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是人類文明的寶庫。在今年7月13日于立陶宛召開的第30屆世界文化遺產大會上，中國殷墟以高票通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對她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承認與肯定。
　　
　　
　　甲骨文與殷墟的發(fā)現(xiàn)
　　三千多年前的晚商都城殷虛（古人稱高丘為“虛”，建都之地多為丘虛之處），是一片“車行酒，馬行炙”的繁忙景象和“酒池肉林”的不夜天。但自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紂大戰(zhàn)牧野以后，商紂王兵敗登鹿臺自焚而死，從此繁華的殷虛都城成了一片廢墟。兩年以后，投降西周并被封在朝鮮的商王室貴族箕子“朝周”路過此地時，這里已是“麥黍漸漸,麥秀離離”的荒涼景象。面對此景，箕子真是“欲哭無淚”，殷虛成了真正的殷墟。600多年的商代歷史，被深深地埋入地下。自此以后，商王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所在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除了秦末農民大起義時，項羽曾與秦朝敗將章邯盟于“洹水南，殷墟上”，此后直至明朝建立小屯村，此地就不再有人提起，成為棋布在華北平原上極為普通的蕞爾一邑。
　　1899年，甲骨文被著名學者王懿榮發(fā)現(xiàn)。10年后的1908年，甲骨學前輩大師羅振玉搞清了這些寶貝的出土地是安陽的小屯村。隨著羅氏收集甲骨文材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終于在1910年從甲骨文上發(fā)現(xiàn)了“殷王名謚十余”，并進一步推斷出土甲骨的小屯村當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歷晚商武乙、文丁、帝乙諸王的都城所在地。在此基礎上，又經前輩大師董作賓、郭沫若、陳夢家、胡厚宣等人的深入研究，最終確定了小屯村一帶是商朝自盤庚遷殷至商紂滅國，共歷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不復徙都”的晚商都城。由于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才把隱退到歷史“后院”的殷墟，推向了世界文明史的前臺。
　　不僅僅如此。殷墟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我國最早有系統(tǒng)的文字，與世界其他最早的文明，諸如埃及的紙草文字、古巴比倫的泥版文書交相輝映，為推動世界文明進程作出了貢獻。但是，其他古文字只是曇花一現(xiàn)，只有中國的甲骨文在使用中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一脈相傳。雖然在幾千年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字形有所變異，但從文字的點劃、結構上仍有傳承之跡可尋，成為當今世界上使用人數(shù)最多的文字。因此，甲骨文是世界文明寶庫中的珍品，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科學的發(fā)掘與深厚的底蘊
　　為了更多地收集甲骨文及與甲骨文伴出的科學信息，減少盜掘挖寶造成的科學資料損失，也為了不使甲骨文這一民族瑰寶繼續(xù)流往國外，我國學者自1928年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科學發(fā)掘甲骨文的工作。
　　當時的中國田野考古才剛剛起步，因而一切都是在探索、總結和學習中前進。前中央研究院的殷墟發(fā)掘自1928年開始至1937年因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而暫停，歷時10年之久，進行了15次大規(guī)模科學發(fā)掘工作。而1950以后至今，中國社科院一直在此地持續(xù)不斷地進行著考古工作。前后78年的殷墟發(fā)掘，使中國考古學經歷了萌芽時期、形成時期、繁榮時期，直到今天考古學的“黃金時代”。對一個遺址進行如此時間之長、規(guī)模之大的發(fā)掘與研究，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所見不多的；而由此造就出一代又一代飲譽海內外的考古學家，也是其他古代遺址所不能做到的。
