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院在日本已設數(shù)所。但均為中國名牌大學與日本私立大學之合作，效果亦非十分理想。究其原因，在于中國方面的有關部門對日本漢語教學環(huán)境不甚了解，將日本與歐美、非洲、東南亞等國家地區(qū)“一刀切”之緣故。本文以筆者所在地日本福岡市乃至九州地區(qū)為例，針對在日本的中文教學中的一些具體情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因地制宜”，試作探求與剖析，并提出適合于日本的中日交流之方法，以便使普通日本民眾能夠更加理解中國，同時爭取為旅日華僑華人子女的華語華文教育創(chuàng)造出一個良好環(huán)境。
　　
　　日本學生對漢語學習的重要性缺乏認知
　　
　　日本是一個深受中國影響并大量吸取了中國文化的國家和民族，使用漢字的歷史也甚為久遠。因此，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自古以來就崇尚漢學和漢學教育，是近現(xiàn)代很早就將漢語教育編入大學教程并開展?jié)h語教育研究的國家。而另一方面，由于近代日本西化，崇拜歐美風氣盛行，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在美國的占領和扶持之下，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經(jīng)濟大國之一。無論是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在外交方面，日本部將自己視為西方的伙伴，不愿以亞洲為伍，特別是日美戰(zhàn)略同盟，一向是日本“永保實力不衰”的國策。
　　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曾與中國有過糾葛的日本既喜且憂。喜的是借助中國的發(fā)展勢頭，擺脫經(jīng)濟長期不景氣的困擾并亦有所發(fā)展；憂的是今后在經(jīng)濟上恐不能再作亞洲的龍頭老大，甚至政治、外交亦要看中國的臉色。加之日本右翼一向敵視中國，害怕中國的強大，利用長期不景氣的局勢，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混淆一般國民的視聽，迷惑了不少民眾，特別是遠離侵略歷史的年輕一代。由于上述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和與之相關的民族情感，使很多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及其民族的心態(tài)顯得十分復雜。因此，對中國加強推廣漢語教育一事，除了政府以外，不少學者和一般民眾抱有模糊認識，有的甚至是警惕和抵觸。
　　有鑒于此，要想取得日本政府的積極合作或依靠大學等正規(guī)教育來加強推廣漢語教學是非常不容易的。
　　
　　從民間打開推廣漢語教學的局面
　　
　　很多學生走出校門接觸社會以后，才真正感受到中日兩國在商貿、旅游、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相互影響之深。最近幾年，日本民間社會的漢語教學發(fā)展很快。以120萬人口的福岡市為例，僅在市區(qū)各公民館的漢語教室學習的人數(shù)就達3000人以上，如果加上商業(yè)性漢語教室、漢語學校等，估計可達到5000多人。過去，參加學習的人主要是對中國具有某種情結的老人，如戰(zhàn)爭期間到中國當過兵或是經(jīng)過商的，還有就是喜歡中國或關心中國的人士等。而今，越來越多的漢語學習者是已經(jīng)參加工作或者大學畢業(yè)后想學到一技之長的年輕人，他們深深懂得學習漢語的重要性，態(tài)度積極，熱情很高。
　　在日本，應該更加重視民問的、社會的漢語教育，給他們以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綜上所述，日本是一個漢語教學的特殊國度，它既不同于歐美這些原本非漢字國家，也不同于韓國等原本使用漢字而今廢掉了漢字的國家和地區(qū)。中國要想在日本進行漢語的國際推廣工作，就應考慮這種特殊性，正如當前，中日兩國政冷經(jīng)熱的時局所采取的策略一樣，走草根文化的道路，從民間，從一般公民社會開始，打開在日本推廣漢語教學的局面，以此來推動正規(guī)教育的漢語教學。
　　
　　須重視旅日華僑華人子女的華語華文教育問題
　　
　　旅日華僑華人歷史悠久、成分多樣、教養(yǎng)不一、情結復雜，有著不同于歐美及其他國家地區(qū)的特殊性。
　　旅日華僑華人的歷史可上溯到一千多年前，僅九州而言：唐代鑒真大師“攜百工東渡”之登陸地即為九州，他們給日本帶來了中華文化藝術，而終未回國；宋代旅日大富豪謝國明為了救濟和鼓勵博多民眾一擲千金，教會日本人民如何作面條兒，從而“吃年夜面”就成了日本的習俗，他歸化為日本人，改名“謝太郎”，至今長眠在福岡的博多；中國的大民族英雄鄭成功出生在長崎平戶，他的母親本就是日本人……現(xiàn)代史上為了走向“共和”而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將軍亦病逝于福岡；現(xiàn)代文學藝術之領軍人物郭沫若、夏衍也都曾留學九州，留下無數(shù)足跡。
