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1909年，由嚴復翻譯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名著《法意》（即《論法的精神》）第七分冊（也是最后一冊）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問世。至此，該書第一個中文版本終于出齊，完整地呈現(xiàn)在了國人面前�！斗ㄒ狻肥菄雷g八大世界名著之一，也是僅次于《天演論》，在中國影響最大的嚴譯作品，全書包括嚴復所加的167條按語，共五十多萬言，從1904年起陸續(xù)分冊出版，前后耗時五六年。

　　在《法意》卷首，嚴復特別寫了一篇介紹作者孟德斯鳩生平事跡的“列傳”。孟德斯鳩（1689—1755）出生于法國南部一個貴族家庭，青年時代在故鄉(xiāng)波爾多大學專修法律，后來曾任職地方法院，但他的志趣卻是著書立說。目睹路易十四晚年及路易十五時代法國政壇的腐敗黑暗，孟氏以《波斯人信札》一書，批判君主專制主義，宣傳民主啟蒙思想，遂名聲大振。繼而他又旅行歐洲各國，考察社會政治制度，積27年的研究思考，寫成《論法的精神》一書，再次引起轟動，一年內(nèi)重版22次。面對教會等保守勢力的攻擊責難，孟德斯鳩毫不退縮，大思想家伏爾泰也站出來力挺，稱贊該書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嚴復說，當年“拿破侖于兵間攜書八種自隨，而《法意》為之一。后其國更張法典，勒成專編，近世法家，仰為絕作，而《法意》則其星宿海也。”

　　《法意》是一部探討法律的性質(zhì)，進而研究國家政治制度的法學、政治學理論專著。孟德斯鳩唾棄“君權神授”說，認為體現(xiàn)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治國的根本。嚴復在按語中這樣理解：“然法之立也，必以理為之原。先有是非，而后有法”，“國之與國，人之與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這可謂法制國家理念的早期表述。孟氏給公民的自由權利下定義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
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痹凇斗ㄒ狻窌�中，世界各國政治體制被歸納為三種，即共和、君憲和專制。共和是民主政治體制；
君憲是君主根據(jù)既定的法律行使權力；
專制則是一個單獨的個人依據(jù)自己的意志和反復無常的愛好治國。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鳩還與中國人有交往，他對國家政體的研究，也把中國納入了視野，認為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體制屬于專制一類。這個觀點的提出，在西方學者中是第一位。孟氏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jīng)驗�！币�防止權力被濫用，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就是所謂分權的思想，它最早萌發(fā)于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后來，英國政治學家洛克提出國家的立法權力與執(zhí)行權力應該分立，前者要高于后者。在“光榮革命”中，這個主張得到實現(xiàn)，英王威廉三世接受《權利法案》，承認“國王不得干涉法律”；
“人民有選舉議會議員的權利”；
“沒有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稅”；
“國王不得干涉議會的言論自由”等條款。孟德斯鳩在充分肯定英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和全面闡發(fā)了權力制約理論，他把國家最重要的政治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強調(diào)應該使這三種權力分屬于各自獨立的國家機關，以互為制衡，才能保證法律的公平正義和權力的不被濫用。“如果同一個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zhí)行公共決議權和制裁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嚴復說：“三權者，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也。中國自古至今，與歐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為一。至孟德斯鳩《法意》書出，始有分立之談，為各國所謹守，以為稍混則壓力大行，民無息肩之所。”的確，三權分立學說就這樣成了孟德斯鳩和《法意》一書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在近代法學、政治學中，也被公認為基本原則。經(jīng)過二百多年的社會實踐，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仍在研究、論證這一思想，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克頓（1834—1902）的名言：“權力產(chǎn)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會產(chǎn)生腐敗�！笨梢哉f是對孟氏學說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詮釋。

　　嚴復的本行是艦船駕駛和海軍教育，他早年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福州船政學堂，繼而成為中國第一批派赴英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與劉步蟾、林泰曾、薩鎮(zhèn)冰等人為同學�；貒�后，嚴又長期任天津水師學堂教務長、校長。但時代的潮流，使他從追求船堅炮利的洋務路徑，轉(zhuǎn)向研究、翻譯、傳播西方先進思想學說，要求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在《法意》按語中，他對傳統(tǒng)專制政體尖銳地批判道：“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烏有所謂長存者乎！”他對民主政治制度衷心贊美：“民主者，治制之極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雖然，其制有至難用者。”民主制度何以難用呢？他認為當時中國民力、民德、民智三方面都落后，因此他不同意急進，而主漸進，希望通過發(fā)展經(jīng)濟和文化教育事業(yè)，鼓民力、新民德、開民智，逐步使國家走上民主、法制之路。在列強環(huán)伺、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嚴復也和許多憂國之士一樣，認為國家權利要領先于個人權利，在《法意》按語中，他說自由的意義包含“國群自由”和“小己自由”，后者應該服從前者：“特觀吾國今處之形，則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怯異族之侵橫，求有立于天地之間，斯真刻不容緩之事。故所急者，乃國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庇矛F(xiàn)在流行的話，就是愛國第一，其次才輪到個人的民主自由。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的外國顧問古德諾等人散布“中國國情特殊，只有君主立憲制度能夠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在楊度的攛掇下，嚴復被拉進擁袁的“籌安會”，卷入政治野心家開歷史倒車的丑劇——“洪憲帝制”事件，這不能不說是嚴復一生的污點。雖然事后嚴的學生為老師辯解說是受了蒙蔽，但思想上的教訓無疑十分深刻，究竟什么認知差池致其失足？引人深思。當然，瑕不掩瑜，嚴復作為中國啟蒙思想家的先驅(qū)，在近代史上自有其不可動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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