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化從兩個方面改變和塑造著當代世界政治的基本制度、規(guī)則和組織：一是通過時空的壓縮賦予普通公民更大的參與政治與外交活動的空間、信息資源，二是通過跨國相互依賴的深化破解了外交領域的“國家中心主義”。這兩個方面的“全球化政治”制約和分化了國家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壟斷地位，賦予普通公民和民間外交以更大的活動能力和空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應該從戰(zhàn)略的高度重視民間外交的價值和作用，從而適應全球化政治的挑戰(zhàn)。
　　關鍵詞 民間外交 全球化 相互依賴
　　中圖分類號：D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8）05-0032-36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一書中指出：“全球化意味著兩個方面：即將開始一種新游戲；老游戲的規(guī)則和基本概念不靈了，盡管人們想繼續(xù)保留老游戲�！盵1] 貝克在這里所謂的“老游戲”指的是，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世界政治。在這個游戲中，國家居于一切政治活動的中心，以“民族國家”為界限，出現(xiàn)了國內(nèi)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個領域。在前一個領域，國家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力等級結構；而在后一個領域，國家作為居住在其領土上的全體居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擁有壟斷性的權力和地位。
　　世界政治的“老游戲”有其固定的制度和規(guī)則。如國家對特定領土的主權、主權的相互承認和外交、權力的壟斷性，以及國家對公民的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力與福利保障等等。在這個制度框架下，游戲的組織也是固定甚至是唯一的，那就是具有法律主權地位的“民族國家”。貝克指出：“這種簡單的游戲就像國際象棋中的皇后，兩個棋手擁有同一種棋子的走法和棋路�！比欢�，“隨著全球化的到來，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活動空間和活動框架：政治變得沒有邊界和國籍，隨之而來的是，出現(xiàn)了追加的演員、新的角色、新的資源、生僻的規(guī)則、新的矛盾和沖突……”[2]
　　
　　理解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
　　
　　“全球化”這個概念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已經(jīng)從學術界擴散為社會大眾的“公共話語”�！都~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弗里德曼的《地球是扁平的》不僅是商界精英擺在案頭的必讀書，而且出現(xiàn)在北京過街天橋的盜版書地攤上。然而，在人人都講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究竟是什么東西？全球化對于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究竟意味著什么？
　　多數(shù)人理解的全球化，就是一堆經(jīng)濟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全球貿(mào)易數(shù)量、跨國投資數(shù)量、國際金融流量等等。然而這些抽象的經(jīng)濟數(shù)字似乎距離人們的生活還相當遙遠，當人們習慣了街頭的麥當勞、沃爾馬以及可口可樂的口味之后，就會覺得全球化也不過如此。即使在國際問題研究界，除了專門介紹全球化理論的一小群人之外，全球化似乎也只是一個時髦的術語而已，國際政治依然是由國家主權、權力和利益組合而成的“零和游戲”。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發(fā)展，“熱錢”在全球流竄推動油價、糧價飆升，世界貿(mào)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一拖再拖，全球化在很多國家已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反全球化成為新的輿論和社會運動潮流。
　　全球化并不是簡單的由貿(mào)易、投資和金融數(shù)據(jù)組成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戴維?赫爾德等人認為：“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以及經(jīng)濟快速變革的中心力量，這些變革正在重新塑造著現(xiàn)代世界和世界秩序”，經(jīng)濟當然是其中的主要推動力，除此之外全球的軍事、技術、環(huán)境、移民、政治以及文化的流動模式也在塑造這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過程”。而且，這個“大規(guī)模變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確定的，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本質(zhì)上偶然的歷史進程”，一些國家、社會和社群日益卷入全球秩序，而其他的國家、社會和社群則逐漸邊緣化。[3]
