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獨秀的孫女陳長璞看來,陳獨秀終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政治家”。不過,歷史的進程并不是一個充滿書生意氣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春季的安慶正下雨,城外的葉家沖
　　 綠色蔥蘢,杉林籠在薄霧里。驅(qū)車前來的人們,操著安徽各地的土話,在陳獨秀墓園中看到了好幾撥。
　　盡管陳獨秀一生淡泊,直至貧病交加客死異鄉(xiāng),但最終還是魂歸故里了――1947年6月,其逝世5年之后,其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四川江津縣的原墓穴中遷出,順江運回故里安慶。
　　陳松年的幼女陳長璞立在墓園,講述父輩的故事――在漫長的動蕩歲月里,陳松年刻意躲過政治,才把其父的遺骸留在了故土,把詭譎的歷史風云埋在了長江邊的城外。
　　陳獨秀,這位曾經(jīng)被全中國年輕人崇拜的偶像,別說死后多少年無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后歲月,業(yè)已顯得寂寞不堪了。
　　在其嫡親孫女看來,陳獨秀是一個人格魅力無窮,政治命運悲慘,生前評價不一,身后常起紛紜的獨特歷史風景。
　　然而作為一名研究者,陳長璞清晰地意識到陰影曾是多么強大。在上個世紀70年代,她悄悄地收藏關(guān)于祖父的一切信息,父親陳松年警告她“爺爺?shù)氖率悄悴荒芘龅摹薄?
　　陳獨秀曾是戴著9頂“帽子”的反面人物,20世紀80年代后,8頂“帽子”已陸續(xù)摘掉,新一代中共領(lǐng)導人已經(jīng)重新評價陳獨秀。
　　即便如此,陳長璞還是試圖走進陳獨秀的內(nèi)心。在她看來,陳獨秀終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政治家”。
　　不過,歷史的進程并不是一個充滿書生意氣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文人論政
　　當陳長璞初步接觸祖父時,她發(fā)現(xiàn)自己進入了一個復雜而陌生的世界。倘若要理解陳獨秀,就必須了解晚清到民國的轉(zhuǎn)變。
　　生于清光緒五年(1879年)的陳獨秀曾說自己出生于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小戶人家”,他的叔父中舉后官運亨通,當上了正四品的道員。陳獨秀兩歲喪父,后來成了這位沒有兒子的道臺大人的嗣子。
　　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嚴的白胡子底下開始讀書生涯的。這位祖父看中了他的小聰明,恨不得他一年之中四書五經(jīng)都讀完,背書背不出,便動手使勁打。
　　可怕的是陳獨秀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后來白胡祖父便對鄉(xiāng)人說:這孩子長大后,不成龍便成蛇。
　　1896年,17歲的陳獨秀神奇地考取了第一名秀才。據(jù)他自己說,他把《昭明文選》上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地填了一篇皇皇大文,沒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師”。
　　次年,陳獨秀初次出門到南京鄉(xiāng)試。他們乘坐輪船,船頭上扯著一面黃旗,上書“奉旨江南鄉(xiāng)試”六個大字,一路上威風凜凜向南京駛?cè)ァ?
