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負著喚醒社會良知的責任|喚醒良知
發(fā)布時間:2020-02-1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何謂外宣,何謂內宣?當全球經濟一體化到來時,國際社會無法再一味地固守冷戰(zhàn)時期的陣營,很多話題都有了國際意義,比如:2005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還有中國人民幣是否升值的問題等,都已不再僅僅是國內新聞的關注點。
每當《對外大傳播》的記者采訪外國駐北京的新聞機構時,每每會聽到這些外國人提及的是《?望東方周刊》、《南風窗》等,那些有可能仍被我們視為“內宣”的刊物,占據(jù)了惜時如金的外國讀者的閱讀時間。而在這其中《?望東方周刊》又是一本讓國內外讀者也同樣青睞的刊物。
是什么力量讓《?望東方周刊》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快速崛起于如林的期刊市場?是什么原因讓它在前有獨霸了半壁江山的《南方窗》的“圍堵”,后有剛剛崛起的《中國第一財經》的“追捕”下,卻能在上海,在這個中國新聞業(yè)群雄并起之地站住了腳跟,并且讓人看到一片光明的前途?他們成功的經驗對于從事外宣工作的人來說有哪些可以借鑒的地方?為此我們采訪了《?望東方周刊》的常務副總編輯韓松。
“我們刊物的成功來源于比較清楚的定位”
《對外大傳播》:在辦刊之初,《望東方周刊》就打出旗幟――我關注的,也一定是全社會關注的。我們樂見一切美好的價值和權利在東方的土地上生根發(fā)芽,并愿以真實的報道和言論貢獻于這一進程――這樣的宣言與追求都充滿了人文精神和新銳之氣。從今天的局面看,你們的追求與結果相吻合嗎?
韓松:辦刊之初,新華社定的方針就是主流刊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而且,讓我們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我們比較有信心,這來源于我們比較清楚讀者的定位。
新華社辦有許多刊物。創(chuàng)辦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望》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本以傳遞權威信息、縱覽國內外大勢為宗旨的刊物,至今仍是許多中國黨政官員案頭必備的決策參考讀本。但我們當時分析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最大的變化,是在黨政干部和“工農商學兵”之外,崛起了一個新興社會階層。他們擁有獨立見解,渴望創(chuàng)造財富,向往掌握新知,奮力想擺脫舊體制的束縛,這些人群是《望》這樣的刊物沒有覆蓋到的。根據(jù)我們做的調查,這部分人最想看到對國內外重大時政和經濟新聞的深度報道,想了解國家重大政策的出臺過程,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僅靠紅頭文件和內部傳達已經不能與這部分人達成圓滿的溝通。
我們曾在沿海做過調查,發(fā)現(xiàn)私企老板都在看黨報。為什么?他們要從中尋找政策。在《?望東方周刊》之前,有《南風窗》,它是個半月刊,充分闡釋黨的政策是這個刊物的長處,它的不足是新聞不足,對重大話題涉及不夠。而有的新聞周刊社會新聞性比較強,追求的東西比較高尚,但它的時政新聞不夠。我們正是尋找了他們之間的一個空擋。
“每組文章都力求發(fā)出響亮些的聲音”
《對外大傳播》:我們最近看到《望東方周刊》策劃了一些很有深度的話題,如《歐戰(zhàn)60年毀滅與重生》,它讓人類站在戰(zhàn)爭的廢墟上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國與國之間能奉行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嗎?除此之外,還有哪些選題體現(xiàn)了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追求?
