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盧梭對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即“野蠻人”）的生存狀態(tài)有種理想化的傾向。他認為，“關于人的一個重要原理是：自然曾使人幸福而善良；
但社會使人墮落而悲苦�！痹谒难劾�，自然人或者野蠻人過著孤獨的生活，他們對于同類既無所需求，又無加害之心，他們的情欲也僅限于生理方面，而沒有文明人的種種精神上的偏見，所以因此而生的爭執(zhí)也較少，他們不知道什么叫作虛榮、尊崇、重視和輕蔑……總之，他們雖然粗野，但是體質優(yōu)良，生活簡樸、單純。勒賽克爾在《讓•雅克•盧梭》一文中也指出：“野蠻人是善良的這種論點在十八世紀是極其流行的�！�

　　這一觀念對當時人們的語言和行為方式也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蘇珊"鄧恩在《姊妹革命》(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一書第四章題為“革命的語言革命的舞臺”中就指出，法國的革命家們“吸收了盧梭對誠實壓倒高雅禮貌——這一18世紀法國的‘優(yōu)雅的虛假面紗’的優(yōu)先考慮。他們認同盧梭著名小說《新愛洛綺絲》里的男主角，認為‘誠實心靈的樸素和情緒化流露’比‘虛假的禮貌表演’更容易真實有效地交流。盧梭的另一面——他為克制和自我抑制所開的政治處方——卻很容易被忽略�！庇谑�，“革命的坦率粉碎了虛假的循規(guī)蹈矩的禮貌形式”。

　　與此相反，美國的開國者們卻為擺出一副紳士般溫和而容忍的姿態(tài)而感到自豪。建國者們都希望將紳士的語言與沉默作為一門藝術傳給自己的家庭成員，“不要輕易駁斥別人”，本杰明"富蘭克林曾提出這樣一個為人處世的建議，這一建議后來被托馬斯"杰斐遜采納并傳給了自己的孫子。“謹慎與保留”則是喬治"華盛頓推薦給他的侄子布施德"華盛頓的品德。約翰"亞當斯也提出了一條謹慎的交際之道：“從不挑別人的毛病。”他們希望謙恭和紳士派頭的言論將遍及和塑造這個年輕國家的政治文化�！八麄兦宄�，當政治家討論和爭辯當今的重大問題時，爭論與沖突是存在的，但沖突不能妨礙克制語言和尊重他人的規(guī)范。相反，如果政治沖突要維持非暴力、正常化和禮節(jié)化的狀態(tài)，禮貌是最重要的。”這樣，在美國，領袖們禮貌和克制的語言有助于促成政治領域只產(chǎn)生非暴力的沖突。但是在法國，革命的、平等主義的語言發(fā)展成煽動性的語言，把政治沖突推向了暴力對抗。

　　托克維爾曾經(jīng)精彩地指出不同社會等級之間的沖突在語言上的表現(xiàn)，“如果你想把語言科學再次應用于歷史科學，那么請你穿越gentleman（紳士）一詞的命運，這詞是從法語gentilhomme（貴族）一詞衍化來的；
你將看到它的意義在英國隨著不同的社會地位互相接近、互相融合而擴大。每一世紀，這詞所指的人的社會等級就更低一點。它最終和英國人一起傳到了美國。在美國，它被用來泛指所有公民。它的歷史亦即民主的歷史�！毕啾戎拢霸诜▏�，gentilhomme（貴族）一詞始終局限于它的原始含義的狹窄范圍；
大革命后，這詞已幾乎無人使用，但詞義從未改變，仍舊是指該種姓的成員。這個詞之所以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原因在于種姓本身仍被保留，仍和以往一樣與所有其他社會等級分離�！� (《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二年)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法國革命家的語言暴力“希望連根拔除彬彬有禮的古老的貴族統(tǒng)治，并結束數(shù)世紀以來制度化的非正義體制。他們需要影響廣泛的社會革命扭轉這個國家，也需要從貴族階級的紳士們那里扭轉這個國家的語言�！�1959年的廬山會議似乎就有這樣的傾向。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不但沒有達到糾“左”的預定目的，反而使“左傾”更進一步發(fā)展。由于這次會議錯誤的“反右傾斗爭”，不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連續(xù)三年嚴重的經(jīng)濟困難，更為嚴重的是，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錯誤發(fā)展，終于導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一些言論，就潛藏著階級對立的情緒。早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管理員時看那些教授們臉色的經(jīng)歷，他一生都未曾淡忘，在廬山會議8月1日常委會上，他還說過這樣的話：“那些人臉皮之厚可觀，出來的東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廬山會議實錄》）。在8月2日中央全會上，毛提出：“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學李逵粗野�！钡o接著他又說：“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李逵、武松、魯智深，這三個人我看可進共產(chǎn)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他們缺點是好殺人，不講策略，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傊�，要采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
至于有時候兇一點，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辯論嘛�！边@樣的論調其實也就是“左比右好”，因為在毛看來，盡管這兩種錯誤都會對革命事業(yè)造成嚴重的損失，但它們的的社會來源和政治性質是不同的，“左傾”分子還是忠于革命的，而右傾分子卻是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政治影響在黨內的反映，他們是害怕革命，不要革命特別是不要社會主義革命的。

