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個年頭的今天，重建社會已經成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務。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形成的今天，通過社會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相互配合的社會治理體系問題，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在現實中，一種相反的趨勢似乎開始若隱若現，伴隨經濟上的國進民退，以壓制社會為代價強化權力的跡象依稀可見，而對金融危機的錯誤反思，似乎為強化權力提出了新的論證。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是重建社會，還是重建權力？是用一種更強有力的權力“包打天下”，還是形成一個多元的社會治理的模式？

　　應當看到，重建權力的趨勢不能僅僅看作某些思潮推動的結果。根本的原因是經濟社會生活變化的本身。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濟生活的市場化、整個世界全球化過程的加快、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等因素，使得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空前復雜化。我們剛剛經歷的金融危機、不時面對的種種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等，大多是經濟社會生活復雜化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形成應對經濟社會生活復雜化的能力，就是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因為這意味著對經濟和社會生活更強治理能力的要求。在缺少其他相應機制的情況下，這種對有效治理的呼喚很容易轉換為對更強大的權力的呼喚，甚至會要求一個比計劃經濟時代更強大的權力來治理這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更強大的、更無孔不入的、更精致的總體性權力。

　　從理論上說，一個健康的社會取決于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的平衡。在市場和社會發(fā)育程度很低而權力獨大的情況下，最后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和失控；
在市場和權力的力量很強而社會發(fā)育很低的情況下，則會形成權錢結合的治理模式。在這樣的時候，勢必會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悖論：一方面，對復雜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強的治理機制，而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況下，這實際上就意味著需要權力來“包打天下”；
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機制的時候，尤其是缺少社會的充分發(fā)育的情況下，獨大的權力會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約而越來越失控，并最終失去治理的效能。這無疑是我們在經歷了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且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的今天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因此，以勇氣和魄力重建社會，形成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并在此基礎上強化權力的治理能力，應當是我們的明確目標。

　　然而，在最近幾年中，盡管社會建設的話題開始受到社會各個方面的重視，但究竟什么是社會建設？社會建設包含一些什么樣的基本內容？應當說還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因而，社會建設的概念往往給人們一種空洞虛幻的感覺。本文試圖提出一個關于社會建設的基本框架，以深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本文認為，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社會建設至少要包括如下六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

　　在我國，貧富懸殊已成事實。這個問題不僅是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根源，而且成為經濟發(fā)展的嚴重障礙，人們通常所說的內需不足、市場疲軟，就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如何抑制這種勢頭，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這就需要一種社會性的機制。

　　要看到，這種狀況是在我國市場取向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形成的背景下發(fā)生的。在這種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兩種可能可供選擇：一是退回到過去的再分配經濟；
二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如果退回過去的舊體制不可能成為我們的選項，那么，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就成為我們惟一的出路。

　　在我國，經過30年的努力，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確立。現在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是，這個市場經濟究竟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經濟？什么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我認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至少包括下面這三部分內容：從經濟的角度說，標志是市場經濟的體制是否相對完善，相對完善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
從法治的角度說，標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
從社會的角度看，標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是否建立，形成了這種利益均衡機制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形成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種使得利益格局能夠大體均衡的機制，將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最基本的含義就是社會主體平等利益表達權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較為公平的利益博弈。換言之，利益的均衡要靠公平的利益博弈來實現。其中最首要的，是利益表達以及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權利。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會權利的失衡，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的失衡�？梢哉f，在利益主體已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的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不建立起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煩，但結果是使利益格局進一步失衡，并為更嚴重的社會沖突留下隱患。

　　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它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獲得機制、要求表達機制、施加壓力機制、要求凝聚機制、利益協商機制、矛盾解決機制。

　　優(yōu)化社會結構

　　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有一種合理的社會結構，這是經濟社會生活能夠正常運作的基礎。就目前我國的情況來說，社會結構的優(yōu)化至少有如下三層含義。

　　一是擴大中產階層的規(guī)模。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體，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共識。在近幾年調整貧富差距過大的利益格局時，我們又看到，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也是緩解貧富差距過分懸殊的重要措施。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個較大的比重，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將會是不可避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也是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

　　但客觀地說，我國中產階層發(fā)育得還相當緩慢。除了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特別是大城市之外，中產階層還是蹤影難覓，中等收入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還很小。從根本上說，中產階層的發(fā)育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水平有關，比如產業(yè)結構、受教育水平等。我認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是，可以考慮將技術熟練工人，作為支撐一個以中等收入者為主的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這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結構空間。有資料顯示，我國現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yè)基地的上海，高級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fā)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如果在技術熟練工人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將會對我國社會結構的優(yōu)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時，還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要防止社會上層過多地占有資源，從而限制中產階層發(fā)展的空間。二是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調整貧富差距的犧牲品。

　　二是要保護乃至改善下層生存的社會生態(tài)。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固然是緩解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變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僅僅有再分配是不夠的，需要通過切實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改善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謀生的機會。而謀生的機會是存在于一種社會生態(tài)系統中的。因此，要改善貧困群體在市場中的機遇和地位，就要保護這個社會生態(tài)系統。

