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二月“聶紺弩刑事檔案”被曝光以來，章詒和女士以名人黃苗子“告密”和馮亦代“臥底”二文把議論推向了高潮。如何正確理解這類事和文？我也談幾點意見如下。

　　一，古今中外，任何國家或社會的治理，為了防止罪犯的發(fā)生，以至防范內、外敵對勢力的顛覆破壞，除了配置警察、保安、特務、線民監(jiān)控調查、掌握動態(tài)之外，也還需要官員參奏、百姓舉報來作相應的配合。在技術發(fā)達的信息時代，更有錄象、竊聽、郵檢等辦法輔助。事實上，美國和臺灣早已對所有電話全部錄音、實行重點對象監(jiān)聽的措施，此舉在法律上也得到保障。這類情治舉措，無論是誰上臺掌權，只要不是書呆子，都會采取的。盡管這對多數(shù)人來說，并不公正，但它卻是人類現(xiàn)階段生活的現(xiàn)實，在哪里都逃不掉。問題在于，當局是否“草木皆兵”、濫用手段？且又如何處置所獲情報？對相關的人和事處理是否合法得當？

　　二，“密告”二字屬貶義詞，使人聯(lián)想到“賣友求榮”、“陷害忠良”；
而“舉報”與“揭發(fā)”則比較中性。怎樣使用恰當，要看內容和性質。

　　在我們的社會中，貪污腐敗、營私舞弊、販毒走私、賣淫拐賣、陰謀恐怖、邪教詐騙，以至假冒偽劣等都是人人痛恨的現(xiàn)象。對這類勾當?shù)呐e報、揭發(fā)，甚至臥底，都是英雄行為、正義之舉，應當鼓勵。否則，樂的只是貪官和惡棍。

　　這里，經(jīng)濟或刑事犯罪往往是有清楚的司法定義，容易區(qū)分。說到政治罪就比較難定，是非界限通常由權力當局或公眾意志以國家安全為由而劃定。美國在伊拉克懸賞后，經(jīng)舉報擒獲薩達姆，美國人認為是義舉，而原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人則可能認為是叛賣。立場觀點不同，見仁見智，說法不一。

　　法治國家里，自由思想、宗教信仰不構成犯罪，也容許公開批評政治。然各國亦皆有敏感警覺的范圍；
若又被指認為涉嫌行動、妨害他人時，麻煩將至，有時會弄得與政治罪、間諜罪或刑事罪的界限模糊起來。好在除法律之外，尚有民主程序可循、為公眾輿論監(jiān)督，以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官員野蠻執(zhí)法。尼克松總統(tǒng)的“水門事件”即為一例。

　　專制國家里，歷來有“文字獄”、“可惡罪”的風氣。法西斯獨裁也好，“朕即國家”也好，都是“無法無天”、“不可理喻”。從中世紀的“宗教裁判”到近代的“政治暗殺”，當局對知識分子、自由思想，尤為恐懼；
又實行“愚民政策”，固守“輿論一律”，動輒以“反黨反革命”論處，以“人民的敵人”定罪，結果是極度地扼殺思想文化、摧殘人材。

　　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在人類社會中，每當政壇上有人作法，“呼風喚雨”，下面總有人不問是非，頂禮膜拜，在不同層次上跟著“推波助瀾”。這是一種很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除了單純的利益追逐之外，還涉及到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心理學。

　　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的沖動和理智、虛偽和真誠，投機和輕信等心理活動，往往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
人性中的貪婪、自私、虛榮、嫉妒與仁愛、公義、內疚、寬恕等成分，此消彼長、混雜斗爭；
生物體自我保護的意識、趨利避害的本能、存活求生的欲望、利弊得失的權衡、生死離別的痛苦、家庭情愛的糾纏，往往導致對邪惡現(xiàn)實的無奈和容忍、于渺茫未來的盼望或幻想。人們在謊言與良心、誘惑和人格之間不斷掙扎，分辨不清；
在疲勞和沮喪當中判斷失誤，在利誘和許諾面前妥協(xié)交易，在分化和壓力之下瓦解崩潰；
如此等等，竟釀成多少人間悲�。�

　　總之，人性總有軟弱的時候，加之歷史局限，人一生中難免會做些蠢事、丑事，有時甚至是真誠主動地去“愚蠢”。

　　因此，行為究竟屬于“正義舉報”還是“無恥密告”，當事人須獨立思考，以信念良知判斷。雖然眾人往往習慣于追隨潮流，以一時的“成王敗寇”論事，然而，歷史的“是非曲折”還宜以大尺度審視，當從長計議為妥。

