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5日，容國團在聯(lián)邦德國多特蒙德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戰(zhàn)勝匈牙利名將西多，為中國奪得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冠軍。 　　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體育史上最具標志意義的事件之一。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一個世紀里，因愚昧、戰(zhàn)火和貧弱而長期無緣世界賽場。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抹平“東亞病夫”的精神傷疤，向世界展現(xiàn)民族自信和自強，成了第一代體育人肩負的歷史使命，同時也成就了中國體育史上那個“革命加拼命”的特殊年代。也正是在那個年代，在“向蘇聯(lián)學習”的口號下，火熱的群眾體育逐漸向國家統(tǒng)管的專業(yè)培訓體系過渡，日后成就中國競技體育輝煌的舉國體制已漸成雛形。
　　
　　“還體育權(quán)于百姓”
　　――群眾體育的激情年代
　　
　　1953年，13歲的胡克明在廣州文化公園一條簡陋的走廊里結(jié)識了她的未來丈夫蔡明樞。白天這里是旱冰場的一角，晚上便被改造成乒乓球場，觀看精彩的民間挑戰(zhàn)賽成了遠近一帶最熱門的飯后消遣。
　　吸引胡克明的并非對方俊朗的外表，而是那精湛的球技。年僅15歲的蔡明樞憑著凌厲的正手攻球，橫掃所有民間高手，成為遠近聞名的“街坊球星”。
　　羨慕不已的胡克明最終省吃儉用交了3塊錢會費，加入了蔡明樞所在的球室，開始了運動啟蒙。
　　而此時家住人民體育場附近的廣州三中學生冼永泉正忙于他的業(yè)余足球生涯。在校際比賽中嶄露頭角的他很快就被剛成立的廣東省足球隊相中。離開校園后，他突然發(fā)現(xiàn)這個城市熱鬧了不少，“解放臺灣杯足球賽”、“國際杯排球賽”、“環(huán)市跑”等群眾體育活動相繼舉行，人們積極參與，歡呼聲經(jīng)常響徹羊城。
　　這些都是中國上世紀50年代初期轟轟烈烈的群眾體育的真實寫照。在當時，“還體育權(quán)于百姓”被視作一項緊要的政治任務(wù)。早在開國大典前夕，“提倡國民體育”就被寫進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lǐng)》；一個月后，朱德提出“體育為人民服務(wù)，為國防和國民健康服務(wù)”的基本任務(wù)；在此基礎(chǔ)上，毛澤東1952年提出“發(fā)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zhì)”，奠定了日后新中國體育事業(yè)的基本方針。
　　乒乓球、排球、足球、游泳、長跑等簡單易學的運動，成了建國初期普及率最高的群眾體育項目。
　　但當時優(yōu)秀運動員和專業(yè)教練人才缺乏，運動場所和硬件設(shè)施落后，成了新中國發(fā)展競技體育的首要掣肘。即使當時最高級的“中央體訓班”，也只有籃球、排球、田徑等少數(shù)項目，大部分項目因無人可用仍處于空白。
　　而此時，以分布港澳和東南亞為主的海外華僑運動員，正受到祖國新氣象的感染和愛國熱情的驅(qū)使，開始紛紛回國。他們帶來了新的技術(shù)和方法，幫助新中國搭建起競技體育的基本框架。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蘇聯(lián)田徑教練黃健，印尼華僑吳傳玉、王文教和陳福壽，還有香港蛙王戚烈云以及香港乒壇三英（傅其芳、姜永寧、容國團）。
　　而這些海歸僑胞憑著自身的基礎(chǔ)和開闊的視野，日后大多都成為中國體育各個項目的奠基人和元老。如黃健培養(yǎng)出了鄭鳳榮和倪志欽等優(yōu)秀運動員，成為一代名教；王文教和陳福壽成了中國羽毛球隊的奠基者；傅其芳和姜永寧都執(zhí)教于中國乒乓球隊，前者更培養(yǎng)出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
　　
　　夢斷奧運
　　――中國與世界的艱難接觸
　　
　　對中國體育來說，1952年是一個拐點。
　　這一年的6月，剛剛成立的全國體育總會致函國際奧委會，表示要派出運動員參加即將召開的芬蘭赫爾辛基第15屆奧運會。
　　但政治偏見卻讓國際奧委會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問題上舉棋不定，直至開幕的前一天（1952年7月18日），中國體總才接到正式邀請。新中國第一個奧運會代表團火速組成――全團40人。
　　由于簽證受阻，當中國代表團趕至芬蘭赫爾辛基的時候，賽程已過大半，只有吳傳玉還趕得上100米仰泳。這個回國前還只是印尼一個文具店伙計的24歲年輕人，首次代表新中國站在奧運賽場上時，甚至還不懂中文。
　　但旅途勞累和失眠卻讓這個有“飛魚”之稱的印尼全國冠軍連決賽都進不了。新中國第一次亮相奧運會就此草草收場。
　　而中國原定參加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的前景，也開始微妙起來。