　　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的城市建設、城市發(fā)展就像要把一個爛泥塘建設成一個水泥底的游泳池，雖然比原來干凈、漂亮、衛(wèi)生、方便了，但是小魚小蝦吃的東西沒有了�，F在城市中高樓拔地而起，馬路越擴越寬，現代化的設施越來越多，但是人們生存的社會生態(tài)，特別是貧困群體生存的社會生態(tài)，不僅受到普遍的忽視，甚至在遭到嚴重破壞。一切有礙觀瞻的事物，比如棚戶區(qū)、城鄉(xiāng)結合部等，都在城市建設的改造清除之列。而事實上，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層群體的安身立命之所。

　　三是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從理論上說，只要社會中存在著分層現象，只要人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襲與繼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一個社會中，繼承與流動需要保持大體的均衡，尤其是在一個貧富分化較大的社會中，一種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以及較多的流動機會，則是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機制。

　　當我們在今天討論繼承與流動問題的時候，也許需要注意到一個特殊的背景，即我們今天正在經歷一個空前的財富分配過程，而這個過程可能更進一步固化近些年來正在定型化的財富格局和社會結構。種種跡象也表明，近年來，由于我國社會結構開始處于定型化的過程中，社會流動渠道縮窄的趨勢開始出現。十幾年前我們社會中就出現了“富二代”的說法，最近幾年中又出現所謂“窮二代”的說法。而今年的“官二代”則成為一個網上流行的詞匯，以形容公職的世襲現象。這提醒我們，在一些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社會中，如何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特別是下層人向上流動的機制，就成為優(yōu)化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

　　促進公民和公民社會的發(fā)育

　　在改革開放初期，民間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無疑還是非常弱小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中扮演主導角色，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采取政府主導型的發(fā)展模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導型的發(fā)展模式能否最終促進和培育民間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成長，并最終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各司其職、互相配合的功能體系，開始成為對中國進一步發(fā)展的挑戰(zhàn)。

　　這里所說的社會具有雙重的含義。對于社會，過去我們更加強調的是公民社會的概念，公民社會是與國家相對應的。但在此之外，其實還需要有一個與市場相對應的社會，這就是著名人類學家波拉尼提出來的“能動社會”。這個社會是用來和市場相抗衡的，用來矯正市場的消極作用的。市場化是我們過去30多年改革過程中的一種正確選擇，是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堅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場和政府一樣，如果它的力量處于一種不受制約的狀態(tài)，就會帶來種種問題。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一個能融合公民社會和能動社會“雙面”因素的社會。這個社會不僅是政府和市場的重要制約因素，同時也是組織日益復雜化的經濟社會生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機制。

　　但市場經濟并不一定必然帶來社會的發(fā)育，相反的趨勢也是可能的。正如我們前面分析過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呼喚更有效的社會治理手段和機制。而在缺少其他相應機制的情況下，這種對有效治理的呼喚很容易轉換為對更強大的權力的呼喚，會要求一個比計劃經濟時代更強大的權力來治理這個社會。盡管這樣的權力在應對某些挑戰(zhàn)的時候具有明顯的優(yōu)越之處，比如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以及大的自然災害上，因為這種權力模式的動員力量會顯得更為有效。但在處理常規(guī)化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問題上，僅僅依靠這樣的權力而沒有相對發(fā)育的市場和社會的配合，這種權力往往會捉襟見肘。這就是我們現在社會中為什么人們覺得權力過分強大，而在治理社會的時候又覺得權力很不夠用的原因。

　　在經歷30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經開始形成，但這個市場的自主性程度還是相當低的，而社會的發(fā)育則是更為滯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際上面臨著兩種威脅：一是權力獨大以及造成的濫用和失控；
二是過分強大的權力與自主性程度較低的市場的畸形結合。換言之，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結果，就是失控的強權力與弱市場的畸形結合，換言之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近些年來，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而能夠制約權貴資本主義的，就是一個強有力的社會。

　　形成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化方式

　　改革會造成社會利益的分化、社會利益主體的分化、社會矛盾的增加，這都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對此，需要澄清幾個基本的問題：

　　首先，要準確定位社會矛盾。要看到，現在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確實比較多，但是絕大多數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實際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沖突。這種定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準確定位才能正確認識目前我國社會矛盾的性質和特點。要看到，基于不同因素形成的矛盾或沖突的性質和特點是不一樣的�？梢哉f，由政治因素、意識形態(tài)因素、宗教因素、民族因素、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和沖突，往往是非常劇烈的，也是不容易化解的。而基于利益的沖突大多是理性的沖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涉及更多的是有無和多少的問題，如征地拆遷和移民中的補償標準、勞工權益等問題都是如此。這樣的矛盾和沖突往往是可以用談判、妥協、討價還價的方式解決的，其中演變成足以造成大規(guī)模社會動蕩的因素很少。

　　其次，現在一些地方社會矛盾突出，責任與其說在民眾不如說在政府。而政府成為引發(fā)利益沖突的因素，原因不外乎政府職能定位有偏差、發(fā)展主義背景下的政績壓力以及政府成為利益主體。