　　就在這片范圍廣大的遺址區(qū)內，幾代考古學家挖土不止，使一個個商代文明的載體――遺跡和遺物被揭露出來。洹水以南和今天的小屯村以北，是當年的殷王朝宮殿、宗廟所在地,是都城“大邑商”的中心區(qū)。這里共發(fā)現(xiàn)大型建筑基址54處,總面積達70萬平方米。其中的“甲組基址”,當為商王的居住生活區(qū)�！耙医M基址”,考古學家推斷為“宗廟”和政務活動區(qū)�！氨�組基址”形制像“祭壇”，可能為社稷。在洹河以北是王陵區(qū)，共發(fā)現(xiàn)商代大墓14座。在小屯村北發(fā)現(xiàn)一座沒被盜掘過的中型墓――婦好墓，其出土隨葬品之豐富和精美，可以想見大墓之奢華當甚之又甚！
　　此外，在孝民屯等處還發(fā)現(xiàn)了平民的“族墓地”，為研究商代宗族結構提供了物證。如此之多的晚商遺跡，是商代文明史的物化和商人在殷墟演出威武雄壯活劇的前臺。
　　
　　人類文明的“地下博物館”
　　殷墟不僅有豐富的遺跡可考，地下還埋藏著無與倫比的世界文化珍品，堪稱是一座藏品曠世的“地下博物館”。幾代考古學者艱苦卓絕的努力，為我們打開了這座“地下博物館”展廳的一道道大門。
　　殷墟的地下，埋藏著大批人類文明的瑰寶――甲骨文。自1899年至今天，百多年來共出土15萬片以上。其中1936年發(fā)現(xiàn)的甲骨窖藏127坑，一次就出土17056片，被世人譽為世界上最早的“檔案庫”。而1973年、1991年在小屯南地和花園莊東地又有成批發(fā)現(xiàn)，為世界文明史增加了大量新資料。甲骨的發(fā)現(xiàn)，不啻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奴隸社會，并使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與此同時，甲骨文研究成為一門國際性學問，把史料較少的商代文史研究建立在牢固的科學資料基礎之上。
　　殷墟又是一座青銅寶庫。歷年來，這里共出土青銅器萬件以上。不少銅器造型獨特，或大氣磅礴，或小巧玲瓏;而紋飾或詭譎神秘，或瑰麗精細，是極有價值的藝術珍品。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重達832.84公斤，是世界青銅時代之最。而其他銅器，諸如偶方彝、三聯(lián)、等等，也是極為罕見的藝術珍品。如此之多的青銅器，反映了商代人高度發(fā)達的青銅冶鑄業(yè)水平。
　　歷年來，殷墟還出土玉器2600余件，按其用途可分為禮器、工具、兵器、裝飾品、雜器等。商代玉器用料考究，琢磨精細，造型優(yōu)美，紋飾絢麗，極富藝術價值，并在玉器的“形而下”中深藏著當時人們的情趣和禮制。殷墟出土的玉龍、玉鳳、玉人、玉象、玉鳥、玉龜?shù)扔窦�，栩栩如生，令人嘆為觀止。而殷墟出土的骨器也頗具藝術價值，諸如各式骨笄、雕花鑲嵌骨等。而著名的象牙杯，刻鏤華麗并嵌有綠松石，是一件巧奪天工的藝術精品。
　　殷墟是一座保存無算珍品的“地下博物館”。如今，殷墟為展示發(fā)掘和研究成果，并保護遺址的總體風貌，在洹水岸邊修建了一座在地平面以下的“殷墟博物館”，幾百件精美的殷墟出土文物在這里熠熠發(fā)光，使人們受到高度發(fā)達的殷商文明的強烈震撼。
　　殷墟被列入“世遺名錄”，是殷墟保護和研究新階段的開始。殷墟地下還埋藏很多人類的文化遺產，還有很多的學問需要我們去認識、去解讀……殷墟不僅是中國的，她還屬于全人類。我們有責任把她保護好，把她完整地留給子孫后代。
　　（7月21日《光明日報》，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
　　
　　專家點評
　　殷墟的發(fā)現(xiàn)對“斷代”有重要意義
　　羅敏（整理）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殷墟是主要研究依據(jù)。譬如說，商朝武丁時期曾出現(xiàn)五次月食，甲骨文有記載。我們首先利用古文字學分期的方法排列這五次月食的次序，然后利用天文學方法計算，得出的結果，兩者是相吻合的，由此我們可以證明五次月食的真實時間，從而論證了武丁在位的年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使商朝的存在成為可以確信的歷史。這一發(fā)現(xiàn)在我看來，其意義與埃及的羅塞塔石碑不相上下。
　　我們知道，羅塞塔石碑是解讀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鑰匙。和埋在地下的甲骨文不同，大多數(shù)埃及石刻都在地上，不需考古發(fā)掘就能看到。然而，古埃及語言早就不存在了，也就無人能解讀上面的文字。1799年，拿破侖在埃及作戰(zhàn)，軍隊中有人在羅塞塔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這一石碑，石碑上，古埃及兩種字體的文字與古希臘文相互對照。1823年，法國學者商博良依據(jù)石碑上的文字，解讀了古埃及文字。從此以后，古埃及的歷史就清晰了。
　　正好100年后，1899年，中國人發(fā)現(xiàn)了甲骨文。隨后不斷地解讀、研究，商朝歷史也逐漸凸現(xiàn)。在此之前，雖然《史記》的《殷本紀》、《尚書》的《商書》、《詩經》的《商頌》都記錄了商代的歷史，但其脈絡不夠清晰，并且，這些記載是否可信，需要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證明，甲骨文就提供了這種證明。甲骨文是商王和貴族的占卜記錄，從祭祀到打仗，涉及范圍廣泛，內容豐富，我們可以直接從中讀出歷史。