　　19世紀開始赴日的老華僑華人多以“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為主而謀生，至今已傳四、五代。
　　二戰(zhàn)后因各種原因仍留在日本的老華僑華人，多以開中餐館為主，至今已傳三代。
　　改革開放后，旅日華僑華人的結構發(fā)生變化，知識層次高的進入日本學術教育界或進入日本大、中企業(yè)就職，次之自營業(yè)或在小商社供職。
　　近年，中國的國際地位愈加強盛，中日貿易額已超過美日之間，赴中國投資之日本企業(yè)與日俱增，“學習漢語、理解中國”愈顯重要，旅日華僑華人家庭對此認識亦不例外。欲把子孫送回中國接受高等教育，以期語言文化、專業(yè)知識雙收獲。然而所遇困難不少，特別是旅日華僑子女無法享受與“來自日本的留學生”的同等待遇，因為“國籍是中國”。他們必須參加“港、澳、臺、僑統(tǒng)一考試”，合格后方可入學。可是他們從小所受教育是日本的，與成長在港、澳、臺或其他華人社區(qū)和華文學校比較發(fā)達之國度的“小華僑”的華文程度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們不能像“日本留學生”那樣在中國就學的原因，就在于他們的父母或祖輩不但自己熱愛中國，而且讓子女也永遠做為“中國人”，不改變國籍。
　　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對于“日本后代”的教育和培養(yǎng)，在世界許多國家都設有“日本人學校”，師資和教材均由政府派遣與提供，學生回到日本報考大學時，還可以享受“歸國子女考試”的優(yōu)待照顧，無須與一直都在日本上學的考生們一起參加入學考試。
　　所以，為了使“旅日小華僑”能夠積極熱情地學習華浯，中國政府應從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出發(fā)，認識到日本社會的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地制宜。
　　
　　建立“中國文化中心”以彌補“理解之窗”的不足
　　
　　當今世界各發(fā)達國家，都在想盡并使用各種不同辦法或手段來推廣各自的文化，作為“軟實力”來彌補或增強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其中，在對方國境內(除使領館外)創(chuàng)辦“文化交流中心”，是最為廣泛并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拿小小的福岡市來說，這里不但有多國總領事館，而且亦有美、法等國的“文化中心”，用以推動英語、法語教學和介紹各自國家之文化，以及舉辦各種文化周(節(jié))，從而擴大“軟實力”之影響。日本在中國的北京、長春和成都，分別建立了“中日文化交流中心”，并在中心內開設日語教室、圖書資料室，定期舉辦日語活動。而相比之下，中國在日本做得卻很不夠。目前，中國正在世界范圍推廣“孔子學院”，而且投資甚巨；我以為此舉在其他國家和地區(qū)，或許成就極大，而日本則更須從民間“草根”做起：與其同正規(guī)大學合作辦學，不如選擇愿意有所作為的“中等職業(yè)專門學�！被蛎耖g團體合作，抑或先獨自創(chuàng)辦“文化中心”，使其逐步在人們心目中成為凝聚旅日華僑華人力量之沙龍，傳播中華語言文化精髓之教室，爭取廣大日本民眾理解之窗口，培養(yǎng)華僑華人子女熱愛中華文明之園地，整合資源，以彌補華人社區(qū)難以形成和華文學校難以建立之不足。創(chuàng)辦“文化中心”既可避免來自日本政府或一部分民間人士的抵觸心理，亦可從小到大，甚至最終在日本國土上創(chuàng)辦中國自己投資、自行管理、不受外來干擾和抵觸的“華文XX學院”。如建此類“文化中心”，不應依照城市名氣大小排列，而應從民間需求或對華友好及關心度來判斷，從民間做起、從地方做起。
　　
　　【短訊】　日本視《論語》如“救世圣經(jīng)”
　　
　　臺灣《聯(lián)合報》2009年12月29日刊文《空白的20年成日本救世圣經(jīng)》說，長期不景氣讓日本社會充滿失望與閉塞氣息，中國的《論語》竟成了救世的圣經(jīng)。在嚴峻環(huán)境下，重新拾起古典書籍，想要從中尋找生存與教育方法的日本人日漸增加，來自中國的《論語》讓日本人找到了避風港。
　　日本企業(yè)三菱重工長崎造船廠從2008年起在新人研修時，把論語列為重要科目，新人透過論語學習到忠孝仁義精神。這些企業(yè)新鮮人學習到了作為企業(yè)人必須要有的涵養(yǎng)與行動指針。日本市面上也出現(xiàn)許多有關論語的書籍，包括《孩童們的論語》、《讓高中生感動的論語》、《讓孩童們朗讀的論語百章》、《漫畫的論語入門》等，各種論語書現(xiàn)在成了暢銷商品。出版界人士說，在不景氣時古典書銷售也會受影響，但近來論語卻賣得特別好，真的是“救世的圣經(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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