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一生，從�；实礁锩�，從宣揚民主到重歸立憲，中國傳統(tǒng)文人最為忌憚的所謂首鼠兩端，在他那里卻全然不顧。求真理而淡聲名，爭政體而非國體，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才是真正的大勇。梁啟超曾自我剖析，其自我否定、尋求破繭的個性，某種程度上消解了他的社會影響力。這也是他后來從革命前沿不得已隱退至幕后吶喊的原因之一。但他一生反對專制獨裁、實現(xiàn)鼠權(quán)政治的政治理想?yún)s從未改變�；蛟S正是基于這一點，那些洞悉中國文明精華的日本人如伊藤博文者才會認為，梁啟超乃是中國珍貴的國魂。
　　
　　逃亡日本：赴秦乞師夢想的破滅
　　
　　戊戌變法失敗后的1898年9月26日，在日本人幫助下，從北京逃亡天津的梁啟超在大沽口外登上日本軍艦“大島號”。數(shù)日后，“大島號”接到伊藤博文的命令起航。10月16日，梁啟超終于平安抵達日本吳港并前往東京。
　　對于營救梁啟超一事，日本政界表現(xiàn)出相當?shù)臒崆�。伊藤博文對當時日本駐中國臨時代理公使林權(quán)助表示，援救梁啟超是一件好事。“救他，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一切由我來照顧，梁君是中國珍貴的國魂啊!”然而后來伊藤博文發(fā)現(xiàn)，梁啟超并不是能夠和日本合作相托的人，日方對他的態(tài)度開始轉(zhuǎn)變。
　　尤其是對于戊戌變法，伊藤博文似乎代表了相當多日本高層的態(tài)度，他認為，中國以數(shù)千年所繼承之文物制度、土風民俗，一旦革故鼎新，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qū)崿F(xiàn)的。
　　作為親身參與日本革新時代進程的政界高層，伊藤博文對于國家改革之艱難顯然比梁啟超有豐富得多的經(jīng)驗，對此，梁啟超要經(jīng)歷此后數(shù)年的游歷觀察方能有切身體驗。然而在當時于日本遭遇熱情接待后又突遇挫折，梁啟超發(fā)現(xiàn)，有類似觀點的在日本，絕不止伊藤博文一人。
　　當康有為和梁啟超前往拜訪日本海軍創(chuàng)始人勝海舟時，后者告誡康有為，不要為世界強國的文明所誘惑，急于進行疾風暴雨式的改革。據(jù)說康有為聽完大怒，甚至踢翻了座椅，帶著梁啟超拂袖而去。
　　一直以來，康、梁二人試圖以日本為師，迅速改變中國這個東亞弱國在世界的不利地位，復制日本擺脫為列強宰割、崛起于亞洲的奇跡，自然覺得時不我待。更關(guān)鍵的是，戊戌變法不但迫使二人亡命海外，他們改革所寄的光緒皇帝，至今還被禁錮在中南海瀛臺那狹小的一方水池內(nèi)，命懸一線。
　　變法失敗后的僥幸逃亡，讓兩位飽讀史書，諳熟中國歷史的儒生試圖通過日本的力量來鼓動西方國家，以阻止慈禧太后囚禁光緒、阻止變法革新的行動。在大沽口登船的第二天，梁啟超就曾致信伊藤博文，希望他和西方各國公使商議，揭露慈禧試圖弒君的陰謀。
　　雖然二人早已睜眼看世界，認識到當今世界不再是只有“華夷”之分的“天下”，但此時康、梁的政治智慧依舊停留在申包胥赴秦乞師光復楚國的幻想中。既然譚嗣同慨然“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兩位茍全性命于亂世的革新領(lǐng)袖則“欲做秦庭七日哭”。
　　勝海舟送客至大門時依舊勸誡二人“望公等再仔細玩味予今日之言”，可康、梁二人內(nèi)心心急如焚，一時間哪里聽得進去。禍不單行。此時意圖借助康、梁二人之力影響中國政治的日本大隈內(nèi)閣意外下臺，康有為、梁啟超希望借助國外力量對慈禧施加壓力的目標隨之破滅。
　　原因自然是多重，但從日方對于康有為、梁啟超的認識觀來看，似乎已經(jīng)存在完全不同的觀點�？怠⒘憾�人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是因為違背了孔子的先圣之道。中國自漢朝之后的學問都要不得，是時人對孔子思想的背叛和篡改。而在大隈為代表的日本方面看來，東方和西方的學問并不存在對立，所以同樣信奉孔子的日本可以根據(jù)自身的需要而吸取西方先進的思想和知識。
　　申包胥赴秦乞師的大門關(guān)閉了，一個新的世界卻出現(xiàn)在梁啟超面前。
　　
　　認識康有為：接受西學的開始
　　