　　三，馮亦代臥底一事，說明即使文化名人也有良莠不分、把持不住的時候，難免失足。然而，他晚年臨終前下決心出版日記，坦誠披露自己反右后曾“忍辱負重”、甘當線民之舉，是很不容易的事，說明已受到良心的譴責。若再揪出示眾、不依不饒，有些不通情理，似屬文革遺風。

　　章詒和女士本人在壓力之下也曾有過告密行為，且后果嚴重。她誠懇懺悔，自認有罪。一向“嫉惡如仇”的聶紺弩卻原諒了她，“罪不在你，錯不在你�！�；
接著評論了猶大和總督的故事。聶本人也曾受胡風事件之牽連，但在舒蕪與胡風反目的舊事上，他也持同樣觀點，且事后與舒蕪仍有往來。這就是聶紺弩的境界，或曰：文中之化。

　　然而，“我沒錯”的章女士完全沒有讀懂聶紺弩。在痛斥“告密者”之后，仍追殺不已，進而問道：“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什么他毫不‘計較’呢？”

　　她的水準便在于能“推斷”出：罪在聶紺弩夫人周穎身上！

　　四，章在2003年寫的《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里對周穎已多有貶損，看了叫人不服。這次揭密告文的最后，莫名其妙地又拿出周穎來開涮，暗示周穎之“不貞”對聶的傷害比告密者還甚，更加可惡。是故，聶已再無“心思”去“計較” 告密者也。

　　且不說聶氏究竟是無暇還是無意去追究告密者，而她卻是耿耿于懷，不把周穎徹底搞臭是誓不罷休的。從告密案忽然扯到周穎人品，在他們夫妻私生活關系上閃爍其辭，作出煞有介事的樣子，卻又沒有什么內容，實在不能不說是章文的敗筆。

　　在別人的家庭事務、隱私問題上捕風捉影、大作文章，向不諳世事的讀者煽情蠱惑、毀人聲譽，這類行徑與告密者無甚區(qū)別，看起來同樣令人生厭。

　　不過，細看之下，她卻什么事情也沒有說，只不過是精心設計背景、大力渲染氣氛，似有似無的表述、欲言又止的挑逗罷了。其實，這正是一種“殺人”的妙法：要的就是引導你自己去猜想和憎惡。

　　章女士擅長文字，且是嫻熟這一手法的。

　　五，章文《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若作為文學小說，頗有可讀性。在章女士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吝嗇小氣、忘恩負義、猥瑣不堪的女人。但如果指名道姓地說，此人就是周穎，從道德的角度看，那就要審慎地對待了，特別是對一個已作古的人。對死人當然可以批評，但更要注重真憑實據(jù)，因為死人已是無法替自己辯護矣。

　　章文發(fā)表以后，偏有一與周婆聶公熟識的姚錫佩仗義出來替周穎打抱不平，并以事實澄清了對周的一些指責(見附記)。姚尚保留有周穎于籌備聶紺弩追悼會期間“最初手書的四頁發(fā)送訃聞的名單”(照片一)；
姚又特別查對了當年的簽到簿，證實章母李健生的確參加過聶紺弩的追悼會(照片二)。因此，事實并非如章文所示：由于無情無義的小人周穎作梗，不發(fā)通知，致使聶紺弩生前摯友、恩人李健生竟連他的追悼會都不能參加。

　　讀畢姚文，我奇怪，章詒和為什么要在“去了沒去？”這么簡單的事情上扯謊呢？我又重讀章文，細究之下，發(fā)現(xiàn)章女士其實并沒有扯謊，只是她寫得很有“技巧”罷了。

　　在一些背景事物上，她的記憶清晰、敘述生動且富有細節(jié)，但在關鍵處卻“語焉不詳”。例如，她說母親一直在等追悼會的通知。這自然是一定的！到底收到過沒有？她卻沒有直說。又如，她意外得知并告訴母親關于聶紺弩追悼會的事，“母親的眼圈立刻紅了�！边@也是可能的，但她同樣也沒有明確否認母親參加過聶氏的追悼會。她小心地選擇了規(guī)避，是因為她知道這些事情的確發(fā)生過，恐還有其它人也會記得。

　　看來，這里一些真像被略去不表、按下不提，這里一切行文都是陪襯和暗示，只要效果能引導讀者按常人邏輯推理，自行想象地補上那缺失的環(huán)節(jié)，得出與事實相反的印象就好。