　　鄉(xiāng)試共3場9天(每場提前一日入場,后一日出場),陳獨秀對鄉(xiāng)試有極其辛辣的刻畫:
　　“考頭場時,看見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里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蹺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這個“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陳獨秀看呆了一兩個鐘頭,他聯(lián)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
　　在這一連串的聯(lián)想后,陳獨秀轉(zhuǎn)向康梁學派。
　　在他那個年代,外來者正準備瓜分古老的家園,傳導了上千年的價值觀開始崩潰,維新派寄望于皇帝,希望變革制度,后來又被證明為幼稚的幻影。排滿情緒正在升起――只有將中國重新收回到漢族人的手中,變革才可能真正發(fā)生。
　　1901年,陳獨秀留學日本。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學監(jiān)姚煜的房間,將姚煜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咔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
　　隨后幾年,陳獨秀目睹的都是令他沮喪的事情。在他的老家安慶,徐錫麟試圖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他的心肝被恩銘的親兵挖出炒來吃了;當年一同剪下學監(jiān)辮子的鄒容病死獄中,時年18歲,他那本《革命軍》風行中國。
　　然后,武昌起義的果實落到了別處。滿族人的統(tǒng)治結(jié)束了,新世界卻并未到來。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在安徽擔任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倉皇出逃,差點在蕪湖丟掉性命。流亡上海期間,他以編輯為生,在給章士釗的一封信中,他說自己“靜待餓死而已”,士大夫的痛感也讓他感慨“外人分割”的國運。
　　不過1915年,《新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了,陳獨秀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歲月。他主辦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雜志,締造了一場象征變革的文化運動,是北大的文科學長。
　　而這段時間里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fā)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陳獨秀西裝革履,向下層露臺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以至于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身陷囹圄。
　　那時的陳獨秀已經(jīng)41歲了,人到中年卻毫無暮氣,如燃燒的干柴,照著慘烈的世界,就連比他小得多的胡適也羨慕他的“年輕”。
　　而他自己赤膊上陣的行為,也讓他的孫女陳長璞感慨“他以一個意氣風發(fā)的文人書生去從事政治”,他縱于性情,痛快酣暢,不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點沒有領(lǐng)袖“穩(wěn)坐中軍帳”的風度了。
　　
　　龍性豈能馴
　　在文化拯救的方案遲遲看不到結(jié)果后,陳獨秀介入實際政治,組建黨派,期待更快的結(jié)果。他反感周邊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
　　1921年,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央局書記。8年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guān)于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案》。政治上的游戲規(guī)則,并非寫下“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這樣文字的陳獨秀所能理解。
　　在陳長璞看來,陳獨秀一生的悲劇,固然有其性格缺陷的緣故,更是中國民主革命曲折性的體現(xiàn)。他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由于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反常,他才充當了政黨的創(chuàng)建者。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lǐng)袖是北大學生許德珩,聽過陳獨秀的課,對陳獨秀的性格有著獨到的描寫:
　　“陳獨秀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jīng)常缺課,并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diào)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經(jīng)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里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里。當我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并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長所知,經(jīng)過蔡的調(diào)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并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也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
　　從處理事情的風格來看,陳獨秀實在不會協(xié)調(diào)人際關(guān)系。后來在《新青年》同人的分歧中,胡適也頗為抱怨陳獨秀的急躁性和獨斷性是毀壞《新青年》以及文人友誼的根由。到了建黨,陳獨秀每每與周圍人發(fā)生沖突,證明其書生的本色,缺少老于世故的手段。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并宣布他為“反革命”,原因是“因為拒絕執(zhí)行共產(chǎn)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lǐng)導”。對此,幾乎無人敢反對,只有憤而不平的楊明齋,偷越國境向共產(chǎn)國際為陳獨秀鳴不平。
　　從此之后,陳獨秀淪落為斯大林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羊而被逐出歷史。他之前的功績一筆帶過,他要為大革命失敗負責,他背叛了中央,成了托洛茨基派。
　　在被開除后的第二十五天,倔強的陳獨秀發(fā)表了《告全黨同志書》,痛陳斯大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nèi)的宗派主義。五天之后,陳獨秀又領(lǐng)銜八十一人發(fā)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chǎn)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
