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欽定服色肩輿永例》是由順治帝在1652年欽定并頒行天下的服飾車輿制度。其中相關(guān)條列涉及到對于漢族傳統(tǒng)服制中補服制度的繼承和發(fā)揚，可以說是滿族服裝形式與漢族服飾紋樣的融合。對于一個極為重視本民族習(xí)性以及服飾傳統(tǒng)的民族而言，“潤色章身,即取其文”這種融合有一定的政治含義，用以顯示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以鞏固自身的政權(quán)。
　　清朝定鼎中原后，在服飾上強調(diào)全國穿衣戴帽需完全沿襲祖制，也就是滿族傳統(tǒng)服飾制式。但統(tǒng)治者也深知作為一個少數(shù)民族，僅憑軍事、政治優(yōu)勢，遠遠不能長久統(tǒng)治這個國家，必須在文化及其他各個領(lǐng)域占有優(yōu)勢。因此。在對待漢族傳統(tǒng)服飾和清入關(guān)之前的本族服飾如何取舍時，提出可以取其內(nèi)在的文化特色，如紋飾可以繼承下來。曰：“不過云袞冕、備章、文物足觀耳。殊不知潤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龍、藻、火，粲然具列皆義本禮經(jīng)，而又何通天、絳紗之足云耶？”如此變通，就不必非要沿襲其款式不可了。清代在紋飾方面，主張“潤色章身，即取其文”。保留了明代的補子，圖案在沿用明代補子的基礎(chǔ)上，也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而且朝祀之服依舊采用漢禮服的十二章。這可能就是清代統(tǒng)治層所謂堅持“未可輕革舊俗”的權(quán)宜之法，把對漢族傳統(tǒng)服制中認為可代表“大統(tǒng)”的部分全部繼承下來，以示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
　　從史料記載，清代在服裝上很早就是用龍紋、五爪團龍，尤其是對明代的官服制度中補服紋樣的借鑒，滿足了清朝政府入關(guān)之后統(tǒng)治管理文武官員的要求。《清稗類鈔》記載：“補服，俗稱補子，文武官吏之徽識也”，其形制特點為“綴于章服之前后心”，皆以石青色的綢、緞、紗、緙絲等為面料，上面織或繡符合其身份的“補子”，這是清代重要的禮儀服裝，是清代文武官員的章服和公服。補服早在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quán)時期，便決定效仿明朝補服之制，使后金的官員們也著補服以辨等級。因此，天命六年(1621年) 七月，努爾哈赤為了健全禮制，鞏固統(tǒng)治，議定后金官員的官服制度，決定借鑒明朝的補服制度，以辨等級：“貝子穿四爪蟒子之補服，督堂、總兵官、副將穿麒麟補服，參將、游擊穿獅補服，備御、千總穿帶彪之補服。 ”這是清代補服的前身。
　　清朝定鼎北京后，順治年間補服的紋飾使用進一步完善。順治九年（1652年），順治帝對于補服規(guī)定更加嚴謹詳細，欽定的《服色肩輿永例》中規(guī)定：“公、侯、伯……鑲領(lǐng)袖袍及長短外套俱釘麒麟補子。在院部等衙門，一品官釘仙鶴補子，二品官釘錦雞補子；不在院部等衙門，一品官、二品官釘獅子補子，外任文武一、二品官同。在院部等衙門三品官釘孔雀補子，四品官釘云雁補子，不在院部等衙門，三品官釘虎補子，四品官釘豹補子，三等?釘熊補子，外任文武三四品官同其一等?。在部院等衙門，五品官用白鷴補，六品官用鷺鷥補，七品官用??補；不在部院等衙門，五品官用熊補，六品七品官用彪補，外任文武五六七品官同。在院部等衙門，八品官用鵪鶉補，九品官用練雀補，不在部院等衙門，八品官用犀牛補，九品官用海馬補。外任文武八九品官同。都察院按察使司官不論品級俱穿獬豸補�！蓖瑫r對于官員的家屬使用補子也有明確的規(guī)定:“公、侯、伯、一品官以下，滿漢有頂帶官以上，其妻俱從夫服，父母俱照子服，其未分家子未出嫁女俱照父服，但不許用頂帶補子。 ”公、侯、伯、一品、二品、三品、四品等官，凡五爪、三爪蟒蘇緞，圓補子俱不許穿，如上賜許穿。除了各級官員服制規(guī)定之外，還對舉人、官生、貢生、監(jiān)生生員做出了規(guī)定，不許用補子。并對服飾違禁現(xiàn)象做出了明確的處罰條例：“凡違禁衣物如五爪、三爪蟒蘇緞，圓補子……存留在家，四品以上官穿蟒緞、?緞等物長短外套上若不綴補子□□□□，五品以下官必照品級綴補子，以定服色。