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專家們一致認為：大會堂不適合放在天安門廣場上 　　要講大會堂的故事，必須先從天安門廣場說起。 　　過去的天安門前是個丁字形的封閉廣場:“丁”字的一橫是長安街，以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作為兩端收口，清朝又在這兩座門外建了東西“三座門”；“丁”字的一豎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個“勾”則是正陽門北邊的中華門。明清兩代，這戒備森嚴的廣場被形象地稱為“天街”，普通百姓若想涉足其間，只有一個機會――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會被帶入長安右門之內(nèi)等待“勾決”。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著手打通天安門廣場:內(nèi)務總長朱啟鈐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來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個公園“中央公園”――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園�；食悄蠅ι夏祥L街、南池子兩個門洞也是那時候被打開的。那次改造后，東西長安街正式溝通，天安門廣場由“封閉型”變成了“開放型”。
　　新中國成立之初，天安門廣場又經(jīng)歷了幾次“微調(diào)”:東西三座門以及長安左、右門被相繼拆除，原為國慶閱兵臨時搭建的觀禮臺被改為永久性建筑。比較大的一次動作是在1955年，隨著東西兩側(cè)的紅墻被推倒，廣場面積一下子擴出了將近1萬平方米。
　　天安門廣場的丁字形輪廓變得越來越模糊，可是，新廣場究竟該建成什么樣子，誰心里都沒數(shù)。
　　新廣場的規(guī)劃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請?zhí)K聯(lián)專家聯(lián)合組成了“都市規(guī)劃委員會”，開始謀劃整個舊城區(qū)的規(guī)劃改造工作，天安門廣場是其中一個子項。此后幾年間，“都規(guī)委”陸續(xù)拿出了10種廣場規(guī)劃方案。在蘇聯(lián)專家的所有方案中都沒有出現(xiàn)萬人大會堂的影子。
　　
　　突出政治，大劇院被拿出廣場
　　
　　由于沒有一個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門廣場的規(guī)劃一直是“紙上談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這件事陡然被賦予了不同尋常的政治意義。
　　1958年9月5日，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萬里在市政府傳達了中央關(guān)于籌備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萬人大會堂、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國家大劇院、軍事博物館、科技館、藝術(shù)展覽館、民族文化宮、農(nóng)業(yè)展覽館，加上原有的工業(yè)展覽館(即北京展覽館)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謂的“十大建筑”概念就這樣產(chǎn)生了，但稍加留意就會發(fā)現(xiàn)，這份名單中并沒有我們通常認為的北京站和民族飯店，將近50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國家大劇院卻赫然在列。今天我們總習慣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數(shù)歸為“俄式建筑”之列，其實，“十大建筑”設計與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的過程中沒留下一點蘇聯(lián)人的痕跡――“國慶工程”開始的時候，參與規(guī)劃的蘇聯(lián)專家已經(jīng)全部撤出了。
　　此時距離1959年的國慶節(jié)只剩下不到400天。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nèi)建起十座莊嚴美觀、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建筑，這個任務究竟有多難？對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時間就會明白――紐約聯(lián)合國總部大廈用了7年，日內(nèi)瓦“萬國宮”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開工的悉尼歌劇院則足足建了14年。
　　關(guān)鍵時刻，中國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tǒng)又一次發(fā)揮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隨即以中國建筑學會的名義向全國建筑界發(fā)出邀請――短短三天之內(nèi)，來自全國17個省市的三十多位頂級建筑師就云集北京。在名單上，我們幾乎看到了中國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奪目的名字:梁思成、楊廷寶、張開濟、吳良鏞……
　　
