一些雜志上發(fā)表文章。
  
  1995年的冬天,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主動走入了傅國涌的世界,他就是中國科學(xué)院的研究員許良英先生。許先生是著名的自然科學(xué)史家,是中國核彈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學(xué)生,是中國研究愛因斯坦思想的權(quán)威,曾經(jīng)主持編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這套書是迄今最全面的愛因斯坦思想資料。傅國涌稱許先生為“真正讓我站起來的人”。事情的機緣是許先生偶然讀到傅國涌寫的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認為在他見過的年輕人中,傅國涌是讀書最多的。所以,許先生專門寫信給傅國涌。一來二去,他們之間建立了忘年之交。許先生不愿稱師,愿意跟傅國涌平輩論友。他們彼此交流頻繁,每個月都有書信往來,所談之事古今中外無所不包。許先生雖然是學(xué)自然科學(xué)的專家,但是因為學(xué)習(xí)方法好,知識淵博。傅先生說:“許先生有世界視野,所以就把我推到一個能夠看到世界上所有值得看到的東西的位置上。從那以后我的一切都改變了,讀的書變了,思考的問題也變了!滨囗,傅國涌的思想從此發(fā)生質(zhì)的飛躍,再也沒有什么能夠鎖住他的靈魂了。
  傅國涌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人,他對人生中的一切遭遇都深懷感恩。他對筆者說,遇人之事是人生的機遇,可遇而不可求。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二十八歲那年,有一個大人物會“從天而降”來找他。相反,當(dāng)初如果是他主動去找許先生,許先生很可能會不理睬他!斑@就是命運的安排,是老天的恩賜。”傅先生感慨道。
  十年苦讀期間,傅國涌的生活基本上靠家人和朋友接濟。1999年,他終于“出山”了。當(dāng)時電腦很貴,普通大學(xué)生一個宿舍合買一臺,畢業(yè)時賣掉分錢。于是,傅國涌就花兩千三百元從浙江大學(xué)畢業(yè)生那里買了一臺二手電腦。從此,他開始往電腦里敲字。
  
  受朋友之約,那年傅國涌寫了一本歷史隨筆集《歷史深處的誤會》給朋友拿去出版,可這本書因故沒有出版。傅國涌難過了一段時間,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寫出來的書怎么落得這樣的下場呢?但是不久他就擺脫了困惑,他想到可以把這些文章分篇向各雜志社投稿!他還清楚地記得,1999年發(fā)表了兩篇文章;2000年發(fā)表了七篇文章;2001年發(fā)表了十八篇文章……就這樣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接下去發(fā)表了多少篇文章就記不清了,因為實在太多。七年后,《歷史深處的誤會》得以出版。
  起初,傅國涌還在一家私營企業(yè)里打工。他在那家私營企業(yè)里給人干了三個月,用三個月他學(xué)會了所有東西,傅國涌覺得沒意思,于是跟老板吵了一架,走人不干了。后來他又到別的地方跟人合作,雖然他沒有錢,但是憑借智力投資,也做到了管理層。
  當(dāng)時的傅國涌只有一個想法,希望將來能夠不用打工,光靠在家里寫東西維持生計。所以在外面工作的時間,傅國涌也盡量利用起來。因為做管理層的緣故,他上班很輕松,每天處理事情兩三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就是看書、上網(wǎng)、寫東西、搜集材料,回到家后再寫成文章。但是不久之后,傅國涌連這樣的班都不愿意上了,覺得時間太珍貴,如果把那點時間也用起來不是更好嗎?所以就辭職一門心思寫起東西來。成名作《金庸傳》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一發(fā)不可收拾
  
  《金庸傳》是應(yīng)朋友之邀寫的。
  在此之前,市面上已經(jīng)有多本金庸先生的傳記。傅國涌寫作向來是反對重復(fù)命題的,但是朋友相托又不好意思推卻。他把過去的幾本《金庸傳》都找來讀了一遍,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嚴重問題:所有人都是以一種仰望金庸的姿態(tài)去寫的。所以,傅國涌決定把金庸放低,以平等的視角來寫一本《金庸傳》。他開始搜集資料,很快就把書稿交給了出版社。與出版社簽的合同上原本計劃出五千本,但是編輯看完稿子,立刻要求加到一萬本。書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爭議,一時洛陽紙貴,很快又加印了一萬二千本。
  《金庸傳》的出版可說是傅國涌人生的一個轉(zhuǎn)折點。2001年他的第一本書在香港出版時,影響還只停留在知識界。2003年《金庸傳》出版之后,傅國涌立刻就進入了大眾視野,他的文章一夜之間成為各家媒體爭相刊載的對象,以至于2004年到2006年這三年,成為傅國涌一生中寫作密度最大的一個時期,到處被約稿、開專欄。
  但是,在《金庸傳》之后,傅國涌被貼上了“傍名人出名”的標(biāo)簽。為此,傅國涌出了兩本書來證明自己,一本是《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另一本是《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這兩本書使他立穩(wěn)了腳跟。特別是后者,2005年出版以后引起轟動,舉國媒體都大篇幅報道,傅國涌這個名字甚至都上了娛樂刊物。有人預(yù)言“傅國涌熱”來了。
  《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因為賣得好,盜版也很多。傅先生告訴筆者一段小插曲。他拿出一本盜版書跟筆者說:“去年我到一個地方去演講,有一個讀者拿著這本盜版書找我簽名。我說你把這本書給我,我回頭寄一本正版給你,他開心死了! 后來,這本盜版書被傅先生饒有興致地收藏了起來。
  
  書的成功也是傅國涌始料未及的。從此,出版社、雜志社追著他要稿子,使他“永無寧日”。他的經(jīng)濟也日漸寬裕起來,2006年購置了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新房。他的老宅在耶穌堂弄,就是司徒雷登故居的隔壁。前段時間,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杭州,傅先生寫文章發(fā)表評論,一開始他心懷不滿,覺得司徒雷登的骨灰該安放在北大。但是文章寫到后面,傅先生突然體悟到:司徒雷登超越了國界,他是屬于全世界的。如此一來,之前的不滿也就煙消云散了。傅先生跟筆者說,寫文章妙得很,動筆寫之前不知道文章會寫成什么樣,只有寫到最后才能定型。他舉了魯迅的例子來佐證,每晚點起香煙,看著煙霧繚繞,靈感就不期而至了。
  傅國涌身為自由撰稿人,獨立于體制之外,扎根民間,不做教授、不做研究員。最近,和他并稱“北謝南傅”的學(xué)者謝泳先生受聘成為廈門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筆者問傅先生有沒有意愿到體制內(nèi)去生活。傅先生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出了書,也有大學(xué)請我做教授。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情況,就拒絕了。我現(xiàn)在生活得很好,也就不想往那條路上擠。何況體制里的人太多了,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而民間的人太少了,有我這樣一個人留在民間也好。”
  香港評論家梁文道先生曾在節(jié)目里稱傅先生為“民間學(xué)者”,而且是“有良心的學(xué)者”。筆者覺得這真是恰如其分的評價!傅先生跟筆者說,他一生的理想,是要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讓中國變得更文明,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生活得更好,包括愛他的和不愛他的所有人在內(nèi),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圍繞這個目標(biāo)展開的,而不是圍繞著學(xué)術(shù)的目標(biāo)展開的。
 。ㄘ(zé)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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