韓松:正如你所說的,《?望東方周刊》的每篇文章都有這樣一種對主題的追求,每組文章都力求發(fā)出響亮些的聲音。
我們連續(xù)兩年的春節(jié)專題報道都引起了社會極大的反響。過去只要做這樣的重頭文章,就都是遵從一種思路――貫徹從中央往下的報道思路。而現(xiàn)在我們還積極主動地關注社會和人生。
比如2003春節(jié)那一期,我們做的文章叫“窮人過年”。通過一個個故事,來講窮人如何過年。之前,我們把所有的記者都派出去了,在寒冷的天氣里到街頭看下崗工人,春節(jié)那么冷的天氣,看人家為了掙春節(jié)的過年費站在街頭唱歌。還有好多人過節(jié)不敢回家,因為在家鄉(xiāng)欠了債。我們力圖通過這樣的文章使大家看到,在中國還存在許多經濟不發(fā)達的地區(qū)和比較貧困的人們,從而使大家對科學發(fā)展觀戰(zhàn)略理解得更為清楚。用這種最接近中國現(xiàn)實的手法,去講最真實的故事,刊物出來后讓很多人感到震撼,同時也覺得我們的刊物有公信力。
2004年春節(jié),我們做的選題是“過年洗個澡”。洗澡是基本人權,卻少有人提及!靶】怠、“溫飽”這類詞頻頻出現(xiàn),但又有誰考慮洗澡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一個人邋邋遢遢,連洗澡這個基本生活條件都達不到,如何讓他參與到社會建設中來?在我們的文章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人花上萬塊錢洗一次澡,也有人只能一年洗一次澡,不能常洗澡,因為沒水,因為窮。做這樣的選題就是想引起讀者關注――中國實現(xiàn)小康后,窮人過年的淚水與笑聲。
還有,我們最早提出“新興醫(yī)院神話”和“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等選題,尤其是“經濟學家為誰代言”我本人非常滿意。原先,大家一致認為經濟學家是比較中立的,但現(xiàn)在我們發(fā)現(xiàn)有的經濟學家僅為社會某一團體代言。
再比如第40期的封面文章:《未竟的鄧小平》,就說明了鄧小平依然在精神上領導著中國這樣一個事實。鄧小平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創(chuàng)新了,他帶領這個國家往前走了,因而他離開大家這么多年,卻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但那期內容難度很大,因為鄧小平大家太熟悉了,必須站在對他整體把握的高度尋找與現(xiàn)實相聯(lián)系的角度,不能太煽情,功過都得評說。那期刊物出來后影響很大。作為媒體,我們的確肩負著喚醒社會良知的責任。
(他的話使我們想起,在深圳的圖書館院落里佇立著一座雕塑――一個強壯的男人,正拼盡力氣努力撐開鐵質的門框,大踏步地沖出去。想起在浦東繁華地帶馬路旁靜靜斜立著一塊石碑,上面鐫刻鄧小平的話:“浦東開發(fā)不要動搖”!锻麞|方周刊》就是這樣收集引導人們釋讀對真理真實而寶貴的認知。)
“新聞語言要追求樸實、生動、鮮明、幽默”
《對外大傳播》:在這個過程中,你們用了怎樣的新聞語言,實踐著這種追求?
韓松:我們追求的新聞語言是樸實、生動、鮮明,還要有幽默感。當然,幽默感是對我們的記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因為幽默感需要記者的閱歷。編輯的任務就是指揮記者弄到能夠弄到的所有的事實。把這些事實都放在等式的左邊,等式的右邊是結論,不能遺留一個盲點,涉及這個事情的相關人物一定要采訪到。
同時,我們加大了對重大的、紀念性活動的策劃,以及對突發(fā)事件的報道。比如“《反分裂國家法》登臺”這個選題。由于有些新聞點政策性很強,很多媒體不敢做,但我們能找到一個很好的角度。我們將落腳點放在這是一個和平的法方面,請各方面的官員和教授講故事,派記者到沿海,如福州等地采訪臺商以及與臺商做生意的人,還采訪了那些在大陸找了老婆的臺商們,讓這些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講這個法出來后對他們意味著什么。事實上,這些臺灣人根本不想打仗,因為他們需要一個和平的環(huán)境。
《對外大傳播》:在這組報道中我們看到了你所說的努力,但也恰恰是這一期與“200歲的安徒生依然年輕”等專題比較,讓人感覺文字比較“冷澀”,你如何看待這種因文采不夠而可能造成的令人遺憾的閱讀取舍?
韓松:你們說的問題確實存在,這也正是我們正在下功夫改進的地方。做“《反分裂國家法》登臺”這個選題時,我們就是想用講故事的方法,在既照顧特定的群體使其具有必讀性的同時,也達到具備一定可讀性的水準。
《對外大傳播》:這樣一本已得人心的刊物,你們現(xiàn)在能盈利嗎?
