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戍卒的建議 　　公元前202年,剛剛登上皇帝大位的漢高祖劉邦正在洛陽城里處理政事,忽然聽人來報,說是有個名叫婁敬的戍卒,途經(jīng)洛陽時,突然發(fā)神經(jīng),大喊大叫要見皇帝。劉邦向來作風民主,說見就見吧。只見這個婁敬穿著破破爛爛的羊皮短襖上得殿來,一開口就向劉邦發(fā)問:“聽說陛下要建都洛陽,難道是為了跟偉大的周朝比試嗎!”
　　劉邦心中暗暗稱奇,因為這個人一開口就抓住了他的心,當時劉邦正為建都之事征求文臣武將的意見,因為他的大臣大都來自東部,他們強烈建議劉邦定都洛陽。他們引經(jīng)據(jù)典地說,周朝建都洛陽稱王天下幾百年,秦朝建都在關內(nèi)只傳了二世就迅速滅亡,因此,洛陽應該是首選。他為此正猶疑不決,所以很想聽聽這個戍卒會有怎樣的高見。
　　這個婁敬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滔滔不絕,力陳定都洛陽的不便,建議劉邦在關中定都,讓劉邦聽得一愣一愣的。婁敬的這些觀點不僅和留侯張良的觀點接近,也和劉邦的觀點不謀而合。劉邦不再猶豫,當日就決定乘車西行,建都長安。這個穿羊皮襖的戍卒因提議定都長安有功,被賜姓為劉,以后又被封為關內(nèi)侯。
　　
　　漢高祖的抉擇
　　 劉邦建都長安對后來2000年的中國歷史來說影響非同小可。
　　其實從經(jīng)濟上看來,當時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qū)沒有什么吸引力。戰(zhàn)國時代占據(jù)關中的秦國,常有糧食短缺的苦惱,向西南攻取巴蜀,花費大量人力開鑿鄭國渠,都是為了設法補救這一短板。相比之下,東部六國則平原千里,富庶得多。因此秦統(tǒng)一六國之后遠征匈奴,糧草是從山東調(diào)運來的。
　　既然如此,劉邦為什么還要選擇長安作為都城呢?這是因為他正在考慮如何對付他的子孫最害怕的敵人――匈奴。
　　西漢時期最大的外患,當然是北方的匈奴。當時匈奴南下到了戰(zhàn)國末年秦國所筑的長城附近。匈奴白羊王、樓煩王的部落離長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輕騎兵一晝夜就可以殺過來�？梢娔菚r的匈奴離關中是多么近。
　　長安處于匈奴的嚴重威脅之下,可是漢高祖劉邦偏偏就要把首都定在這里。建都長安僅僅兩年之后,御駕親征的劉邦就被匈奴冒頓單于包圍在白登山七天七夜,幾乎全軍覆沒。即便如此,劉邦也沒有想過遷都,只是籌劃著如何消除這個威脅。
　　原因很簡單,國都距邊境近,安危方面可以觀察得很清楚明白,一切威脅都立刻可以感到,這樣就能時時地警戒,而不敢有稍微的含糊,就是最醉生夢死的人也必然能領略到居安思危的意義。
　　正因為如此,西漢王朝對于西北外患,從沒有一刻放松。到漢武帝的時候,漢軍多次長驅(qū)朔漠,迫使匈奴一部分投降、一部分遠遷,西域各國紛紛賓服。西漢之所以能積極對外,正是因為國都距離最大的外患近,安危存亡看得格外清楚。
　　
　　貪圖安逸與置之死地
　　經(jīng)過了王莽篡漢和綠林赤眉起義之后,劉秀重定天下,建立東漢,再次面臨建都的選擇。他選擇的是洛陽。雖然建都洛陽減輕了東漢王朝經(jīng)濟方面的負擔,但是安逸的結果,就是削弱了為政者的意志。
　　光武帝劉秀的英明有為,在兩漢的帝王之中也是相當難得的,可是他所施行的政策,卻處處表現(xiàn)出保守的性質(zhì)。當時西域各國都遣使前來,愿受漢朝的保護,光武帝反不愿意繼續(xù)前朝的功勛,而下令封閉玉門關。因為光武帝時都城洛陽離西域太遠了,就把經(jīng)營西域的意志,慢慢地消磨凈盡了。
　　東漢選擇都城西棄長安而東就洛陽,距離西域更遠,表明東漢與西漢迥異,西漢主張開拓,東漢則顯得保守甚至退縮。這樣的例子歷史上還有很多。
　　最著名的遷都是明成祖朱棣。明朝雖然是推翻元朝統(tǒng)治之后建立,但是在明朝前期和中期,最大的威脅仍然是北方的蒙古騎兵。因此明成祖朱棣在奪得皇位之后,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為的就是“天子戍邊”,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調(diào)動軍隊抵御侵略。遷都之后,明成祖就連續(xù)三次親征朔漠。天子戍邊的氣勢以及皇宮和先帝陵寢俱在前線的事實,使朝廷上下在面對危機時更有抵抗的決心。
　　都城選擇在什么地方,對國家的政局影響極大。首都接近最大的敵人,則一切的政策和設施都是積極的、進取的;若遷于經(jīng)濟中心,則一切的政策和設施就自然趨向于消極和退縮。國運的盛衰和國都的選擇是不可分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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