　　更早的夏朝的資料非常有限，還沒有得到殷墟那樣的證明，并且，這樣的證明也許永遠也得不到，然而正因為殷墟的發(fā)現(xiàn)，我們對史籍中的記錄更有信心。王國維就討論過這一話題，他認為從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來看，《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非�？煽浚�很少有需要修正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斷，《夏本紀》的記載也不會是全然捏造的。
　　（摘自7月14日《第一財經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標題有改動）
　　
　　延伸閱讀
　　殷墟三寶
　　金開
　　
　　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曾說：“安陽殷墟有三寶――甲骨文、青銅器、都城遺址�！边@是從文明的產生與進程的角度，高度評價殷墟的價值和意義。
　　
　　甲骨文
　　
　　甲骨文被認為是從一個偶然機會中發(fā)現(xiàn)的。1899年清王朝國子監(jiān)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從一味中藥“龍骨”上面發(fā)現(xiàn)刻有一種不認識的古代文字。經過研究，才弄清這種“龍骨”有的是龜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來，人們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
　　從1899年發(fā)現(xiàn)甲骨文至今100多年來，殷墟先后出土甲骨文約15萬片，分別珍藏于中、美、英、法、德、日等12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博物館與學術機構中。100多年來的甲骨文研究，形成了一門國際性顯學――甲骨學。根據(jù)1999年甲骨文發(fā)現(xiàn)100周年時的統(tǒng)計資料，當今世界上研究甲骨學的專家和學者有3881人，出版了各類專著10000余種。2000年，四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甲骨文獻集成》，洋洋四十大帙售價高達5.6萬元。目前所見的甲骨文出現(xiàn)單字4700余個，可識別和與現(xiàn)代漢字有明確相沿關系的約1700字左右。2004年7月3日，上海公開拍賣了20小片甲骨文，拍賣出5280萬元人民幣的天價。
　　最早對甲骨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四位學者是：郭沫若(1892～1978)、董作賓(1895～1963)、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因其字和號中都有一個“堂”字，被稱作“甲骨四堂”。
　　甲骨文字中，中國漢字的“六書”造字原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都已出現(xiàn)，表現(xiàn)出成熟而系統(tǒng)的文字序列。郭沫若先生認為，中國文字發(fā)展到甲骨文時期，至少經歷了1500年的歷史。殷墟所出約15萬片甲骨文所記載的內容豐富多彩，再現(xiàn)了當時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社會風俗、歷史文化等多方面時代風貌。需要說明的是，甲骨文是由于記錄占卜、祭祀的特殊需要所書刻的文字，并不是當時文字的唯一載體，與甲骨文同時期既有銘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還有由甲骨文“典”、“冊”等字形所表現(xiàn)出的竹簡或木簡上的書寫文字，以及所見的書寫在玉石上的文字和陶文。所幸的是，甲骨文由于這種特殊用途下的特殊書刻方式，得以保存下來。
　　
　　青銅器
　　安陽殷墟出土的數(shù)以萬計的青銅器，大致可分為青銅禮器、青銅武器和工具、馬車或木器上的青銅制品、純粹為死者陪葬的冥器。在目前的收集中，青銅禮器量最多，種類主要有鼎、尊、觚、爵、、方彝、盤、盂、觶、壺、簋、、卣等等。大部分青銅器物上有華麗圖案裝飾，象征著深刻的社會和歷史意義，其中占主要位置的紋飾是一種被稱作為“饕餮”的神獸紋樣�！镑吟选奔y樣的突出特征有巨目、闊口、柱角、利爪、蛇身等，實際已是一種糅合了的圖騰崇拜形象。
　　安陽殷墟被發(fā)掘的區(qū)域里，發(fā)現(xiàn)有大型鑄銅作坊，其中有大量的鑄銅范塊、泥模、坩堝、鼓風嘴等，還有錫錠與孔雀石之類鑄銅原料，充分證明了當時制銅業(yè)的發(fā)達。