　　這種語言上的革命傾向其根源在于不同社會等級（如有產(chǎn)者與無產(chǎn)者）之間的隔離。其表現(xiàn)則可以稱之為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耙环矫�，農民們有一種優(yōu)越感，認為比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種職業(yè)，農村生活和農業(yè)勞動更合乎道德；
另一方面，他們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薄稗r民們將艱巨的勞動理想化了，而顯貴們則是靠剝削農民才過上優(yōu)裕的生活，但他們卻把這說成是由于他們智力出眾、品德高尚的緣故。”（《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也就是所謂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無產(chǎn)者一方面卑屈順從，另一方面在內心深處卻鄙視有產(chǎn)者的種種“高雅文化”，這種文化在他們看來是奢侈虛偽的。而他們更喜歡質樸坦率，認為這才是無產(chǎn)者的本色。這樣的心理即便在他們革命勝利以后也并沒有很快的消退掉，因為這也是他們與以往的統(tǒng)治文化劃清界限，表明自己革命立場的一個重要方面。

　　語言一旦被放縱，思想就會非理性化，行為也就失去了控制。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當時與會主要人員，主要是毛澤東、彭德懷、林彪等人的一些言論，就可以看出，缺乏禮貌和自制的語言在這場歷史悲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7月23日講話中，毛就說過：“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tǒng)統(tǒng)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他也說過，“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痹�7月31日常委會上，毛提出，彭寫信的目的在于“爭取群眾，組織隊伍”，這樣的言語已暗含了彭是要篡黨奪權的意思。在以后的幾次會議上，林彪在這個基調上大做文章，在8月1日常委會上，朱德第一個發(fā)言，態(tài)度比較溫和，但毛當場譏之為“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停止了發(fā)言，之后林彪發(fā)言，他聲色俱厲的說彭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林的話雖然不多，但卻“為整個即將召開的全會和斗彭綱領定了調子”。毛澤東緊接著發(fā)言時就進一步對彭指出，“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fā)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并且說：“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xiàn)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人們說你是偽君子，馮玉祥�！薄皟扔卸模馑茝堬w�！闭J為彭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是要瓦解黨。語言上的交鋒一步步地升級，就連彭自己也感到了，他承認自己有個人英雄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但他堅持自己是贊成總路線和大躍進的，“講我不要這兩個東西，沒有的事。這樣說，發(fā)展下去就危險了，小資產(chǎn)階級奪無產(chǎn)階級的權�！笔聦嵣�，缺乏克制的語言此時有如脫韁的野馬，已然收不住了。在8月4日晚的傳達會上，林彪就認為，彭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針對彭德懷在西北小組說華北座談會“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話，毛在8月1日常委會上就說過：“要實行民主，這回決定開中央委員會。華北座談會操了四十天娘；
補足20天，這次也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大鳴大放�！保▋H從“大鳴大放”，我們或許就已經(jīng)可以看出“文革”的端倪。十年浩劫中，語言暴力已和群眾運動相結合了）林彪對此發(fā)言說，“實際上他在會外講，華北座談會操他40天娘，這次他不可以操20天娘了嗎？所以總的目的是為了操娘，為了罵黨，罵中央，罵毛主席。”在這個會議上，林彪的發(fā)言占了一多半時間，通篇沒有稱呼一個“彭德懷同志”，只以“他”代替。

