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現(xiàn)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tǒng)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lián)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

　　在此前后，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在“五四”知識分子當中曾引起相當?shù)年P注。1918年1月，胡適和沈尹默就在《新青年》發(fā)表過同題的新詩《人力車夫》，1920年4月，陳綿在《新青年》發(fā)表短劇《人力車夫》，魯迅也曾寫過《一件小事》，因為選入中學課本而廣為人知。

　　如果說這些都只是文學作品，那么比他們更早，1915年，北京青年會下面一個社會實進會的服務團，就已經(jīng)對北京的人力車夫做過一次較為細致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的結果寫了一份英文報告。根據(jù)這次調(diào)查，社會學家、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陶孟和寫了一篇有分量的中文調(diào)查報告《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當時北京一共有人力車夫2萬多人，這是個龐大的群體，他們調(diào)查的只是其中302人，約占69分之一，調(diào)查項目包括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的依賴情況、收入、賃車費、生活費、凈收入或儲蓄、工作時間、從事人力車業(yè)的年數(shù)、拉車前的職業(yè)等、識字情況等，其中識字的占半數(shù)，這個識字比例之高有點出人意外。他分析說，大多數(shù)車夫毫無儲蓄，都說自己的收入不夠用，每天交了賃車費，剩余的勉強支撐生活費。他對人力車夫也不是一味的同情，而是冷靜地指出他們的問題所在，比如大部分車夫偶有儲蓄常會流于怠惰，或去過不道德的生活，直到一點薄蓄蕩盡。他觀察人力車夫工作之余的消遣，最喜歡的是聽戲或聽說書，其次就是賭博，還有就是嫖妓，許多車夫沒有妻室，有些車夫到私娼家借機休息，晾汗衣。汗衣穿在身上有大害，會引發(fā)各種病，所以他說：“自此點觀之，車夫出費若干，即可在此種私娼家中休息，亦不能謂全有害也。此種嫖妓風果如何盛行，殆難測定。但無論如何，嫖妓實為惡俗”。

　　不僅人力車夫，知識分子也關注當時許多不同行業(yè)工人的生活和處境。《新青年》1920年5月1日的“勞動節(jié)紀念號”就是一次集中表現(xiàn)，這一期的題詞有16人，其中除了蔡元培、吳稚暉、孫中山，其他都是工人，有大生紗廠、恒豐紗廠的打包工人，有先施公司大菜間工人，有南洋造船廠鐵匠間的工人，有怡和紗廠不同車間的許多工人。這一期的主要內(nèi)容即是對南京、唐山、上海、山西、北京、長沙、蕪湖、無錫等地勞動狀況所做的社會調(diào)查，上海的調(diào)查涉及了大部分的行業(yè)，非常細致。

　　“五四”知識分子不僅沒有居高臨下地看待人力車夫在內(nèi)的體力勞動者，也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將他們神化的趨向，大致上還是保持了客觀和平衡。陶孟和在那篇調(diào)查報告最后指出，從理想上說，人力車必須廢止，社會中不能再容許有這樣違背人道的運輸工具，不過他又擔心，將來如果電車、公共汽車取代了人力車，這幾萬人失業(yè)仍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所以，在采用新式交通前必須先謀人力車夫的生計，他設想要對他們實施教育計劃，授予手藝和從事工業(yè)生產(chǎn)的技能，增進他們的知識和能力，并且給他們正當娛樂的機會。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從臣民向公民轉型的一代，他們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比如對人力車夫等弱勢群體的關切，都應該放在這個尺度上來看待。他們不是一夜之間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晚清以來幾十年的歷史變革中逐漸孕育出來的，如果不是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就不可能有這批新型知識分子出現(xiàn)，他們掌握了新知識、新價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寬闊的社會，不僅關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開始注意體力勞動者的命運，這是以往沒有的一個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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