　　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大到重達832.84公斤的司母戊方鼎，小到高僅5厘米、口僅3厘米的小方鼎，其獨特的制造工藝和精美的造型藝術與紋飾藝術，標志著中國古代青銅時代的繁榮與輝煌。
　　都城遺址
　　安陽殷墟都城遺址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殷墟都城概念南至朝歌、北至內丘約有200多公里，史記中曾記載殷紂王時期這里到處都建有別宮離館。殷墟的中心地帶有洹水，南約20余公里有湯水，再南20余公里有淇水，北約20余公里有漳水，再北有滏陽水等，這些水流均勻分布，都西出太行，東流直接或合水匯入黃河。甲骨文中明確記載，商王常涉河東或乘舟到黃河。殷墟西有太行、東有大河天然屏障，松軟的黃沙土地，最適宜原始先民繁衍生存。
　　狹義的殷墟都城的概念是以小屯為中心的洹水沿岸一帶的商王宮殿宗廟區(qū)、王陵區(qū)以及周邊的聚落。包括2000年所發(fā)現(xiàn)的四周8700多米城墻的洹北商城。
　　殷墟都城遺址有數(shù)量眾多的夯筑建筑基址，這些建筑基址的下層覆蓋著更早時期的窖穴。梁思永先生發(fā)現(xiàn)，后崗文化層的上層是白陶文化的遺物，中層是黑陶文化的遺物，下層是彩陶文化的遺物，形成了仰韶――龍山――殷墟三種文化的先后發(fā)展序列。
　　安陽殷墟以其甲骨文、青銅器、大規(guī)模都城遺址，標志著中國古代高度繁榮發(fā)達的文明，成為中國上古時期夏、商、周三代考古和歷史研究的坐標和里程碑。
　�。�7月21日《光明日報》）
　　
　　反思與啟示
　　來自殷墟“申遺”的啟示
　　――訪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
　　劉瓊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曾率隊親臨現(xiàn)場，親歷殷墟申遺全部過程。殷墟“申遺”已是“舊事”，但是童明康基于專家和主管部門立場的思考和提醒，對于我國正在高漲的申遺熱潮，無疑具有現(xiàn)實針對性。
　　
　　“申遺”帶動文物保護
　　記者：作為我國文化遺產“申遺”工作的主管領導之一，您怎樣評價我國熱情洋溢的“申遺”現(xiàn)狀？
　　童明康：首先這是一件大好事。世界遺產不僅標志著我們祖先的成就，同時也是當代文明發(fā)展綜合實力的表現(xiàn)。
　　同時，“申遺”更意味著責任。無論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保護都是為了永續(xù)利用。過去，國外總說我國的遺產保護不好，實際并非如此，特別是“申遺”進入大眾視野以后，保護工作得到飛躍性的發(fā)展。
　　從政策來看，政府的重視程度大大加強，今年的文化遺產日的設立一路綠燈，就是典型例證；另一方面，民眾保護的自覺性加強，比如許多人對當年拆毀北京城墻感到后悔；此外，依法保護文物這一理念，近年來得到社會公認，“申遺熱”起了一定的作用。
　　提高當?shù)啬�聚力，用作旅游資源，這是“申遺”給地方上帶來的好處，毋庸諱言，這也是地方政府申遺熱情高漲的客觀動力。但是，所有這些好處，應當建立在保護的基礎上。
　　
　　避免對遺產過度開發(fā)
　　記者：怎樣看待世界遺產開發(fā)過熱現(xiàn)象？
　　童明康：確實存在對文物過度開發(fā)利用的問題。故宮一天承受1萬人是限度，結果黃金周一天來了10萬人；敦煌石窟有一些窟的面積非常有限，游人們在里面擠來擠去，對壁畫的影響很大；有些地方打著便民旗號，修一些旅游設施如索道，這些都是對文物的破壞。
　　根本問題是缺乏對人類遺產的敬畏感，再加上文物帶來那么高的利潤，于是大家就拼命地挖掘、發(fā)掘。
　　在申遺過程中，申報不是目的，保護才是目的。一定要避免重申報，輕管理；重開發(fā)，輕保護。過去常提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是個錯誤的觀念，實際上是降低遺產的作用。許多世界遺產完全商業(yè)化，原住民整體搬遷，對此，我并不贊成。
　　世界遺產有個重要觀念，是人和文化環(huán)境、自然環(huán)境和諧相處，否則，就失去了真實性。文物保護，不僅保護房子，也要保護文化特征，也就是說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和諧融合，而不是兩張皮。鼓勵原住民居住，更有利于文物保護和文化傳承。
　　但是由于體制問題，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屬于不同部門管，文物部門沒有權力跟當?shù)卣�府說不許把人遷走。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摘自8月4日《人民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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