　　再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我們需要將社會矛盾的解決與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聯系起來考慮。也即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有一個雙重的目標，一方面要保證社會的基本穩(wěn)定，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的建立�，F在我們將其作為群體性事件加以防范和處理的，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正常的利益博弈。當我們將這些利益博弈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之時，正常的利益博弈就中斷了，能夠及早暴露社會問題的機制也被消滅了，結果是問題的進一步嚴重化。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需要形成關于社會矛盾的新思維，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方式。面對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時候，是極力捂住、壓住，還是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為規(guī)范和解決這些問題創(chuàng)造制度性條件？那種想把利益矛盾、利益沖突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而只能走制度化的道路。制度化的道路意味著，第一，增強制度對于利益矛盾、利益沖突的容納能力。第二，增強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決利益矛盾、利益沖突的能力。在有的國家，社會矛盾也很多，但人們不會如臨大敵，為什么？因為這些矛盾和沖突就像在渠里流的水一樣，人們知道到什么地方會流得急一些、什么地方流得緩一些，什么地方會拐彎、什么地方會泄下去。對這些階段都會有一個穩(wěn)定的預期。因此，我們需要準確判斷社會問題，以信心、魄力和智慧建立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化機制。

　　促進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制的建立與完善

　　我國目前社會保障的問題不僅僅是投入少、水平低，而且不公平。我們現在不但市場成為擴大貧富差距的一個地方，連社會保障和福利都成為擴大不平等的一個因素。有資料表明，目前我國投入的醫(y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
另據監(jiān)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yǎng)院，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根據2005年兩會期間有關媒體披露的數據，我國人均門診費年增長13%，人均住院費年增長11%，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僅占世界2%，44.8%的城鎮(zhèn)人口沒有醫(yī)療保障；
79.1%的農村人口沒有醫(yī)療保障；
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yī)。

　　在退休制度上，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提供的資料，由于機關事業(yè)單位和企業(yè)的“退休雙軌制”，待遇差距問題越來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國機關事業(yè)單位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yè)兩倍多，隨著津補貼改革的到位，差距還將進一步擴大。2007年上海某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企業(yè)高工，月退休金2006元，某民主黨派機關一個普通司機退休金為2550元。自2005年起，國家連續(xù)3年提高企業(yè)退休人員基本養(yǎng)老金，但與機關事業(yè)單位人員的差距卻越來越大。全國政協委員李永海指出，在從2000年到2004年的4年間，全國企業(yè)職工的退休金年均增長6.31%，而機關和事業(yè)單位職工的退休金增長速度分別是13.45%和11.67%。1990年，我國企業(yè)和機關職工年人均離退休費分別為1664元和2006元，差距并不大。2004年則分別為8081元和16532元，前者僅是后者的48.8%，差距十分明顯。

　　在社會保障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使得從社會中抽取的資源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看到，在我們的社會中，權力受不到有效的制約，政府的財政支出是不透明和不受監(jiān)督的。這樣，在社會保障的問題上，還特別需要防止“給你一件T恤衫，扒掉你一件羽絨服”的現象出現。

　　重建社會的基礎秩序

　　我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不可治理狀態(tài)。目前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問題已經處于這種狀態(tài)了。比如腐敗。因為腐敗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處于高度隱秘的狀態(tài)，靠正常的制度化措施，已經沒有辦法發(fā)現這些腐敗現象了。

　　對于這類問題，首先要使其進入可治理狀態(tài)。怎么進入？關鍵是基礎制度或基礎秩序的建設。比如規(guī)范的現金管理。如果我們有這樣一個規(guī)范管理，超過一定標準的交易不允許現金結賬，必須通過銀行走賬，事情就會大不一樣。

　　規(guī)范的現金管理在發(fā)達國家已經是普遍實行的制度，在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的今天，技術上也沒有什么困難。關鍵是你做與不做�；�礎制度，只是規(guī)范的現金管理的其中之一，再比如我們的賬目管理、票據管理、收入記錄等，都是屬于這種基礎制度。這些基礎制度就相當于我們城市中的道路、橋梁、路燈、管道、輸電線路等基礎設施。一個社會的基礎制度出了問題，這個社會的秩序也就無法保障。可以說，我們現在許多問題的癥結也就在這里。

　　我曾經研究過“制度是如何失敗的”問題。制度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設計和安排本身的問題。但有的時候，許多制度的失敗，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為制度運行條件的基礎秩序出了問題。有人曾對我國現有的反腐敗措施與西方國家的反腐敗措施進行比較，發(fā)現在一些領域中，我們的反腐敗措施并不比西方國家更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為復雜和嚴密。但問題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礎秩序的缺失。不僅反腐敗的問題是如此，在西方，有很多有效的規(guī)則，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簡單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為如此，有人到了這些國家后感嘆，在那里要鉆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夠有效運轉而沒人鉆制度的空子而導致制度失效呢？關鍵的就是制度的基礎。因此，要使我們的制度能夠有效發(fā)揮作用，必須重建作為制度運行前提的基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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