　　墨爾本奧運會開幕前夕，中國代表團準備了一艘大船，練習器械也開始往里裝運。在未來十多天的時間里，92名運動員將在里面一邊練習一邊趕路，直至抵達賽場。
　　然而事情卻急轉(zhuǎn)直下。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布倫戴奇在臺灣問題上態(tài)度曖昧，還堅持邀請臺灣單獨派遣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斡旋未果后，1956年11月6日，開賽前16天，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在北京宣布，為了反對國際奧委會制造“兩個中國”的做法，將不參加本屆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就地解散。
　　消息經(jīng)傳播后，全國上下一片嘩然和憤慨，矛頭再一次指向了“美帝國主義”。“當時大家都沒有覺得惋惜。”現(xiàn)年70歲的前游泳運動員翁瀾前說，“大家心中只有恨，恨那些企圖扼殺新中國的西方陰謀家們�！�
　　兩年后，中國與國際奧委會進一步交惡，隨后宣布退會。
　　
　　“蘇聯(lián)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舉國體制”基礎(chǔ)奠定
　　
　　在赫爾辛基奧運會失意而歸之后，中國奧運代表團應(yīng)蘇聯(lián)代表團之邀訪問莫斯科。時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的榮高棠曾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從機場到克里姆林宮，人們一遍遍地朝著體育英雄高呼‘烏拉’，沸騰的人群像洪水一樣。”
　　一個共識正在代表團領(lǐng)導層中形成――不能單靠群眾團體來搞體育，必須要中央批準成立一個政府部門管起來。
　　這個設(shè)想后來成了“舉國體制”的一個雛形。
　　回國后，全國體總秘書長榮高棠上書黨中央，提出五點建議，其中包括學習蘇聯(lián)模式，成立一個政府體育部門、辦體育院校、召開全運會、修建體育場等。
　　僅兩個月后，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賀龍為主任，榮高棠為秘書長。1954年，中央體委改成國家體委。自此，各種業(yè)余體校和專業(yè)隊逐漸取代了從群眾中層層選拔的方式，三級訓練網(wǎng)也逐步建立。自此，競技體育開始與群眾體育分道揚鑣。
　　
　　“民族英雄”
　　――運動員就要為國爭光
　　
　　“他凝神、下蹲、吸氣、提鈴、起立、開腿、邁步，杠鈴起來了，裁判的三盞白燈同時亮起。133公斤！成功了！”
　　這是一段定格于歷史的描寫。時間是1956年6月7日，上海中蘇舉重友誼賽，主角是23歲的廣東運動員陳鏡開，新中國訓練體系創(chuàng)造出的第一位“體育明星”。
　　陳鏡開第一次成功舉起了125公斤，這已是他的個人最好成績，但與他要沖擊的最輕量級別挺舉世界紀錄132.5公斤還有7.5公斤的差距，美國人溫奇已經(jīng)將其占據(jù)了兩年之久。
　　第二把陳鏡開試舉133公斤失敗，杠鈴砸到了地上，現(xiàn)場一片寂靜。但這個雙腳粗如橋墩的中國力士最終沒有讓他的人民失望。第三把試舉，一連串利索的動作后，出現(xiàn)了剛才那激動人心的一幕。
　　有些人跳了起來，有些人哭了起來，現(xiàn)場歡聲雷動�！爸袊�人第一次打破世界紀錄，洗刷了‘東亞病夫’的恥辱”也成了后來媒體最流行的用語。陳鏡開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
　　這期間，“革命加拼命”是體育界的第一口號，訓練方針是“三從一大”，即從難、從嚴、從實戰(zhàn)出發(fā)，貫徹大運動量的訓練原則。賀龍等中央領(lǐng)導也來看望運動員，鼓勵他們?yōu)閲鵂幑�。專業(yè)的訓練體系加上火熱的拼搏精神，新中國第一批體育英雄陸續(xù)涌現(xiàn)。
　　陳鏡開之后，鄭鳳榮（第一位打破田徑世界紀錄的中國運動員）、倪志欽（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紀錄）、戚烈云（100米蛙泳世界紀錄創(chuàng)造者）和容國團（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等相繼出現(xiàn)。
　　陳鏡開打破世界紀錄后，回鄉(xiāng)進行匯報表演，上萬人爭相觀看，氣氛洶涌澎湃。旅法女作家鐘麗思在她的作品《頑童時代》中，曾經(jīng)留下這樣的文字：“于是紅房子的娃娃們，就將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鎖提去大院，在滿天落霞的輝煌壯麗中，憋足氣學陳鏡開�！本瓦B陳鏡開上街買鞋，被群眾認出后都要求表演，一睹英雄風采。
　　而這種對優(yōu)秀運動員的全民崇拜，50年代末、60年代初達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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