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相較，中國旅游行為最顯著的現(xiàn)象特征之一就是“黃金周”法定假期旅行，即旅行與國家規(guī)定的公共假期合二為一，旅行消費與想象以及法定假期的制度安排共同構成了規(guī)模宏大的周期性的“黃金周”話語體系。市場化與城鎮(zhèn)化進程中所拋擲出的“新工人”“新窮人”通過作為自然化社會日程的“黃金周”，獲得了社會機械團結的有效整合，游客凝視的虛假個性以及階層縫合在制度凝視中取得了主體性的想象性滿足。
　　旅游從一個工業(yè)化時期的再生產安排到現(xiàn)如今更加體現(xiàn)國家宏觀調控的屬性，已然成為當下社會生活日程安排的調控樞紐之一�！包S金周”法定假期的制度源流與“黃金周”游客的消費想象兩者之間的交匯，顯現(xiàn)為精細的定制化旅游產業(yè)，其背后是三十年城鎮(zhèn)化進程構成的流動型城市形態(tài)，共同促成了旅游從個體實在觀念下的“游客凝視”轉變?yōu)閲�家有機體形態(tài)下宏觀調控以及市場配置對游客的雙重“凝視”。
　　一、個體實在與總體性立場：從“游客凝視”到凝視游客
　　旅游作為一種“異常”（Deviance）現(xiàn)象，它是否顯現(xiàn)了“正�！鄙鐣�的“有趣和重要的那些方面”？[1]如果從本體的角度出發(fā)很可能是一種美學或者人類學探討，[2]針對這一議題人們逐漸地將旅游視為一種社會“癥候”加以觀察和分析，試圖解釋旅游所遮蔽的背后的真相，尤其是對后現(xiàn)代學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權力運作和話語構建問題。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尤瑞（JohnUrry）借助米歇爾·�？拢∕ichelFoucault）“醫(yī)學凝視”概念較早提出“游客凝視”（TouristGaze）理論，從而將旅游納入到后現(xiàn)代研究的框架中。然而�？碌摹搬t(yī)學凝視”以顯現(xiàn)規(guī)訓權力（DisciplinaryPower）運作機制為批判目的，而尤瑞并沒有將資本主義社會總體性危機及其批判作為其思考的背景和目的。[3]與�？碌暮蠼Y構主義背景背道而馳的是，尤瑞的思想是建立在個體實在論的基礎上的，[4]他始終認為旅游終究是尋求“令人愉悅的體驗”的個體行為，與“醫(yī)學凝視”所力圖揭露的微觀權力的滲透與壓制不同，他將凝視的主體從總體性的權力話語轉移到個體化的游客，強調凝視創(chuàng)造的個體化視覺文化意義。在從�？碌接热鸬霓D換中，凝視從總體性規(guī)訓跳轉為個體化體驗，從微觀權力的操控變換為個體想象。盡管尤瑞也注意到凝視無論如何作為一種社會性行為，本質上來自體制和話語機制構建的符號生產和消費系統(tǒng)，凝視和被凝視隱含著視覺馴服和虛假供給的權力話語關系，然而由于尤瑞立足于個體實在，形成了游客—風景的二元理論結構，導致權力話語既不充當?shù)谌齻�參考變量，也無法在個體實在的觀念里作為充分的背景和批判目標融入其理論體系之中。因而尤瑞最終只能“無意中遺忘了一個極其值得關注的問題：對于‘游客凝視’目光的塑造，不僅僅只是‘尋求個性’這樣簡單，它還牽連到社會如何控制其成員的意識形態(tài)行為”[3]15。
　　當我們將尤瑞建立在個體實在論之上的“游客凝視”理論橫移至“黃金周”法定假期的旅游行為之上時，表面上的游客的個體化凝視，在游客—風景的二元結構中失去了解釋力。2017年國慶被稱為“超級黃金周”，國內旅游人數(shù)躍升至7.05億人次，其中道路和鐵路客運量已經躍至5.6億人次和1.3億人次。旅游目的地的高度一致以及短期大規(guī)模人群流動造成的巨大的交通癱瘓和景區(qū)擁堵，已經從根本上取消了尤瑞所謂的“愉悅體驗”的凝視基礎。甚至“黃金周”的周期性短暫癱瘓也已經在13%左右遞增的旅游GDP中成為國家景觀化的社會奇觀。喪失“游客凝視”體驗機制與旅游欲望的持續(xù)攀升形成了觸目驚心的悖論。[5]