　　大師們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設計，還有天安門廣場的規(guī)劃――根據(jù)中央的意見，“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萬人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要安排在天安門廣場之內(nèi)，它們的設計與廣場規(guī)劃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
　　據(jù)曾參加過大會堂方案設計的陶宗震先生回憶，此時經(jīng)過中央和北京市領(lǐng)導的討論，天安門廣場的大致輪廓已經(jīng)確定了:廣場南北長800米、東西寬500米，正好符合黃金分割率――據(jù)說，500米的寬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聽彭真匯報廣場規(guī)劃時親自定下來的；從人民大會堂北墻到中山公園南墻間的距離則為180米。
　　廣場規(guī)劃剛一啟動，“都規(guī)委”的副主任佟錚就把一位解放軍軍官帶到了規(guī)劃局。此人名叫辛毅，是電影《停戰(zhàn)以后》的編劇，指揮過國慶游行。辛毅給天安門廣場規(guī)劃提了三點要求:一、廣場和長安街要無軌無線；二、路面要經(jīng)得住60噸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廣場要求“一塊板”，不能有任何“溝溝坎坎”。
　　于是，西單與六部口之間的古建筑雙塔和經(jīng)過天安門的電車軌道都被拆除了，長安街邊所有的架空線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條地下管線走廊就此誕生。而許多年后人們才知道，“無軌無線”不僅是出于游行集會的考慮――“緊急時刻，長安街上要能起降飛機�！�
　　好在，除了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沒有在廣場形式和建設用地規(guī)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師們大膽放開手腳，沒過幾天就拿出了七種方案。這些方案充滿了不拘一格的想像。
　　規(guī)劃局把這七個方案分析、匯總之后，最終拿出了一個“四建筑方案”上報:廣場兩側(cè)的建筑為國家大劇院、歷史博物館、萬人大會堂和革命博物館，兩兩相對分立于人民英雄紀念碑東西兩側(cè)。四座建筑各自獨立，占地面積均為150米×220米，體型都是東西長、南北短。
　　不料，這個方案連北京市委這一關(guān)都沒過去，問題就出在了大劇院的位置上。
　　在規(guī)劃局的這個方案中，國家大劇院恰好是大會堂的“對門”。據(jù)說，方案向市委匯報時，時任市委秘書長的賈星五就明確表示:“國家大劇院不能對著大會堂，要拿出廣場�！焙芸�，規(guī)劃局便接到正式通知，為突出天安門廣場的政治意義，國家大劇院要遷出廣場，移到大會堂西面。
　　大劇院的意外遷出，倒使廣場內(nèi)的建筑布局逐漸明朗了起來:西邊安排萬人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則合二為一，放在廣場東邊――今天人們提到天安門廣場，總愛說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左祖右社”來安排的，然而遍查當年的文獻資料，并沒有任何證據(jù)顯示這個思路曾經(jīng)影響了天安門廣場的規(guī)劃�！白笞嬗疑纭钡牟季�，更多是有賴于大劇院的“成全”。
　　
　　曲折的方案設計過程
　　
　　“下一輪設計，我希望看到廣場基本成形�！敝芏鱽砻鞔_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離十周年大慶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會堂與博物館的具體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積有多大……都還是未知數(shù)，“成形”又談何容易？
　　廣場500米的寬度早已確定，這樣一算，東西方向留給博物館的寬度就只剩下了區(qū)區(qū)140米，博物館的體型只能是南北長東西短了。為求對稱，西側(cè)的大會堂也照此辦理。兩棟建筑就此確定了建設用地規(guī)模:140米×270米。
　　
　　參與大會堂設計的建筑師們發(fā)揮了無窮的創(chuàng)意，有采用中國傳統(tǒng)琉璃瓦頂子的，有采用攢尖頂“大帽子”式的，甚至還有很超前的設計，把大會堂設計成了完全透明的一個“玻璃盒子”……
　　與“百花齊放”的外立面設計相對應的是，在大會堂的內(nèi)部設計上，建筑師們被死死鉗住了手腳。
　　從初稿到定稿，大會堂的設計方案足足進行了七輪評比論證:叫大家來的時候只說做一個萬人大禮堂，第二輪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會廳，第三輪，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也加了進來……建筑師們苦心設計的方案，往往轉(zhuǎn)天就被全盤推翻。最令人頭疼的是，大會堂的功能被不斷擴充，建筑面積卻不能相應增加，“最多7萬平方米，一點也不能放寬”――這個數(shù)字，中央“咬”得很死。
　　果然，大家“精打細算”做出來的設計受到了外交部禮賓司近乎刻薄的批評。因為面積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會廳安排在了大會堂的一層。禮賓司認為，這樣設計,貴賓進門之后沒有回旋余地，沒有休息場所，立刻“登堂入室”，顯得過于寒酸，把國宴場所搞成了“大灶食堂”……
　　