韓松:目前看還不能。(記者插話:為什么我們中國的主流媒體走向市場都很艱難?)現(xiàn)在辦刊辦報都要一個專業(yè)團隊,而中國還沒有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外國人辦這樣的刊物,很容易找到專業(yè)人士去運作。
我們作為在傳統(tǒng)體制下的一個團隊所面臨市場運作的新問題,可以說完全沒有現(xiàn)成的經驗。傳統(tǒng)的靠指令發(fā)文的事情,遇到了市場運作下的新問題。有時,也有外面的投資商找到我們,說你們的內容已經沒問題了,剩下的交給我們來運作吧!他們根本不愁廣告。但是我們囿于體制,很難走出這一步。我們現(xiàn)在新華社大的體制下正逐步摸索經驗,也正慢慢在引進這種能面對市場的人才。
“學生在學校里接受的東西和社會脫節(jié)”
《對外大傳播》:你曾說過,目前新聞教育與實踐脫節(jié),請詳細談談你的看法?
韓松:現(xiàn)在剛畢業(yè)的大學生最欠缺的是在政治上的把握。其實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做報刊不講政治是不行的。西方也講啊,從伊拉克的報道看,西方也是很講究政治的。新分來的大學生只講新聞中立,不承認政治,片面強調新聞的真實性,這是不合適的。
辦刊人真的是要對投資商負責的,像《新周報》辦了幾期就停刊了,投資商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資本,這對投資商很不負責(編者注:《新周報》創(chuàng)刊于2004年10月26日,停刊于2005年3月15日,他們曾經的目標是做中國第一新聞周報)。
新聞市場化之后,不講政治后果很嚴重。做媒體人,你必須遵守新聞的基本規(guī)則,比如,要堅持已有的新聞價值觀。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同志早在延安時期就講過,新聞是新近發(fā)生的事實的報道。目前,有一些假新聞滿天飛,不講真實性原則,不講新聞價值觀,不講新聞的重要性和新鮮性,更不關注新聞的突發(fā)性、時效性。不管是共產黨還是西方媒體,在傳播中都要遵循新聞的共同規(guī)律。
舉個例子,2005年上半年之前,國務院發(fā)布關于汽油價格問題的信息,中央那么多主流媒體,還有經濟類報紙都沒有做報道,我印象里只有《新京報》在頭版頭條提供了這樣一條消息。這條漏報的新聞消息背后意義十分重大,它涉及環(huán)境能源、發(fā)展戰(zhàn)略、人心穩(wěn)定等。
現(xiàn)在很多大學畢業(yè)生投身新聞傳播事業(yè)中,但新聞敏感性和政治敏感性都遠遠不夠。這與大學教育有關,學生在學校里接受的東西和社會脫節(jié)。如今,我們國家的新聞體制還沒有形成編輯中心制。在西方,多是大編輯、小記者,可是中國正好反了過來,是大記者、小編輯。其實,編輯才是決定什么是新聞的關鍵所在,做編輯的要負責選稿,因而選擇性和判斷性對于他就很重要,這需要他具有很冷靜的工作作風,要具有較為深厚的思想底蘊。
但國內的很多媒體,新聞稿件的好壞全憑記者的素質,十分靠不住,尤其是在市場化競爭之后,很多記者真是……
(厚道的韓松想了很久,但還是沒說什么,只是從他惆悵的表情,我們能夠體會他對新聞專業(yè)人才素養(yǎng)缺失的遺憾。)
“現(xiàn)在到了‘外宣’二次改革的時候了”
《對外大傳播》:過去很多人一提“外宣”就感覺這是一個很被動的新聞工作,好像什么都是國內炒熟了的話題才可以對外說,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部分人對國內重大話題不去主動關注的狀態(tài)。你如何看待“外宣”、“內宣”之別?
韓松:“外宣”媒體不能死抱住“內外有別”的思想,現(xiàn)在內外關注的臨界點已經開始模糊,好的“內宣”也起到了“外宣”的作用。
我理解“外宣”比“內宣”注重“陽光”和“陰影”的比例。但目前的形勢是,西方駐京機構對中國新聞的報道要比中國“外宣”媒體所做的報道更為全面、深刻。尤其是阜新“礦難”事件,幾乎所有的“內宣”媒體都到了,外國記者也去了,但“外宣”媒體一個都沒去。即使是“外宣”媒體,也要真實地反映中國的現(xiàn)狀,不僅是正面的,而且應該是方方面面的。
我想“外宣”媒體也不是故意地不做深度報道,他也想做好這方面的內容,但是“外宣”記者也許大都是外語學院出身,他們沒有經受綜合大學的環(huán)境熏陶,沒養(yǎng)成思考中國的習慣。而做“內宣”的記者從一開始就思考中國問題,把自己當作中國問題專家。由此“外宣”媒體很多時候,即使給他一個空間,也有可能“切”不下來。外語本身是一個工具,但做外宣的人不能是一個工具。無論是“內宣”還是“外宣”,做一個好的記者就是當你掌握新聞基本規(guī)律之后,不僅能夠對事實進行還原,而且從表面上的事物看到更多的本質。
“外宣”在語言風格、表現(xiàn)力上更接近西方,應走在新聞改革的前沿,但就在這幾年,“內宣”慢慢趕上來,現(xiàn)在到了“外宣”二次改革的時候了。
“中國報刊正處在一個轉型期”
《對外大傳播》:曾看到你有這樣一句話:“我自己有一個網站整個一年沒有更新一個字,太忙了!蹦闳绾慰创@個“忙”字。商務部的一位主任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不停地說,“我們現(xiàn)在太忙了,實在是太忙了!”很多媒體人也有此感慨。你是如何處理享受生活與提高工作質量之間的關系的?
