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只是在框架中尋求變革的人士，在清廷眼中基本都是被當成了亂黨，連孫中山先生最開始都是打算與清廷合作進行變革的，結(jié)果生生地被逼成了亂黨。等到當權(quán)者想起這些人似乎尚可利用與合作的時候，那些人早就堅定地表示要“換一種玩兒法”了。

　　儒家是在漢朝才取得思想上的官方正統(tǒng)地位，雖然皇帝未必真的拿這些東西當作行動指南，但一般來說表面上還是尊崇此派學說。當然，在最開始的時候甚至連這表面上的尊重都未必有。漢宣帝說：“漢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遍_創(chuàng)“文景之治”的兩位漢朝君主，本身就是外示儒家、內(nèi)用黃老的掛羊頭賣狗肉之高手，誰也沒有真的把儒家當作一回事。

　　說起來儒家因緣際會成為官方表面上的意識形態(tài)之前，也不過是諸子百家之一。百家爭鳴中，著名的除了儒家以外，尚有法家、墨家、農(nóng)家、道家等。說起經(jīng)世致用來，法家倒是各中翹楚，而且一度也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那是在秦朝。

　　秦朝以法家立國，看上去是現(xiàn)代法制社會的先聲，其實倒是不然�？傆腥苏f秦法過于苛刻，最終導致亡國，這話也是不對的。秦以法立、以法亡確是不假，但本身是不是個法制社會則很難說。

　　秦朝的法度確是森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規(guī)定了嚴格的制度。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固然有其主觀的因素，但戍邊失期當斬的罪過是逃不過去的，怎么都是一死，拿起刀槍反了最多也就是這個下場，這要不反才是怪事。

　　秦法的這種森嚴與嚴苛是無法改變的，因為所謂秦法的來源并非是自下而上，而是奉上命之所為。現(xiàn)代的法制社會固然講究以法條來管理社會，但制度本身是有彈性的：立法機構(gòu)為最高機構(gòu)，而最高機構(gòu)的權(quán)力來源于選舉，所立之法自然就更多地考慮了民生。并且在世風有變的時候，還能隨時更改。即使現(xiàn)代法制社會總是被人詬病為“慢半拍”，但畢竟還是總在調(diào)整當中，以便適應社會。

　　而在以后那些王朝當中，這種彈性體現(xiàn)在朝廷與社會精英階層互動的能力上。之所以后來各個王朝選擇了儒家作為表面上意識形態(tài)，以及有時候用黃老之術(shù)作為調(diào)節(jié)，就是因為這兩種治世之學不但能夠提供合法性與治理的技術(shù)，還因為其作為意識形態(tài)來說足夠柔軟，甚至可以被民間所掌握、所遵循(法家是帝王學，在民間是無用的)。大家在同樣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與文化之下，可以相互做出妥協(xié)。

　　在以法家立國的秦朝，這兩種學問是不能立足的。法家有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前者指的自然是儒家，后者說的是以“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墨家以游俠出名，歷代宗師稱為“巨子”，是用實踐去踐行他們所認為的公正的行動派。

　　這兩家學問與作為，都是對那種沒有彈性的秦式法制社會的挑戰(zhàn)。提出不同意見與不同做法，是秦朝那樣的帝國所不能接受的。秦朝法制的合法性來源是不受挑戰(zhàn)的王權(quán)，無論是在什么層面上進行挑戰(zhàn)，都會被認為是損害了國家的制度。比之后世看上去沒有那么法制的王朝，秦朝并未建立一個即使在自己律法規(guī)定下進行探討的空間。

　　不過，其他王朝也沒有逃過這個命運�；蛟S各個王朝崩潰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每到王朝的末期，這種精英階層與廟堂的互動必然會降低到最低點，朝廷從而失去了自新的能力，只能強制鎮(zhèn)壓不同的意見與組織。甚至把并未打算奪權(quán)篡位的儒與俠都當做敵人來對待，讓整個民間的精英階層都成為自己的對立面。

　　晚清在這方面尤為突出。本來只是在框架中尋求變革的人士，在清廷眼中基本都是被當成了亂黨，連孫中山先生最開始都是打算與清廷合作進行變革的，結(jié)果生生地被逼成了亂黨。等到當權(quán)者想起這些人似乎尚可利用與合作的時候，那些人早就堅定地表示要“換一種玩兒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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