　　依據(jù)赫爾德等變革論者的看法，全球化可以被定義為：“一個（或者一組）體現(xiàn)了社會關系和交易的空間組織變革的過程，產(chǎn)生了跨大陸或者區(qū)域間的流動以及活動、交往以及權力實施的網(wǎng)絡�！盵4] 這個定義的核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流動；二是網(wǎng)絡。流動展現(xiàn)了全球化時代世界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交往過程急劇加速的特征；網(wǎng)絡體現(xiàn)了全球化沖擊下的世界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交往的制度結構。從這兩個方面出發(fā)，我們可以為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后果提供一個簡潔的理解框架。
　�。ㄒ唬�時空壓縮。全球化首先表現(xiàn)為物質(zhì)產(chǎn)品、人口、標志、符號以及信息的跨空間和時間的流動。當然這些要素的流動并非當代全球化的現(xiàn)象，早在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溝通亞歐大陸、以及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跨空間和時間的運動。但是在張騫、阿拉伯商人、哥倫布和麥哲倫的時代，這些要素的流動的強度、速度是很低的，一頭駱駝背負的絲綢到了歐洲需要幾年的時間；要素流動的廣度和影響也十分有限，因此價格昂貴的東方絲綢只能少數(shù)的王公貴族才能享受。因此，當代的全球化區(qū)別于歷史上的要素流動，關鍵就在于當代各種要素的流動強度、速度、廣度和影響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現(xiàn)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全球化真正實現(xiàn)了物質(zhì)、信息、人員基本上共時性的全球流動。加勒比海灣的一場颶風直接影響到上海商品交易所的成品油期貨價格，蘇丹南部沙漠的部族沖突成為干擾北京奧運會的一個問題；“布拉德?皮特的老婆安吉莉娜?朱莉生了一對龍鳳胎”，這條消息會在第一時間通過手機短信傳給身處烏拉布通大草原深處的你。全球化區(qū)別了兩種人的生活方式：一種是“全球人”，他生活的每時每刻都與全球相關聯(lián)，全球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發(fā)生的事態(tài)都與他的日常生活相關；另一種是“地方人”，他的生活空間與認知范圍不超過方圓100公里。[5]
　　“全球人”不僅是一種生活形態(tài)，而且也是一種政治形態(tài)，“全球人”的生活形態(tài)會通過某種方式影響世界政治的運作形態(tài)。比如身居美國中西部某個小鎮(zhèn)的普通居民，在“地方人”的生活中根本不會接觸到與中國有關的東西，中國只是一個遙遠的神秘的國度，與他或她的生活沒有直接的關系，于是他或者她不會對中美關系有直觀的見解。如今，當全球化深入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每周去沃爾馬超市購物的時候都躲不開“Made in China”的標簽的時候，中國就進入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對中美關系理解和看法就會大不相同。這種細小而微妙的變化造就了當前中美經(jīng)貿(mào)領域眾多摩擦和沖突的社會背景。
　　全球化推動的物質(zhì)、信息、人員的加速流動使得被地理空間與民族國家隔絕的世界政治日益融合在一起，著名地理學家戴維?哈維將這一現(xiàn)象概括為“時空壓縮”。[6] 在時空壓縮的世界政治舞臺上，國家以及作為其代表的政府官員失去了外交的絕對壟斷權。信息流通過各種傳播手段加速擴散，普通公眾也能夠在幾乎同步的狀態(tài)下獲取來自遙遠地域的信息，與此同時，公眾對國際事務的反應也可以通過相同的手段向全球傳播。18世紀歐洲古典國際關系時期的宮廷政治、秘密外交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經(jīng)變得難以想象，各國外交官在處理一項國際事務的同時往往處在國內(nèi)輿論的巨大壓力之中。
　�。ǘ�）相互依賴。作為要素跨越地理空間與時間流動的后果，赫爾德認為，全球化在制度層面形成了獨立能動者之間有規(guī)則的或者模式化的交往、活動網(wǎng)絡。[7] 在這個網(wǎng)絡中的獨立能動者已不僅是國家，而且包括了跨國公司、國際公民運動、非政府組織、宗教、跨國毒品交易、跨國恐怖主義等一系列跨國行為體。他們通過密切的、有規(guī)則的、模式化的互動形成了一系列的跨越國界的共同體，各種利益關系縱橫交錯、相互依賴，編織成一張復雜的網(wǎng)絡。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國家已經(jīng)很難發(fā)揮其法理上的完整性和獨立性，不僅在國際舞臺上失去其主權的獨立，而且在國內(nèi)政治中也很難維持其絕對的權威。全球化時代的主權是“一種在復雜的跨國網(wǎng)絡政治中討價還價的機制，而不是一種有明確領土界限的藩籬。”[8]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提出了復合相互依賴的世界政治模式，其特征表現(xiàn)為：
　　a.各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lián)系，包括政府精英、非政府精英、跨國組織之間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聯(lián)系；
　　b.國家間關系的議程沒有明確的或固定的等級之分；
　　c.武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下降。[9]
　　他們所描述的復合相互依賴模式基本符合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政治的特點。然而，這兩位作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并沒有把自己的邏輯堅持到底。他們看到了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lián)系實際上打破了國家的完整性，但依然把相互依賴看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當他們認為不對稱性是“相互依賴政治的核心”，“誰能夠左右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誰就擁有了權力”的時候，[10] 他們事實上重新回到了現(xiàn)實主義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范式。
