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工作，需要對宋代歷史略有了解；因為宋代歷史，想起蘇東坡；因為蘇東坡，找到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因為這本《蘇東坡傳》，對我們正在從事的外宣工作產生了聯想。 　　林語堂生于1895年，死于1976年，早年留學歐美，歸國后成為文化界名流，他的人生軌跡大致是美國――新加坡――美國――臺灣――香港。他在美國期間，除用英文寫出廣為人知的《京華煙云》、《風聲鶴唳》等小說外，還著有《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等，介紹和譯述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哲學和文化藝術，一時風行歐美。這就與我們現在所做的外宣工作有了共通之處。本文試圖通過對林語堂《蘇東坡傳》一書的解讀，來體會開展外宣工作的技巧。
　　
　　使用統(tǒng)一的人名翻譯
　　
　　
　　古時候，中國人一般有兩個名稱，一個名、一個字，此外，有的人還有別號。這樣，在每本中文書里，幾乎人人都有兩三個稱呼。有時為了敘述一件事，往往會提到其他相關的人。這些人在中國人來說一般都熟悉，比如說到蘇東坡，可能會提到他的弟弟蘇轍、父親蘇洵，還有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秦少游等等，中國人對此大多都有一定了解，但是對于國外讀者，這些名字就變成了沒有什么意義的符號。
　　在《蘇東坡傳》中，名字的翻譯難題也擺在了林語堂的面前。他的處理方式“為了避免讀者弄不清中國名字，我將比較不重要的人名省略了，有時候只提到姓氏”，同時他認為“中國學者有四五個名號，也有必要從頭到尾只用一個”（《蘇東坡傳?原序》）。
　　應該說，這是比較常見的問題。在長期翻譯實踐中，我們的外宣工作者也都積累了多種解決此類問題的方案。但是在半個世紀前就有人明確指出這個問題，并提出他的解決方案，對我們或許仍會有一定啟發(fā)。同時，通過這點，也讓我認識到，我們現在面臨的許多問題，很可能前輩們早已面對并已經解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能夠吸取他們的經驗，同時也接受他們的教訓，應該對我們的工作不無助益。
　　
　　選擇相應的時間對比闡述
　　
　　我們在介紹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知識時，不可避免的是要常常涉及時間的問題。其中較常見的是年號紀年問題。現在，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輯，都會在年號紀年后再以括號注上公元紀年，諸如“開元三年（715年）”、“康定元年（1040年）” 等。林語堂《蘇東坡傳》中也大多這么處理，如文中有“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熙寧二年（1069年）”等，這是一種折中的處理方式。但是實際上，中國古代的帝王年號許多是大多普通中國人都不太清楚的，遑論外國人！既然我們中國人都難以知道，對于外國人來說，這樣的年號紀年法就太讓人難以接受了。相對來說，因為《蘇東坡傳》傳主生活的年代確定在北宋范圍之內，所以，讀者對書中的年號還相對容易接受一點。而我們經常出版的外宣圖書時間跨度非常之大，圖書的內容也只面對普通的外國讀者。平心而論，要求一個中國人了解印度某個王朝的某個帝王所處的確切歷史時期，也屬于強人所難。所以盡管年號紀年后面一般都附有公元紀年，但這種年號紀年法仍然明顯拉大了中國圖書與西方讀者的距離，帶來了閱讀難度。因此，我認為大眾讀物類的圖書，在涉及時間紀年問題時，可以嘗試回避中國古老的年號紀年法，而是直接用公元紀年。
　　另一個相似的問題是，我們的作者在寫作時，往往習慣于沿著時間軸從三皇五帝一直寫到當下的21世紀，比如介紹中國陶瓷，通常的提綱都是“新石器時代陶器”、“夏商周時期陶瓷（或先秦時期陶瓷）”、“秦漢時期陶瓷”、“魏晉南北朝時期陶瓷”⋯⋯“清代陶瓷”、“21世紀陶瓷”。這是我們中國現在最常見的歷史分期方式，幾乎被廣泛運用于中國古代任何單門學科歷史的研究之中。這種完全承襲歷史朝代分期的學科歷史分期方法，且不去說它的科學依據是否充分，因為無論如何，中國人對這種分期已經比較熟悉，能夠接受。但當這種方法也被完全轉移到針對外國讀者的大眾讀物中時，只要我們想想我們自己對其他國家的文明發(fā)展歷程有多少了解，就應該能知道這對外國讀者對中國歷史方面的知識積累，以及他們看我們圖書的耐心，是一種多么大的考驗。所以，如果可以，我們在介紹中國古代文化歷史內容時應該考慮，除了一板一眼地以歷史朝代分期的敘述線索，是否可以嘗試以其他的敘述線索加以介紹？比如直接按公元紀年劃分一定的時間段，或許能更準確地反映該領域真正的發(fā)展脈絡；或是直接拋開時間軸，以專題的形式或許能更集中、更到位地闡明問題。
　　此外，當涉及西方歷史文化時，某個事件的發(fā)生被完全限定在西方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不能和中國同時期的歷史產生聯系，因而往往印象不深，閱讀效果不佳。在這一點上，林語堂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經驗。比如《蘇東坡傳》中有不少這樣的句子“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海斯丁戰(zhàn)役發(fā)生前30年――12月19日，一個男嬰（蘇東坡）在襁褓中哭泣蹬腿（p47）”，“紹圣元年（1094年）――歐洲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兩年――10月2日，東坡抵達惠州。（p390）”。假如我們把林語堂的語句倒置過來，將后面一句話變成“歐洲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北宋哲宗紹圣元年（1096年），蘇東坡兩年前被貶至廣東惠州⋯⋯”，那么我們在閱讀時就自然將十字軍第一次東征的時間與中國相應的歷史時期直接聯系起來，甚至也能由蘇東坡的被貶想到當時的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黨派爭斗。同樣，林語堂的表述也應該能讓歐美讀者對蘇東坡被貶的時間與他們自己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產生直接的時間對應，從而能夠加深印象和理解。這種同一時間軸上歷史事件的對舉，應該是一種比較有效的外宣讀物敘述方法。