　　就這樣，大師們的方案紛紛落馬。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門廣場和萬人大會堂就難以保證在國慶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國慶期間，焦急的周恩來做出指示:進一步解放思想，除老專家之外，發(fā)動青年同志參加國慶各大項目的設計。
　　著名建筑師趙冬日當時正擔任北京市規(guī)劃局技術(shù)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樓的設計師，也因此得到了當時的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的信任。規(guī)劃局從大會堂設計的“幕后”走到“臺前”之后，劉仁親自找到趙冬日，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
　　“7萬平方米的建筑面積，不去考慮。140米×270米的規(guī)劃用地，也不去考慮。打破樊籬、另起爐灶，設計一座全新的萬人大會堂�！�
　　按照這個思路，趙冬日和同事們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設計方案――大會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會廳、大禮堂和常委會辦公樓，三部分以中央大廳相連，宴會廳放到二樓，大禮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則沿用了前幾輪設計中曾獲得總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結(jié)構(gòu)。
　　規(guī)劃局的方案完美地解決了此前大會堂設計過于“小氣”的問題，只是支撐這恢宏氣勢的，是達17萬平方米，超標兩倍有余的建筑面積。原來和博物館“配套”的用地規(guī)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幾乎擴大了一倍。
　　1958年10月14日，北京市規(guī)劃局忽然接到國務院的通知，剛從外地返京的周恩來將連夜召開會議，審查大會堂設計方案。經(jīng)過劉仁的篩選，當晚10時，共有三份設計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廳，除了規(guī)劃局方案之外，還有北京市建筑設計院和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兩份方案――最終，北京市規(guī)劃局方案雀屏中選。
　　大會堂“體型”的確定也使天安門廣場的規(guī)劃得以順利完成:廣場北部東西兩側(cè)分別安排革命歷史博物館和萬人大會堂，兩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結(jié)構(gòu)，形成“廊”一實一虛，“柱”一圓一方的對比關(guān)系。它們連同后來建造的毛主席紀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門廣場壯麗威嚴的宏大氣勢。在1997年4月的中日設計師北京交流會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師磯崎新由衷地贊嘆:“天安門廣場真?zhèn)ゴ�，在高樓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氣魄的國家廣場�！�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則給了天安門廣場更高的評價，他認為，天安門廣場的改擴建工程，可以視為繼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規(guī)劃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大會堂下面壓著永定河故道，大會堂能裝進整個天安門城樓
　　
　　1958年10月28日，距離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大慶還有11個月的時候，萬人大會堂終于破土動工了。
　　負責大會堂技術(shù)設計和施工圖設計的，是北京市建筑設計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此前參與了大會堂全部七輪設計的著名建筑師張，隨即被市建院任命為萬人大會堂的總建筑師。
　　張的家世頗為不凡，他的父親就是清末兩廣總督張鳴岐。廣州起義的起義軍攻破總督府之時，張剛剛出生半月，多虧革命黨不傷婦孺才逃過一劫。長大后的張并沒有如父親一樣從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師楊廷寶、梁思成等人門下。我們今天說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張的作品，除了人民大會堂之外，還有民族文化宮和民族飯店。
　　1958年的11月，大會堂的施工速度十分驚人，馬上就要推進到萬人大禮堂的部分了。一天，在大會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幾塊鵝卵石。最初誰也沒在意，不料挖出的石頭卻越來越多――漸漸地，一條古老的河道竟顯現(xiàn)在大家面前。據(jù)侯仁之先生考證，這條兩度“神秘”出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古老河道，就是遼、金時期的永定河故道。