　　如果事情的確是這樣，那就很可怕了。

　　作為小說，作家對于素材的處理，常有人物的張冠李戴、場景的移花接木、事件的時光倒錯、空間的騰挪位移；
甚至采取印象派和意識流的模糊手法、跳躍思維、暗示影射、渲染煽情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為人修史寫傳則不可以任意作這類剪輯編排，不可以故意將關鍵真事隱去，為的只是讓人去感受和意會自己那不實的議論。一些所謂的“紀實”作品中常可見有這類不良的文字風氣，有分析頭腦的讀者是不會被它們牽著鼻子走的。

　　或許，作者會這樣說：“瞧！我什么也沒有說呀！假如你那樣推想，那是‘你錯了’。我的筆并沒有流人的血�！�

　　在重證據(jù)的法治國度里，涉及到真人的聲譽時，“隱瞞真相”雖然不能構成“誹謗罪”或“偽證罪”，但仍然可以構成“有意誤導罪”，被人一紙告上公堂。

　　還是《圣經(jīng)》說得好：“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附記]

　　香港《信報•文化副刊》2004年5月21日發(fā)表《為周穎辨正——讀章詒和文后》一文時，因篇 幅關系曾刪節(jié)了最后一段內容。此文后被姚錫佩收入《一代漂泊文人》一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

　　在該書序言中，作者說明：

　　這次我又把《信報》刪去的最后一段補上，是因為我要傳達當初決定寫此文的想法之一，即我不希望過去“文革”中形成的憑個人好惡，夸大其事、聳人聽聞、無限上綱的殺人文風再變相延續(xù)。若此風不改，則一切“人道”“民主”“法制”之談，都會成為泡影。長此下去，中國怎生了得？本人就因為讀了此類傳記，已從一個愛看書的人變成對什么書都懷疑，不愿再看書，甚至不愿再寫什么東西的孤獨者。這種情緒，直至去年底才被迫稍有改觀。

　　其實，這也正是筆者寫作本文的初衷。

　　以下附上原文曾被略去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周穎和她的老伴紺弩一樣，歷經(jīng)坎坷，但她都堅強地挺過來了，然而她不知身后竟雪上加霜。諸如此類這種憑個人的好惡，任意在私生活上丑化人，誣陷人的文字，難道不是重蹈過去“整人”的覆轍嗎？難道這種被某些評論家捧抬的“記憶中的真實”或“想象中的真實”是符合人物性格和歷史邏輯的嗎？難道這也是有著“《史記》風格的信史”嗎？真令人不寒而栗。連我這個無黨無派的小人物，也不禁為周穎流淚，為紺弩難受。紺弩的后半生幾乎是被傳言包圍著，陷害著，不料在這理應還本清源時，卻又被人刻意誤傳他的話來攻擊老妻。我仿佛看到了二老及其后代的心在流血！

　　章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煙》，應是一本重要的，有史料價值的書；
修史寫傳，也應有“三不諱”的精神。但不管是寫尊者、賢者、長者乃至惡者、仇者、敵者，都要遵守實事求是這一基本準則。我們編《魯迅年譜》時的導師李何林先生、王瑤先生反復強調：為人編年譜寫傳，不能有聞必錄，應認真考察。長期生活于港臺的作家徐吁先生在見了蘇雪林苛評魯迅的文章后，也很不以為然，認為"刻薄陰損，似有太過"，感嘆"許多過分刻薄的批評可以使任何善舉都成為丑惡"。我們并不要求章女士去寫完人、圣人，但她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應知某些舞文弄墨者的戰(zhàn)績，既可把死馬說成活馬，也可點糞成金，點金成糞，乃至殺人。此理在當今仍需我們用心體會。

　　寫于2004年4月

　　[后續(xù)]

　　2006年12月8日為人翻檢我保留的有關聶紺弩的舊物。不料我竟在舊物中翻出了籌備聶紺弩追悼會期間，周穎最初手書的四頁發(fā)送訃聞的名單，其第2頁“民主黨”（即農工民主黨 簡稱）一項下，只寫了一個人名字，即“李健生”，并在名字上劃了勾，以示發(fā)出。睹此舊物，感慨萬千。周穎是否是無情人，觀者自明。

　　照片一：籌備聶紺弩追悼會期間，周穎最初手書的發(fā)送訃聞的名單。中部劃線打勾的名字為李健生。

　　照片二：聶紺弩追悼會簽到簿上李健生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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