　　
　　構思貼近讀者的思維方式
　　
　　林語堂非常善于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我們來看看他在《蘇東坡傳》中的幾段話：
　　“拿西洋作家為例，李白可以媲美雪萊或拜倫，是一個燃燒自己展現出瞬間壯景的文學彗星。杜甫就像彌爾頓，是一個熱心的哲學家和老好人，以貼切、淵博的古典比喻寫出了豐富的作品。蘇東坡永遠年輕。他性格比較像薩克萊，政治和詩詞的盛名則像雨果，同時又具有約翰生博士那份動人的本質。不知怎么約翰生博士的痛風病直到今天還叫我們感動，彌爾頓的瞎眼卻不盡然。如果約翰生同時又兼有甘斯伯勞的特色，而且像波普用詩詞批評政治，又像斯威夫特吃過那么多苦而沒有斯威夫特的尖酸味兒，我們就能找出一個英國的類比了。”（p32）
　　“他們的文風也不一樣――差別有如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東坡像威廉，子由（蘇東坡的弟弟蘇轍）像亨利。由各自的天分看來，威廉?詹姆斯似乎該寫小說，亨利?詹姆斯該寫心理學和哲學的論文。然而威廉?詹姆斯在枯燥的心理學和哲學教本中注入風采和幽默，亨利?詹姆斯在小說領域中注入人性思想和觀察的結實內容，卻給世界帶來了極大的貢獻。子由風采不及哥哥的一半⋯⋯”（p176）
　　“⋯⋯祖父變了一個人；因為次子官拜造務監(jiān)裁，老頭也被封官，擔任大理評事。這種官位是榮譽性的，主要的功能是讓大官提起父親可以稱為“顧問”或“海軍準將”，就算一輩子沒上過朝廷，沒見過一艘船也沒有關系。”（p62）
　　通過以上幾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林語堂在說明中國某個人、事件或現象時，一般都盡量避免本分、干巴的敘述，而是努力去列舉出西方讀者所熟悉的人和事，通過這種對比或類比，加深西方讀者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這些他們所熟悉的人名、事件能使讀者產生親切感，很自然地拉近了與作品的距離。我們在工作中時常強調的是“外宣三貼近”，林語堂在這本書里至少給我們展示了如何“貼近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
　　
　　貫穿多種形式的語言技巧
　　
　　林語堂拉近讀者距離的手段遠不止于此，他還善于利用一些西方讀者比較熟悉，甚至有些現代化、時尚的詞語，給中國古代的一些事件加上現代化的注腳，誘導讀者加深理解。如他說“國營企業(yè)由熙寧二年（1069年）7月開始，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fā)機構。皇帝相信政府可收到極大的利潤，就撥出五百萬緡現金和三百萬石的稻米做本錢，接收省際貨物和原料的貿易�！保╬127）說蘇東坡是“一位瑜珈修行者”，而“朝中告示公開發(fā)行，是中國最早的印刷報紙”（p232）。
　　語言的輕松活潑、機智幽默是林語堂文章的一大特色，這本書也不例外。如林語堂寫道：“一個王朝的悲劇在于皇后們有必要接連生出善良、聰明、能干的兒子、孫子、曾孫，皇室才能長保權位⋯⋯大自然不容許一個家庭壟斷才智，所以路易十六不像路易十四，喬治三世不像喬治二世。多虧這兩位神經兮兮的國王，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才能成功。⋯⋯如今登基的十八歲小皇帝性好女色，常常逃學�！保╬374）
　　“正如一切極權制度，他們沒有密警就無法統(tǒng)治，于是密警在熙寧五年（1072年）成立，幸虧蘇東坡當時已離開京師。政府不控制御史臺（相當于今天的報章雜志），換上同一路線的手下人，也無法治事。王安石認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屬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樣，具有‘一個國家、一個信仰、一個領袖’的信念。他像希特勒，遭到反對就大發(fā)雷霆；現代精神病學家可以把他列為妄想狂�！保╬133）
　　“曼哈頓的詩人不會寫情詩給歌女，至少不會公諸于世。杭州的詩人卻不同了，就是名重一時的文人也常寫詩贊美某些名妓�！保╬195）
　　這樣的語言幾乎貫穿全書，還有書中俯拾皆是的有趣故事，它們使得這本《蘇東坡傳》有著非比尋常的趣味。而趣味應該是抓住讀者的不二法門。
　　林語堂善于運用對舉同一時間的中西方事件、列舉相似的中西事例進行類比、采取活潑機智幽默的語言和講述生動有趣的故事等手段，來達到介紹中國古代文化知識的目的，對我們的外宣工作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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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喬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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