　　從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古今中外，大空間、大體量從來就是為了襯托高高在上的威儀，我們的大會堂要讓每一個普通人走進它的時候，都感覺自己像個主人――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會堂17萬平方米的建筑面積，一個萬人大禮堂就占去了將近二分之一――一間能裝進整個天安門城樓的大屋子，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看得見、聽得清？如何在保證頂棚絕對安全的同時，還不讓人產(chǎn)生壓抑感？張幾乎請教了所有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專家，大家卻眾口一詞――太難。中科院的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這么一句話:“人均空間6立方米是聲學處理的極限，大禮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聽得清，那叫世界奇跡�！�
　　無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張又一次敲開了西花廳的大門。
　　聽罷匯報，周恩來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間給人的壓抑感，大禮堂就會是個失敗的設計。片刻之后，周恩來忽然開口，輕輕吟誦了兩句詩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見張一時摸不到頭腦，周恩來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覺得天有多高，站在海邊，也不覺得海有多遠�！�落霞孤鶩’這一句，應該對我們有所啟發(fā)。為什么不從水天一色的意境出發(fā)，去做抽象處理呢？”
　　說得興起，周恩來一邊打著手勢，一邊拿過紙筆描畫起來:“大禮堂四邊沒有平直的硬線，有點類似自然環(huán)境的無邊無沿。頂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體空間。頂棚和墻身的交界做成大圓角形，把天頂與四壁連成一體。沒有邊、沒有沿、沒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渾然一體的效果，沖淡生硬和壓抑感。”
　　落霞孤鶩，秋水長天――誰能想到，大會堂設計中的最大難題，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為了體現(xiàn)“水天一色”的感覺，張給大禮堂的穹頂設計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燈槽，與周圍裝貼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應，燈亮之時猶如波光盈盈。建筑師們還在整個穹頂上開了近500個燈孔，人坐在觀眾席內(nèi)，抬頭就可見“繁星點點”，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絲毫不會感覺壓抑、沉重。
　　其實，在大禮堂巨大的穹頂上，還藏著許多我們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幾百萬個小小的吸聲孔，有了它們，大禮堂的屋頂整個兒變成了一塊巨大的吸音板，主席臺上發(fā)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沒有回聲還能留點“混響”，讓坐在每個角落的人都能清晰準確地聽到發(fā)言人的聲音――大空間帶來的問題，又被大空間自身解決掉了。用馬大猷教授的說法，中國人創(chuàng)造了一個“世界奇跡”。
　　就在大會堂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原本安排在它西側(cè)的國家大劇院卻遲遲沒能開工。人們紛紛傳說，由于大會堂面積的擴充，投資大大超過了預期，大劇院只能被“犧牲”掉了。
　　傳言很快得到了證實。1959年2月28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暢觀樓召開會議，正式?jīng)Q定壓縮國慶工程。
　　“我們推遲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勞動力省下來，去解決人民的居住問題�！敝芏鱽碚f，“1959年北京新建30萬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萬平方米，爭取在國慶節(jié)前完成�！�
　　最終，“國慶十大工程”被確定為:萬人大會堂、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全國農(nóng)業(yè)展覽館、北京火車站、北京工人體育場、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釣魚臺國賓館和華僑大廈――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來，差異確實不小。這是因為，此時“能在1959年10月前完工”已經(jīng)成為進入這份名單的首要條件了。
　　1959年9月24日，歷時11個月建設的大會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幾天，毛澤東給這座氣勢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會堂。
　　盡管曾存在種種爭議，經(jīng)過近五十年風雨的檢驗，今天的人民大會堂已經(jīng)成了中國建筑史上當之無愧的經(jīng)典，成了北京這座古老城市的地標之一。
　　(摘自10月9日《北京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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