　　與19世紀末廣袤的中國相比，國土狹小的日本在知識和視野上卻是一個寬容開闊得多的世界。
　　一個小小的插曲可一窺當時中國的鄙陋。1898年7月3日，光緒皇帝召見梁啟超。按清朝慣例，舉人被皇帝召見通常會被賜予翰林。以當時梁啟超的聲望，卻只被賜了個六品官，原因今天看來，應該是梁啟超不會說官話，而年輕的皇帝基本上聽不懂梁啟超的粵語白話。既然君臣對話形同雞同鴨講，縱然君王滿腔誠意，臣子滿腹經(jīng)綸，也只能相顧茫然。
　　這就是中國落后封閉現(xiàn)實的一個苦澀現(xiàn)實。與中國古代許多能臣名將一樣，梁啟超出生在一個偏遠的小村。那是1873年2月23日，地點是廣州西南新會縣的偏移小村。雖然距離廣州不過百余公里，在當時乘船卻要3天時間。新會附近的崖山是當年南宋水師全軍覆沒的戰(zhàn)場，也是南宋徹底覆亡的紀念地。梁家是宋末的移民，雖然南遷已經(jīng)數(shù)百年之久，但在這樣一個具有憂患警醒之地出生，又適逢國內(nèi)戰(zhàn)亂剛平、外患日增的年代，自小被授以圣人書的梁啟超一直將自己的命運和中國的未來結(jié)合起來也不足為怪。
　　后人曾說康有為自大，證據(jù)雖然確鑿，但或許在那個年代，與絕大多數(shù)頑固閉塞，精神麻木的國人相比，這些極少數(shù)最先睜眼看世界的文人士大夫?qū)⒆陨砻�運與家國命運視作等同，也可算是頗具抱負的常態(tài)。梁啟超回憶自己出生日時就這樣寫道：“太平天國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后一年，中法戰(zhàn)爭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實為1861年3月17日)。”
　　嶺南自古文化落后，清末西學東漸時卻奇人輩出，究其原因，似乎還是開埠最早，得以較早接觸西方，視野開闊，加上所謂“蠻夷之地”也較少羈絆。至于梁啟超，其為人見賢思齊，求知若渴而不惜屈尊的態(tài)度，是他一生最終得以不斷突破自我，超越老師康有為和同時代絕大多數(shù)人的根本。
　　試想當年孫中山在日本想和康有為見面，后者要求前者以師尊之，竟然導致兩位中國巨人因此一生未能謀面�？涤袨椴贿^比梁啟超大7歲，家道也平平。以科舉仕途而言，康有為18年才考中舉人。相反梁啟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號稱“神童”而名動桑梓，就連兩位主考官也因青睞他的才華而爭相提親。他卻在中舉的第二年，拜僅有秀才身份的康有為為師。在當時的中國，這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禮賢下士了，而動因則是康有為當時對西學的見識。
　　1881年，康有為讀了《西學近事匯編》、李圭《環(huán)游地球新錄》等西方書籍，又重新閱讀了《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奠定了西學基礎(chǔ)。而走出內(nèi)地則是他認識世界的開始。
　　1881年首次前往香港時，康有為“覽西人宮室之環(huán)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粵港不過咫尺之遙，這種對比讓他第一次意識到西方在建設(shè)和管理上的能力絕非傳統(tǒng)意義上落后的“蠻夷”。進而“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第二年從順天鄉(xiāng)試回廣東途經(jīng)上海，中國對外的差距則更加鮮明�！暗澜�(jīng)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shù)之有本�！� 為了解西方治術(shù)之本，康有為開始對西學發(fā)生興趣。他廣泛購買西方書籍和地圖，從一個傳統(tǒng)的儒生開始“大講西學”，“盡釋故見”。
　　梁啟超對西方的最初了解正是從康有為那里間接開始的。中舉后的梁啟超曾自稱“不知天地間，于括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到1890年會試下第，從北京返回廣州途經(jīng)上海時，偶然在書坊見到一部《瀛寰志略》，才知道天下有五大洲和海外各國。