　　相互依賴的實質(zhì)是非國家的跨國行為體之間互動。相互依賴的行為主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抽象的作為整體的國家（及其政府），而是社會中的企業(yè)、集團和個人。伴隨著跨越國界的商品、資金、技術、信息和人員的交往和流動，在相互依賴的國家內(nèi)部必然形成某種跨國性的利益共存結構，這種利益結構會打破國家主權和利益單一性和完整性，并通過國內(nèi)政治過程對國家間的政治和外交關系產(chǎn)生影響。
　　相互依賴分解了國家的權力，也改變了權力運行的方式。國家間的多渠道聯(lián)系、問題領域的分化打破了權力和國家利益的整體性，并且使國際政治中的總體權力結構解體。在這種狀況下，權力的主體更加多元化，權力的結構更加分散化，權力的運行更加復雜化。
　　首先，跨國行為體分解并重新塑造了權力結構和國家利益。相互依賴的形成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互動的結果，而是大量的非國家行為體跨國交往的產(chǎn)物。國家間的貿(mào)易、金融、投資、人員流動和信息交流的主體不是作為整體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代表國家的政府，而是企業(yè)、社會團體和個人。這些非國家行為體的活動不僅推動了國家間相互依賴的發(fā)生和深化，而且也成為權力結構和國家利益的塑造者。
　　其次，問題領域的分化使權力的轉(zhuǎn)換能力下降。權力的概念實際上包含著資源（能力）和行為（結果）兩層意義。資源是行為的基礎，但資源只是一種潛在的權力，在變成行為的過程中存在一個轉(zhuǎn)換的過程。[11] 現(xiàn)實主義假定大國憑借自己的總體權力優(yōu)勢，總是在國家間關系中占據(jù)有利位置并決定國際爭端的解決。然而，在相互依賴模式中，國家所面臨的對外關系問題變得更加廣泛和多元化，傳統(tǒng)上默認的資源與行為、能力與結果之間的邏輯鏈條發(fā)生了斷裂。國家在軍事領域擁有的權力無法在能源、環(huán)境、經(jīng)貿(mào)等領域發(fā)揮作用，國家的總體權力優(yōu)勢也不能保證在一切領域都能得到體現(xiàn)，強國在與弱國的爭端中并不總是贏家。
　　因此，相互依賴的國家間政治更多地表現(xiàn)為政策互動基礎上的討價還價過程。由于非國家行為體的介入，這個過程越來越明顯地表現(xiàn)為羅伯特?帕特南所言的“雙層博弈”模式：“很多國際談判中的政治”是在“兩張桌子”上進行的。在一張桌子周圍擠滿了國內(nèi)利益集團，它們?yōu)榱俗约旱睦�益向政府施加壓力，政治家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會有意地與某些利益集團結成聯(lián)盟。在另一張桌子上，政治家和外交官代表國家竭盡全力地與其它國家討價還價，以最大程度地滿足國內(nèi)利益集團的要求。[12] 這兩張桌子上的討價還價相互聯(lián)系、互為因果，任何決策者都無法偏廢其中的一個。
　　
　　重視民間外交的戰(zhàn)略價值
　　
　　全球化通過時空壓縮賦予民眾參與外交事務的能力，又通過相互依賴制約國家的政治自主性，這兩個方面都要求人們更加重視民間外交的戰(zhàn)略價值。2008年3月14日拉薩發(fā)生暴力打砸搶事件之后，西方社會和某些國家掀起了一輪利用奧運對中國施加人權壓力的高潮，對中國外交構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在這個時候，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自發(fā)地組織起來，通過集會游行、輿論宣傳、護衛(wèi)火炬、抵制家樂福等方式捍衛(wèi)了中國的尊嚴和奧運的精神。
　　2008年4月，中國民眾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呼吁抵制家樂福的事件給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民間外交的一個值得關注的案例�！袄�薩事件”由于西方媒體的歪曲報道，在法國民眾中引起對中國的誤解，法國民眾的情緒通過某些人權組織對法國政府施加了壓力，這個壓力通過法國政府傳導給中國政府。當中國政府面臨外交壓力的時候，中國民眾感到被羞辱，于是動員起來抵制法國企業(yè)家樂福，迫使法國政府不得不向在巴黎受到藏獨分子驚擾的中國火炬手道歉。
　　分析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圍繞西藏、奧運火炬和家樂福等一連串事件的外交參與者并不是中國與法國兩個國家，而是中國政府、中國民眾、中國媒體、家樂福（法國跨國公司）、法國媒體、法國民眾、法國政府等眾多角色。參與外交的新角色在增加，政府不再是壟斷外交權力的唯一行為者；外交活動的空間在擴展，國際與國內(nèi)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政府不得不在眾多新角色編織成的網(wǎng)絡中尋找內(nèi)政與外交的平衡，這正是全球化政治的典型形態(tài)。
　　冷戰(zhàn)后的中國外交中，2008年中法關系出現(xiàn)的“全球化政治”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相同的場面在2004-05年的中日關系以及中美關系中已多次出現(xiàn)過，未來也將不斷呈現(xiàn)。事實上，作為一場全球性的大變革，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的困惑。韓國新任總統(tǒng)李明博上臺后，為了加快美韓自由貿(mào)易區(qū)協(xié)定在美國國會的批準過程、改善與美國的關系，決定重新開放美國牛肉的進口，卻因此引發(fā)了一場執(zhí)政危機。大量的韓國農(nóng)民聚集在首爾街頭抗議，李明博的支持率急劇下降，剛剛組建的內(nèi)閣不得不進行改組。
　　全球化已經(jīng)造成了一個新的政治活動空間和活動框架，新的演員、新的角色、新的資源、新的制度、新的規(guī)則以及新的矛盾和沖突已擺在世界各國面前，那么如何適應挑戰(zhàn)呢？
