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玲寫的《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兩部短篇小說都是以妓女為主體，對女性身體進行描寫，盡管分別寫于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里，但是它們都展現(xiàn)了女性在以男性構建的權利話語下的艱難處境。丁玲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較早的女作家，從始至終都在關注女性，關注她們真實的想法和境遇，深入到妓女的內(nèi)心世界中去，通過描寫女性身體，打破以男權文化為中心的社會，從而爭取讓女性獲得話語權。但是又在寫作中，不知不覺受到男權主義的影響，這也是丁玲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感到無奈的原因。
　　關鍵詞：丁玲；女性主義批評；身體；主體意識
　　一、前言
　　法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將妓女分為低級妓女和高級妓女。在筆者看來，波伏娃說的低級妓女就是指那些迫于生活壓力的低級妓女，而高級妓女往往包括上層社會的舞女，比如曹禺《日出》中的陳白露以及特殊政治環(huán)境下的間諜，如張愛玲《色戒》中的趙佳芝，丁玲筆下的貞貞。這兩篇小說都是描寫女性由最初被迫失去貞操，到最后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出路。丁玲旨在從女性身體出發(fā)來反抗男性的權威地位，從而張揚女性的自我主體意識，但是通過深度閱讀發(fā)現(xiàn)，丁玲的女性主體意識在當時還是微弱的，她們的身體描寫最終還是建立在男性權利話語之下的，這也是丁玲為女權主義一直奮斗卻感到無奈的原因。
　　二、從《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談生存與貞操的關系
　　丁玲在《慶云里中的一間小房里》這篇文章里并沒有正面描寫男性的外貌以及行為活動，而是通過妓女阿英的心理活動得以展現(xiàn)。阿英甚至對服侍過的嫖客進行比較，她認為穿洋服的后生“人雖說干凈，斯文，只是多么悶氣��！”而那穿黑大布長褂的瘦長男子“人是丑，但有銅錢呀，而且……阿英笑了�！庇形幕�和社會地位的男性在這里遭到了女性的歧視，并且只是被看做滿足對于金錢和性的需要。阿英由最初怕丈夫嫌棄自己而另有所愛，到無所謂婚姻的輕松，這種前后心理的變化無疑都體現(xiàn)了她對自由生活的追求�！盀槭裁炊ㄒ�嫁人呢？吃飯穿衣她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負擔了。說缺少一個丈夫，然而她并不虛過呀！而且這只有更覺得有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阿英不管是選擇留在妓院還是嫁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內(nèi)心去做判斷，此時的她獲得了一個主體的地位，也是一種不自覺地對社會較為消極的反叛。
　　盡管丁玲竭力表現(xiàn)女性主義，使女性獲得解放。但是筆者發(fā)現(xiàn)，丁玲在努力刻畫阿英這一形象時，為了彰顯女性主體意識時刻意將男性地位貶低。丁玲一方面想努力擺脫男權主義的思想，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其影響。
　　這篇小說似乎向人們傳達了一個特殊的觀點：對于一個年輕且懂得如何討好男性的妓女來說，妓女生活比倍受壓迫的婚姻生活更加自由。丁玲通過阿英這個身處屈辱境地卻心存希望的女性，打破了人們傳統(tǒng)的對妓女的印象。這個拒絕被拯救的妓女形象，真實地傳達了在以男權主義為中心的社會里，女性并未真正覺醒、反抗。其實慶云里這一妓院場所也是一個束縛女性的牢籠，即使她在以后的某一天選擇離開慶云里，已經(jīng)慣于那樣生活的她，走投無路時也許會選擇一個男人作為依靠，也許會孤苦無依，始終會受到周圍人的冷眼旁觀，這個男權社會是很難接受她的�！澳壤�出走”事件也許就重演，阿英的悲劇即是所有處于同樣位置的女性的悲劇。
　　三、從《我在霞村的時候》談革命與貞操的關系
　　《我在霞村的時候》是丁玲去延安之后寫的又一部有關妓女的短篇小說，反映的其實仍是女性的貞操和革命之間的矛盾無法調(diào)和，女性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其根源還是在于男權文化，以及整個社會包括女性自身對女性不幸的漠視。