　　
　　終身的反對派
　　大凡深入陳獨秀的世界,撇開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看其精神,都會有所感動。陳長璞評價其祖父“一生為信仰所驅(qū),不昧良知,不趨權(quán)貴”。
　　1932年10月,陳獨秀因謝少珊的出賣而被捕,55歲的陳獨秀第五次入獄。國民黨《中央日報》發(fā)表社評,宣稱“反對并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中央蘇區(qū)《紅色中華》則稱“陳獨秀叛黨以后,投降到資產(chǎn)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
　　在政治上,陳獨秀是個四面不討好的人,成了真正的獨行者。這還是根源于他理想主義者的特立獨行。
　　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陳案于1933年4月以“危害民國案”在江蘇高級法院受審。陳獨秀當庭抗辯:“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
　　老朋友章士釗仗義前來辯護,雄辯長達53分鐘,還故意給陳開脫:“現(xiàn)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來不暇,焉用治罪乎”。
　　誰料此辯護招來了陳獨秀的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之《辯訴狀》為根據(jù)�！币粚徑Y(jié)果,陳獨秀以“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刑13年。經(jīng)上訴,終審改判為8年。
　　1937年,日寇兵臨城下,蔣介石想放陳出去,要求陳寫一書面檢查。陳堅決拒絕。蔣很尷尬。胡適出使美國,臨行時致函蔣氏,吁請釋放陳獨秀,陳獨秀獲特赦。
　　同年,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chǎn)黨回到政治中心,只是陳獨秀已經(jīng)遠離政治舞臺。
　　陳獨秀提前出獄后,中共中央托朱蘊山等人游說陳去延安養(yǎng)老,也為陳拒絕,說是“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
　　雖說此時陳獨秀已經(jīng)無意黨派,但身份邊緣而不墜,上門游說者仍然不斷。陳果夫、陳立夫欲聘陳出任勞動部部長之職。陳獨秀明白:“他叫我當部長是假,叫我點綴門面是真。他殺了我們多少同志,包括我的兩個兒子,把我關(guān)了許多年……這不是異想天開嗎!但是,今天國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蔣先生合作�！�
　　周佛海、張伯苓等人拉他進國防參議會當議員,他一口拒絕。胡適邀請陳獨秀赴美,進行著書立說,他認為在國家危難關(guān)頭前去是不光彩的,對胡的從政也很不快。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和陳獨秀之間復雜的情感和友誼,在思想上,雙方?jīng)_突頗為厲害。1925年11月,胡適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書店老板汪孟鄒家。陳獨秀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爭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又來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
　　不過,盡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對立,但是雙方都繼承了知識分子的美德,思想分歧并未影響個人情誼。陳獨秀每次入獄,胡適都積極奔走,并未因為陳獨秀“赤化”而坐視不管。
　　
　　“依然白發(fā)老書生”
　　1938年8月,陳獨秀帶著他最后的伴侶潘蘭珍和在獄中所寫的已成和未成的稿件,輾轉(zhuǎn)來到四川省江津縣,直到1942年5月27日離世。
　　此時的陳獨秀,已是一個貧病交加、風燭殘年的老人,處于已脫離托派、更不愿投身國民黨的一種特殊的游離狀態(tài),除了微薄的稿費外,只能靠一些游走于各種政治力量邊緣的朋友的接濟。
　　臺灣傳記文學家鄭學稼筆下的晚年陳獨秀,幾乎是個清貧寒苦的清教徒:
　　“他(陳獨秀)閱薛農(nóng)山信后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
　　不過,晚年的陳獨秀并未放棄書寫,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他的牢籠已經(jīng)徹底打破,這個絕對不遷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guān)閉的時候,傲然宣稱: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逝世后,其遺作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后論文與書信》一書,靠朋友集資印刷。胡適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后對于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并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jīng)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nèi)容”。
　　臺靜農(nóng)曾以“酒旗風暖少年狂”為題,寫陳獨秀晚年的壯烈之氣。晚年的陳獨秀專注學術(shù),幾乎不涉及政治問題,可是依然不失豪放的個性。他曾對臺靜農(nóng)提起,晚年想寫兩部書,一是中國史,一是中國文字書。
　　在一封致臺氏的信中,他表達了對學術(shù)的看法,仍然不失斗士的風采:“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tǒng)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陳獨秀晚年自稱“除卻文章無嗜好,依然白發(fā)老書生”,不能讓烏煙瘴氣繼續(xù)毒害青年,也就是他雖在衰病的晚年不能放棄的責任。他用盡精力著述文字學――《小學識字教本》,寫到“拋”字,便一病不起,赍志以歿。
　　在他病逝后,《時事新報》、《新民報》發(fā)布這一消息,評論他的晚年說:“他究竟是一個較有操守者,因為我們還得到他‘身后蕭條’的消息�！�
　　在他身后,其子陳松年將老父遺靈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用木排(筏)載上沿江而下,運至老家,安排父母合葬,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陳獨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陳獨秀最早的名與字,“先考陳公乾生字仲甫之墓”。
　　陳長璞回憶,在1979年陳獨秀百年誕辰之日,安徽省文聯(lián)某人要看陳獨秀墓,松年奉命陪同,而令陳松年先生吃驚的是,那一片墳堆只剩一堆黃土,碑已不知去向。幸好找到當年抬棺的一位老農(nóng),才在老農(nóng)的指點下于樹叢中找到原墓的位置。
　　所幸,這種蕭條落寞的景象已得到改觀。除了安慶的陳獨秀墓園,在他窮困潦倒而死的六十七周年后,一尊青銅鑄造的陳獨秀紀念像在上海福壽園揭幕落成,它與胡適、蔡元培、章士釗、張元濟、顧維鈞等人的紀念像同置一苑,不再孤零零的一枝獨秀。
　　(摘自《新民周刊》2010年第21期,作者為該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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