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大致上是國、共兩黨之外的政治精英的一個聯(lián)盟，包括張君勱等人代表的國家社會黨，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國青年黨，章伯鈞代表的第三黨，黃炎培代表的職業(yè)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鄉(xiāng)村建設派，加上后來加入進來的救國會派（以沈鈞儒等為代表）就是所謂的“三黨三派”。民盟只是一個“聯(lián)合體”，不是單一組織，其發(fā)起目的就是想在國、共兩個大黨之間做一個中間的緩沖。當時還在抗日戰(zhàn)爭中，希望兩黨都不不要走極端，保持對外統(tǒng)一的局面。梁漱溟作為發(fā)起人之一，認為即使抗戰(zhàn)結(jié)束之后，中國也不容再有內(nèi)戰(zhàn)。要使國共之間和平相處，不以兵戎相見，有待于他們的共同努力。

　　可以說，民盟創(chuàng)始時的動機很單純，只是想在兩強之間做個中間人，沒有分取政權的意圖。民盟的自我定位本身不是一個政黨，不是要在兩大黨之外，在政治上增加一個競爭單位。為了保證這樣的初衷，一開始他們想把參加的人限定在幾個發(fā)起黨派，所以叫“政團同盟”。

　　在“民盟”出現(xiàn)之前，他們之間有個更加松散的“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蔣介石曾約梁漱溟面談一次，只是問他參加的有哪些人，希望他們說公道話，那是1939年10月的事。發(fā)起“民盟”之初是瞞著國民黨方面的，直到1941年10月在香港創(chuàng)辦機關報《光明報》，才正式公開。不久，蔣介石就要國民參政會的秘書長雷震把民盟第一任秘書長左舜生找去談話，地點在重慶的黃山住處。左回憶，蔣最關心的是“民盟”的幾個重要分子，逐一詢問他們是什么樣的人。蔣問的第一個人的曾琦，左說他是一個舊式讀書人，雖然留學日本多年，也在法國長住過，但思想很保守，寫古文，做舊詩。他的特長是組織，以一個一名不文的書生，赤手空拳創(chuàng)建了一個黨，有了兩三萬黨員。

　　蔣問的第二個人的張君勱，左回答：“他出身于上海同文書院，少年時即在我們湖南經(jīng)正學堂教英文，后來留學日本。他與梁啟超并無師生關系；
但感情在師友之間。再后他留學德國，治哲學有心得。第一次大戰(zhàn)后，他和丁在君（文江）、蔣百里、徐新六等隨同梁先生對巴黎和會進行側(cè)面的國民外交，順便在歐洲考察；
他自己更游歷過許多國家，對國際問題也非常留意。他的治學工具，遠在梁啟超之上；
但他談學問的文章不太通俗，不容易為青年所了解，因而影響反不如梁的大。他的政治思想，主張民主憲政，最能‘堅守原則’，以我所認識的朋友來說，他的主張是最不容易動搖的。至今他依然好學不倦�！�

　　蔣問的第三個人是梁漱溟，左說：“漱溟先生的個性很強、能刻苦，二十六歲在北京大學講印度哲學，自己研究的主題為中西全文化之比較，我最早看見他的著作為《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他認定建設中國應從改造農(nóng)村做起。他有一個特點，即不尚空談，‘凡他所見到的，便要自己去做’。為實現(xiàn)他的主張，即與韓復榘那樣的老粗去周旋，也在所不惜。”

　　蔣問的第四個人是黃炎培（任之），左說：“任之是前清的舉人，與邵力子同年，也加入過同盟會，且曾一度被捕。他自來熱心教育，活動的范圍以上海、南京為基本；
近年提倡職業(yè)教育甚力。為維持他的教育事業(yè)，與李純、齊燮元、孫傳芳都處得很好，杜月笙更是他親密的朋友。他對中外的學問無深造，但‘辦事有條理’，不能說他對教育無貢獻�！�

　　這次談話超過了一個小時，主要是蔣問，左答。左幾次要告辭，蔣都要他繼續(xù)談下去。

　　左舜生對蔣問及的民盟幾個要角都有較深的了解，對蔣說的大致上是自己的直接感受，在他眼里，這些卷入黨派政治的書生也是各有個性、特點。對這些人，蔣其實也不是一無所知，有些而且是打過交道的，但他還是想聽一聽別人的介紹，以便更多地了解這些人，在應對民盟時心中更有譜。對我們而言，左舜生留下的私人記錄，具體而可以觸摸，不是刻板、枯燥的官樣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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