　　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毛雖然主張“民主”、“大鳴大放”，但是當彭德懷直言時，他卻惱怒了。毛澤東曾稱彭德懷為“張飛”，彭亦以此自詡。廬山會議上，彭本想就當時經(jīng)濟建設中比例失調以及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找毛談話，“又怕講錯，引起不滿；
由于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會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以當國防部長。”彭因此想寫一封信，但在寫信之前，彭還是到毛住處去了一次，因為他覺得寫信不易，還是當面談算了。可惜毛澤東正在睡覺，所以沒有談成。于是彭還是寫信表面自己的意見。這封信使廬山會議的形勢急轉，由“糾左”倒向“反右”。就信的內容來看，彭對當時經(jīng)濟建設以及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中所存在的問題，有較之當時大多數(shù)人更為清醒的認識，同時也體現(xiàn)了彭的風格：敢于直言犯上。在廬山會議之前的上海會議上，毛就大講海瑞精神，號召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見。因此，上海會議結束之后，彭到東歐各國訪問前，找來了有《海瑞傳》的那一卷《明史》，“有半個月的時間，這本線裝書常置案頭。”周恩來轉述過彭的一些話，也證明了彭正是基于自己一貫原則和響應毛的號召寫了這封信，“他說在舊社會敢于犯上，在黨內也敢于犯上，不是無政府嘛。他敢犯上，叫有黨性。他對別人說，你們不敢寫信，沒有骨氣；
你有黨性，沒有骨氣。他要把舊社會的骨氣帶到黨內，犯上作亂�！逼浣Y果，彭德懷這個現(xiàn)時代的海瑞比明代那個海瑞所得的結果還要慘，廬山會議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決議認為，彭德懷的信和發(fā)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綱領”，特別指出，他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進行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1966年12月，彭從成都被揪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殘，此后被囚于暗室，專案審查，直到1974年11月29日去世。

　　為什么事情會如此前后矛盾：當真的“海瑞”出現(xiàn)時，他卻被號召向海瑞學習的人定為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反黨集團的首領？事先就對此有所預見的恐怕首數(shù)胡喬木了。在7月23日講話（此后開始對彭、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進行批判）之前，胡就認為，“這封信（即彭信）可能惹出亂子”。據(jù)李銳的推測，毛澤東同王任重在廬山水庫劃船時，談到彭信中提出的“小資產(chǎn)階級狂熱性”的問題，毛說“現(xiàn)在我不發(fā)言”，這件事情胡喬木可能知道。但胡早在7月30日晚和李銳、陶鑄三人閑談時就認為，“毛澤東引起海瑞說法的意圖有多次，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
因為讓海瑞出現(xiàn)，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焙m然全未料對，但他的確深透地了解毛的心思。毛在8月16日通過全會公報和兩個決議的會上說：“有人說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說的不聽。我是偏聽偏信，只聽一方面的。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薄�(guī)則全在毛一人的掌握中，彭等人自然在劫難逃了。

　　行文至此，似乎有些偏離主題，其實我的意見在于，廬山會議之所以會發(fā)生錯誤轉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會議總體上（無論是在毛這一方，還是彭這一方）采用了一種“非禮貌和克制的語言”——認識不到這一點，或者把過錯全部推向任何一方都是不公正和不恰當?shù)摹v史上不同社會等級間的隔離所造成的語言文化上的沖突、傳統(tǒng)社會文化中評價標準的偏失（動輒訴諸道德立場，而忽略方法）、以及制度上的欠缺不完善等都是導致這場悲劇的重要原因。對于我們來說，或許更為重要的是看到這場沖突之所以發(fā)生的根源，并在今天和以后引以為戒。

　　毛澤東在號召學習海瑞精神時曾說：“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睆埪勌煸趶]山會議7月21日的長篇《發(fā)言》中針對此有這樣一段話：“主席常說，要敢于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chǎn)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huán)境，使得下面敢于發(fā)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边@比起毛的說法顯然更為有見識。當然，我們也不能迷信制度，因為政治文明不僅包括制度文明，也包括意識文明，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保ā墩撜Z"雍也》）（孔子認為仁義是質，禮樂是文，質與文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必須配合適當，不得有所偏廢，否則就會粗野或無誠意）只有“形神具備”，我們才真可以成為“文明的善良人”。

　　二00三年十二月于昆明

　　（《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李銳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姊妹革命：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啟示錄》，蘇珊"鄧恩著，楊小剛譯，上海文藝出版社二00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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