　　實際上僅從理論上而言，尤瑞游客凝視理論的個體實在論基礎已經顯現(xiàn)出由于僅僅強調游客的主體性所帶來的理論缺陷，因此迫使“游客凝視”理論又陸續(xù)有新的補充和發(fā)展，如從游客凝視的反向凝視、性別權利、后殖民主義角度研究游客主體的認同和重塑，[6]甚至拓展至游客主體間凝視、隱性凝視、專家凝視，等等。盡管這套凝視系統(tǒng)進一步完善了尤瑞的“游客凝視”理論，然而它們仍然停留在個體實在論的道路繼續(xù)將“游客凝視”推向個體的一端，而沒有在社會實在論乃至總體性的另一端進行回溯和發(fā)展。
　　個體實在論的“游客凝視”理想模型立足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和市民社會結構之上，它關注的是在完整意義上的旅游行為是如何在一個整體的社會工程中完成的———“屬于后現(xiàn)代，因為它特殊地將視覺、審美、商業(yè)和流行結合在一起”[1]106，并且賦予自主凝視以浪漫主義的審美化情調。反觀中國法定假期旅游，游客的文化內涵和主體建構更強烈地體現(xiàn)了制度安排的規(guī)范和引導。如果我們從個體實在論的一極返回被尤瑞中斷的以總體性立場為基礎的�？碌哪�視理論的話，可以暫時稱為旅游的制度凝視，即制度對游客的總體性凝視。簡而言之，在法定假期旅行中，制度重新回到了尤瑞排除的那個旅游的缺席主體，它通過法定假期立法、市政管理、交通管制、行政監(jiān)管和鼓勵消費、財政補貼等一系列配置手段，促成了具有行政管理屬性的規(guī)范性旅游行為。制度安排已經取代游客成為旅游的主體，游客凝視的愉悅成為制度管理效力、經濟增長以及勞動力再生產的附屬物，游客凝視的背后是更具主導力量的制度凝視。
　　二、被凝視的“黃金周”：從工人運動到消費欲望
　　法定假期從發(fā)生學上看是工業(yè)社會下工人運動促成的直接產物。農耕社會依四時而作，春播夏耕秋收冬藏，人的勞動和休息由世俗權力之外的天時決定。而工業(yè)化社會機器大生產導致人脫離了對天時的絕對服從，人失去了自然的生活規(guī)律，代之以國家機器安排人的勞動和休息。創(chuàng)造規(guī)定的假期帶有強烈的現(xiàn)代性特征，即人被社會分工支配到不能窺探生產全貌的末端，并且被異化到機器的附屬地位。無論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還是盧卡奇的物化理論，都從一種宏大敘事的角度闡發(fā)了人的不自由狀況。因此，依賴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迫使生產暫停對人的固化，以一種絕對判斷的方式象征性轉喻人的權力和解放，恰是法定假期的話語動機。
　　從歷史角度看，法定假期最早可以上溯到1889年7月14日第二國際在巴黎召開的第一次大會上通過的《勞工法案》及《“五一”節(jié)案》，同時還規(guī)定了“三八婦女節(jié)”，以及八小時工作制。由于第二國際主要掌握在考茨基為首的修正主義者手中，導致第二國際最大的并且延續(xù)至今的成果之一就是對世界工人法定假期的制定。因此法定假期本質上是修正主義試圖實現(xiàn)折中與調和的結果，是以一種宣言的方式以及制度安排的途徑想象性地將工人的主體性地位的歷史沖動轉化為可被意識形態(tài)涵蓋和言說的對象。這種想象性的方案伴隨著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自我完善與發(fā)展，早已褪去工人運動的革命意味，歐美多數(shù)國家“五一”勞動節(jié)放假一天，隱匿于眾多的宗教節(jié)日以及普遍實施的帶薪休假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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