韓松:很多成功的刊物,不僅僅靠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的“合力”。南方報業(yè)集團已經成為“報刊孵化器”,無論是《新京報》,還是《南方人物周刊》都辦得十分成功!赌戏街苣返闹骶帗Q了一茬又一茬,但辦刊方向沒有變。為什么?因為他們知道并堅持自己的追求。
中國報刊正處在一個轉型期,從主編到辦刊隊伍,都面臨逐步過渡。今年“兩會”報道期間我很忙,但比起去年,總體情況已經有所好轉。去年,幾乎所有的封面文章我都看,所有的稿件,我都跟總編輯、執(zhí)行總編一起過一遍,有些稿件是需要我自己親自修改,或者是改寫的,經常凌晨四五點鐘就起來改文章。(記者插話:在改革期間,需要犧牲者,但怎樣尋求媒體人在轉型期的成功過渡?新聞工作者的亞健康狀態(tài)令人堪憂。)
我們目前的媒體隊伍存在專業(yè)人才不夠、操作方式陳舊的現(xiàn)狀。做主編的,需要犧牲,同時也要意識到自己面臨一個嶄新的平臺,你在如何把握新聞規(guī)律這一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各個領域都會嘗試到。比如說《南風窗》的主編秦朔后來又辦起了《中國第一財經》,他的人生經歷很豐富,也很精彩。當然,來到一個新的平臺,只有等掌舵的人輕松了,下面的人才會輕松,記者隊伍正慢慢成熟起來。每個領域都應有專業(yè)人才,如果主編一直這么忙,就反映了我們報刊不成熟的現(xiàn)實,這樣的局面不解決,報刊是沒有前途的。
“做新聞工作的人需要想象力”
《對外大傳播》:你是一個在科幻小說領域很有成就的作家(韓松曾獲得1988年、1990年科幻“銀河獎”,1991年憑借短篇科幻小說《宇宙墓碑》獲得首屆世界華人科幻獎大獎)我們在網上逛了逛,感到這個領域的讀者對你非常關注?苹檬菍ξ磥淼、超越時空的事物的一種想象,這種能力對你的工作是否也有幫助?
韓松:(非常堅決、用力地點點頭)科幻是科學幻想,既然是科學,那就追求科學態(tài)度、方法。科幻講究對事實的還原和探索,這和新聞對事實的還原、對新聞規(guī)律的探尋是一致的。
做新聞工作的人需要想象力,通過想象,發(fā)現(xiàn)不同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在西方,這一點已經做到我們前面了。政治新聞從經濟角度透視,需要想象力,考慮未來的趨勢,不滿足對正在發(fā)生或已經發(fā)生的事件的單純報道,而是對未來進行預測。
從苗頭的東西看出事物的發(fā)展方向,“中國人的海外風險”就是根據(jù)當時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有中國人被綁架這一事情觸發(fā)的靈感,很多媒體只報道新聞事件本身。我們做這組選題預測了十種風險,有讀者反饋說“你們第一次這么詳盡地報道出了事物的走向”。
在韓松看來,科幻和童話不同,科幻是對未來的預警,是對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提前預知,像地球滅亡、人類滅亡這樣的問題。他的話令我們想起前不久在中國放映的美國影片《后天》,以及剛剛過去的印度洋海嘯,還有掠過中國百座城市的“麥莎”風暴,我們驚訝:現(xiàn)實和科幻竟是一步之遙。
責編: 雪 石周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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