　　在萬木草堂讀書時，對梁啟超影響最大的著作，正是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記》和《日本書目志》�？涤袨閷λ�的影響有多大?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描述了他初次見到康有為時的情景，那震撼不亞于康有為初到香港、上海時的霧散云開：
　　時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shù)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廓清之。自展入見，及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從日本開始求西學
　　
　　今日看來，梁啟超雖然從康有為那里初次接觸西學，但康本人長處卻不在西學。這自然和康有為本人不通外語，國內(nèi)典籍的翻譯又極為有限有關(guān)。
　　西學東漸和甲午敗亡，一時間激發(fā)了中國知識界對西學的饑渴――到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震驚于大清帝國數(shù)十年的奮斗，竟然敗給了從未放在眼里的東夷小國。
　　于是，明治維新的價值開始迅速被中國知識界和政界所重視。效法日本更合乎中國國情的一時輿情，讓中國年輕人開始迅速赴海外求學，尤其以去日本為最多。當時國內(nèi)定期出版的雜志達幾十種之多，翻譯外國書籍也極為流行。尤其是日本方面每出版一本新書，常常出現(xiàn)好幾家翻譯的局面。
　　即便如此，和日本相比，中國對于西方知識的引進依舊遠遠不如。梁啟超本人對于西方知識體系和西方世界的深入認識，正是得益于在日本的流亡。尤其對西方政治學、經(jīng)濟學、哲學、社會學及其他學問的了解，正如他所言，完全得益于他能夠直接閱讀日文書籍。
　　在第一次去日本前，梁啟超本人對這個曾經(jīng)打敗中國、勒索中國巨額白銀的國家并沒有太多惡感。在讀了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后，他反倒認為日本曾有和中國一樣的外患。一旦決心變革，30年間便由弱變強，竟然能奪取中國的琉球，擊敗北洋，割據(jù)臺灣。于是經(jīng)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在他心中，不再只是侵略者，也是“今之雄國”。
　　梁啟超一生好學不倦，并以獲悉新學為樂。他一生多次學習西方語言，雖然效果不佳，并無大成，但唯獨對于日文似乎別有靈感。這其中對日本的向往和佩服，或許是他能迅速掌握日文的內(nèi)因。
　　初到日本箱根不過幾個月，梁啟超自稱創(chuàng)造了一種“和文漢讀法”的閱讀方法，聲稱在很短時間內(nèi)就能讀懂大部分日文書籍，日常會話也能傳達思想。文字語言壁壘的破除，開始讓他對于日文書籍的博覽“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而其中的興奮和快樂，則如“枯腹得酒”。
　　從過去在國內(nèi)無書可讀，突然變成目不暇接。這次頭腦風暴的結(jié)果，就是他的思想“為之一變”�！澳X質(zhì)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這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轉(zhuǎn)變，便是對中國獨裁政體的深刻反思。
　　此時的梁啟超開始認為，他一直以來試圖依賴以進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君權(quán)政體，在當今世界已經(jīng)是一種野蠻的政體。過去中國以華夷區(qū)分中外世界，但華夷并非一成不變。凡是行夷狄之事的國家，即便稱為“中國”，也會成為“夷狄”，反之亦然。當下清朝雖然自稱“中國”，但實際則屬于“夷狄”。
　　“無怪乎西人以我為三等野番之過，謂天地聞不容有此等人也。”這或許是梁啟超人生對于政治制度選擇的第一次重大自省。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11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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