　　首先，對人權的尊重已經(jīng)成為國家戰(zhàn)略的權力資源。現(xiàn)代國家的合法性來自公民的基本權利，無論是洛克的“契約論”還是盧梭的“公意論”，都把公民權利的讓渡或者共同的認可作為國家權力的最終源泉。換而言之，國家的對內(nèi)統(tǒng)治和對外交往行為是作為公民權利和意志的代表來展開的。而在全球化的時代，公民具備了世界政治舞臺上獨立表達自己的意志、維護自己權利的能力和資源，過去局限在各個國家領土之內(nèi)的公民現(xiàn)在變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13] 這就逼迫世界各國政府重新認識自身本來的定位。國家只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權力的代理人，而不是公權的所有人，因此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國家也必須接受公民個人權利的表達。一個在內(nèi)政與外交中都尊重人權的國家必定在國際競爭中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
　　其次，民間外交的活力是國家戰(zhàn)略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F(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通常都會產(chǎn)生一個“市場失效”、“政府無能”的公共領域，在客觀上需要公民社會來填補。全球化在賦予民眾參與外交事務能力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國際公民社會的空間，如國際環(huán)境保護組織、國際人權組織、扶貧援助與發(fā)展組織、宗教和價值觀組織、文化保護與交流組織等等。在這些領域，政府的力量很難得到認可和施展，就需要交給民間組織來處理。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面臨的國際競爭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單靠政府的力量已不能滿足外交工作的需要，因此鼓勵民間力量參與外交必然會提升國家的戰(zhàn)略能力。
　　最后，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建立良性的伙伴關系。發(fā)揮民間外交活力的核心是如何讓社會力量參與到外交領域，而關鍵在于如何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伙伴關系。聽任社會力量自行其是、放任自流是不行的，因為公眾的行為不一定符合國家利益的需要；而試圖將社會力量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失去自主性和主動性的民間外交必然會失去其活力。政府可以通過制度建設對民間外交發(fā)揮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通過資金、智力和技能培訓的方式逐步影響和塑造社會力量發(fā)展的方向，在這個方面美國和西方發(fā)達國家建立的基金會制度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14]
　　
　　注釋：
　　[1] [德]烏爾里希?貝克著，蔣仁祥、胡頤譯：《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2] 同上。
　　[3] [英]戴維?赫爾德等著，楊學冬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
　　[4] 同上，第22頁。
　　[5] [法]雅克?阿達著，何竟等譯：《經(jīng)濟全球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6]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7] [英]戴維?赫爾德等著，楊學冬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第23頁。
　　[8] Robert Keohane, “Hobbes’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Sovereignty in Interantional Society”, in H. H. Holm and G. Sorenson eds., Whose World Ord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9] [美]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1頁。
　　[10] [美]約瑟夫?奈著，張小明譯：《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版，第283頁；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93.
　　[11] 關于權力轉(zhuǎn)換力的論述，參見[美]約瑟夫?奈著，何小東等譯：《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164-165頁。
　　[12]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Charles Lipson & Benjamin J. Cohen eds., 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p. 354.
　　[13] [德]烏爾里希?貝克著，蔣仁祥、胡頤譯：《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第66頁。
　　[14]“中國要有強大民間外交力量”，載《環(huán)球時報》2008年4月23日。
　�。ㄗ髡吆喗椋罕本┐髮W國際戰(zhàn)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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