　　《我在霞村的時候》整篇文章都是霞村人對貞貞的議論，尤其是那些村婦不但沒有站在同是弱勢群體的角度同情貞貞，反而麻木的將貞貞的事情作為談資，女性本身也就成了殘害自身的同謀，幫助男性和整個社會，吃掉這類自愿或被迫失去貞操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的敘述視角，以第一人稱“我”來敘述，雖然不能簡單地將丁玲本人與“我”進行聯(lián)系，但是筆者認為這也是丁玲體現(xiàn)自我意識的途徑�！拔摇迸c身周所有人的距離感——鮮明體現(xiàn)在與霞村村民的距離感以及對貞貞的態(tài)度上，并不認為失去貞操就不貞潔，依舊將主角叫作貞貞�！拔摇狈锤邢即迦藢ω懾懙牧餮则阏Z，但是生活于霞村一個環(huán)境中，立場與情感態(tài)度，不知不覺受到大眾價值觀的影響。當貞貞決意治病到延安時，“我覺得非常驚詫，新的東西又在她身上表現(xiàn)出來了。”感到驚訝，就說明還是沒有真正發(fā)自內(nèi)心的平等看待她，丁玲自身在極力擺脫旁人的束縛，又在文字中反反復復體現(xiàn)出受到男權主義的影響，這就是筆者認為丁玲在創(chuàng)作中的矛盾所在。
　　不過，丁玲在對女性身體描寫時，還是寄予一定的希望。因為不管是阿英還是貞貞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曹禺筆下的陳白露被生活逼到絕境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張愛玲筆下的佳芝單純的相信愛情，最后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丁玲筆下的阿英是享受生活，自愿留在慶云里；貞貞被拯救回來，最后去延安治病。魯迅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但筆者認為，活著，或許給人的震撼感要深沉的多，有勇氣背負沉重的負擔，才是最難做到的。
　　四、結語
　　每一種文學現(xiàn)象都與它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丁玲所宣稱的女性主體意識不僅受到當時中國社會的影響，而且也受到世界上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一直以來，男性都掌握著社會的主要話語權，女權主義者將“身體寫作”作為對抗男性的武器，在這一領域還有很多女權主義者，如伍爾夫等。但是她們在實踐中有意的弱化男性，其實本身也說明了女性的處境，女性所宣揚的“平等”實際上是社會上對于女性的“不平等”，越是抵抗，越是掙脫不了男權社會的束縛。
　　丁玲在20世紀20年代登上文壇，她從一開始就以女性的視角，進行女性身體的描寫。在前期塑造了莎菲、阿英等形象來尋求女性的生存價值。30年代后期，丁玲投入到民族革命當中去，她的小說中女性意識明顯減弱，試圖顛覆男權文化的中心，求得女性與男性的平等地位，但是在與政治話語相結合下，丁玲更多地傾向于國家話語，她并不是對女性的關注減弱，而是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讓她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丁玲后期的創(chuàng)作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還是堅持為女性發(fā)聲，維護她們的權益。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肯定或者否定丁玲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變化以及她內(nèi)心矛盾困苦的心境，丁玲在女權主義道路的探索為后來的女性作家開辟了道路。在當時社會，女性處于一種弱勢地位，不得不采用身體敘事或者女權主義的方式去寫作，以便更好的提高女性地位。我們應該理性對待這種身體敘事，包括后來的女作家上海寶貝，還有余秀華的《穿過大半個中國來睡你》這類作家塑造的作品，暴露女性的身體其實只是作為一種反抗男性社會束縛的工具。事實上，不含任何功利性目的，不需要故意博取社會對于女性的關注，用女性身體敘事，才能反映出男性與女性處于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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