若穿下品之服無罪，以上議定逐一申飭禁約，不許越分，穿用如有違錯治罪，各宜通行遵守。 ”在《欽定大清會典例》中也對親王、郡王等之服制要求作了具體規(guī)定：親王、世子、郡王冠服“補用五爪團龍文四，服用滿翠五爪四團龍段（緞） ”；貝勒、貝子冠服“補服用四爪團龍文二及蟒文妝花等段”；鎮(zhèn)國公、輔國公“服用四爪方蟒”余與貝勒同；鎮(zhèn)國將軍補服用麒麟；輔國將軍補服用獅；奉國將軍補服用豹；奉恩將軍補服用虎；民公、候、伯補服或用麒麟或用四爪蟒。 ” 順治九年服制的規(guī)定是比較詳盡的，各品級官員服用補紋、面料品種各不相同，官員家屬依據(jù)親疏關(guān)系穿著服飾有所差別，品服上可以兼下，而下不可以兼上，違例將受到處罰；品官是否在部院等衙門，長短褂上的補子紋樣有所差別，在部院等衙門補紋用禽，不在，則補紋用獸。除了第四點之外，其他的三點在清朝始終使用。這與后來的補服紋飾的規(guī)定已經(jīng)頗為接近。
　　雖然清代補子承襲明制，但也有所發(fā)展和變化，這里的圖案布局、動物種類及繡法與明代略有差異，實際上已經(jīng)形成為清代官服的特色了。首先，清代官服對襟，前胸開片，所以前胸的補子被分成兩個半塊，單獨織繡好后再綴補到補褂上，而明代官服前胸的補子是完整的一塊，有單獨織好后縫綴到補服上去的，也有事先直接織繡在衣料上再制成衣的。其次，補子的大小紋飾也不一樣。明代的補子較大，近40 厘米見方，均作方形，而清代的補子較小，約30 厘米見方，鎮(zhèn)國公以下用方形，貝子以上的皇親貴族用圓形。最后，從顏色、數(shù)量上看，明代補子多以紅色等素色為底，金線織繡，清代的補子基本只用石青深色作底，五彩織繡，色彩艷麗。而且方形補子四周多用花邊裝飾，明代補子的四周多為光邊。中間紋飾清代補子上的禽獸全部繡成單只，而明代文官四品以下的補子多繡有一對飛禽。
　　清代補服除了在其底色、圖紋上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在使用上也有嚴格的規(guī)定：“凡朝會祭祀，俱服朝衣補服。筵燕、迎鑾、及一應(yīng)嘉禮，俱服蟒袍補服。每月朔日，及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常朝之期）,俱服補服……文武官上朝及坐班，如非下雨戴雨帽者外，迎送謁見止用補服，不得泛用朝服。 ” 衣服在這里被政治化、道德化，衣冠之制明顯的受到政治的制約和限制，這也正是封建社會“尊卑有序,上下有別”的等級制度的體現(xiàn)。
　　清代對補服制度、十二章文的繼承和發(fā)揚，可以說是滿族服裝形式與漢族服飾紋樣的融合。對于一個極為重視本民族習(xí)性以及服飾傳統(tǒng)的民族而言，“潤色章身,即取其文”這種融合有一定的政治含義，清代的統(tǒng)治者不是漢民族，但是要“繼大統(tǒng)”，就不能否定“大統(tǒng)”的權(quán)威性，因為漢文化太博大精深，否定漢文化，就等于否定了一切統(tǒng)治者自身，清王朝也不例外。歷史上，中國改朝換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但中國服飾在中國文化中占據(jù)特殊地位和極深內(nèi)涵，統(tǒng)治者都愿意以“繼大統(tǒng)”者自居。而中國服飾正是這“大統(tǒng)”組成部分之一，服飾上哪些可改，哪些不可變易，哪些可部分改動，哪些必須保留，這都需要權(quán)衡利害、輕重，所以清王朝對漢族傳統(tǒng)服制中認為可代表“大統(tǒng)”的部分全部繼承下來，如明代的補服制度、及漢族的十二章文，用以示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同時還用以麻痹被統(tǒng)治者，以鞏固自身的政權(quá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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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師范大學(xué)青年基金資助52WU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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