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長三角、珠三角以及內地，大量外向型的中小企業(yè)倒閉或大量裁員，而農民工則首當其沖。農歷2009年春節(jié)前夕，大規(guī)模農民工因失業(yè)或工資待遇降低而紛紛提前返鄉(xiāng)過年。人保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機對就業(yè)影響最新數據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11月底，十省份（四川、重慶、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甘肅等勞動力輸出大�。┺r民工返鄉(xiāng)數據總計有485萬名。中央農辦主任陳錫文先生說有至少2000萬名農民工返鄉(xiāng)。而到目前為止，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繼續(xù)延燒，對農民工的影響仍將持續(xù)，農民工就業(yè)壓力明顯增大，其返鄉(xiāng)后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也會明顯增多。為此，我們在2009年春節(jié)前夕到貴州省湄潭縣、綏陽縣、湖南省漢壽縣等地進行了調查。2009年三月份我們又奔赴湖南岳陽、湖北沙洋、鄂州、京山、河南汝南、蘭考等地農村就農民工的返鄉(xiāng)情況進行跟蹤調查。

　　我們認為，中國農村的情況是非常復雜且非均衡的，我們不能簡單劃一地認識某一個問題，對待金融危機下返鄉(xiāng)農民工情況的把握也是如此。根據我們的調查經驗，我們發(fā)現返鄉(xiāng)農民工有著不同的類型，弄清返鄉(xiāng)農民工的基本類型對于我們較為準確地把握當前形勢是很有必要的。具體來說，從我們的調查經驗中可以歸納出如下幾種基本類型。

　　其一，按年齡劃分，有著兩種不同類型的農民工，一類是大約35歲以上特別是40歲以上的年齡偏大的農民工，一類是大約35歲以下的年輕的農民工。對于年齡偏大的農民工來說，即使不遭遇金融危機，他們也會打算回鄉(xiāng)，隨著年齡的增大，他們在我國現有的產業(yè)結構體系下，天然地處于就業(yè)中的弱勢，企業(yè)裁員大多數裁掉的是這一類農民工，因此，金融危機的爆發(fā)只是使他們返鄉(xiāng)的時間稍微提早了一點而已，提前返鄉(xiāng)的農民工中有相當部分屬于這一類型。對于年輕的農民工來說，盡管他們也知道“出去沒出路”，但他們同時也面臨著“回來沒意思”的處境，因此，他們會盡可能呆在城市，即使返鄉(xiāng)了也只會在家停留一陣時間，最終因為“沒意思”仍然會出去，由于他們有力氣，又年輕，且能忍受比較惡劣的生產生活條件，因而，只要在城市有活干，哪怕工資待遇比較惡劣，他們仍然會選擇繼續(xù)在城市務工。

　　其二，按農民務工工種劃分，一類是技術工，一類是普通工。對于技術工而言，他們不存在失業(yè)的問題，而這一類工人在農民工中是少數。對于普通工而言，因其可替代性強，一般人即可從事，因而，當年齡偏大的農民工大量返鄉(xiāng)后，既緩解了就業(yè)壓力，同時年輕的農民工又可以迅速替補這一工種的用工缺口。

　　其三，按農民外出務工的時間劃分，一類是1990年代左右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速起步，而吸引農民外出務工發(fā)展的，這一時間段外出務工的人員多是個體戶，他們早已在城市安身立命。一類是1995年前后至稅費改革前這一段時間外出的務工人員，特別是糧食主產區(qū)的農民因當時稅費嚴重與糧價低迷的雙重壓力而大量拋荒外出務工的人員，這一類務工人員與前一類相比，他們只有極少數人能在城市安身立命，極大多數則是流動于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一類是稅費改革后外出務工的人員。與這三種類型農民工緊密相連的是，他們返鄉(xiāng)后對土地的要求以及因土地問題的壓力而對基層組織產生的壓力都是不一樣的。第一類基本不會返鄉(xiāng)，第三類即使返鄉(xiāng)也因為他們有土地而不會對土地提出要求，而第二類為了躲避沉重的稅費而拋荒外出務工的農民工返鄉(xiāng)后對土地有著非常激烈的要求，因為當時基層政權為了解決拋荒的問題與收繳稅費的問題不得不從外地引進移民，從而不得不將這一類農民的土地“送”給了外來移民，而當金融危機爆發(fā)，這一類農民工返鄉(xiāng)后，農地矛盾與糾紛就會相當嚴重。

　　其四，按區(qū)域來劃分，各農民工輸出大省所面臨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以貴州和湖北為例，貴州農民工返鄉(xiāng)后對當地政府所造成的壓力比湖北農民工返鄉(xiāng)后對當地政府所造成的壓力一定會小得多。其中原因就在于貴州人均耕地極少，以我們調查的貴州湄潭和綏陽為例，人均耕地均不足1畝，因而，不管稅費多嚴重，由于戶均占有土地的基數本身很小，貴州農民仍惜土如金，很少有外出務工者將土地拋荒的，也更不會存在為了躲避稅費而拋荒外出務工的。而湖北不同，以我們調查的京山等地為例，人均耕地約3畝左右，因此戶均占有土地的基數就非常大（約12畝），當稅費畝平負擔嚴重時（稅費高時達360元每畝），結果就是將他們“逼出”務工，當取消農業(yè)稅費后，且在金融危機的宏觀背景制約下，加上畝平涉農補貼不斷提高，戶均涉農補貼的基數也就會大大增大，這幾個因素疊加在一起，返鄉(xiāng)農民工對土地的要求就會異常突出，因此，對當地政府的壓力也就會異常大。

　　在搞清農民工返鄉(xiāng)的不同類型后，我們認為對當前形勢的估計不能過于悲觀，客觀冷靜把握當前形勢，妥善處理返鄉(xiāng)農民工問題，我們可以將金融危機轉換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契機。當前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恰恰就是沒有建設的農村主體和沒有享受建設成果的農村主體，因為農村的主體成員基本都進城務工了。金融危機爆發(fā)后，部分農民工返回農村，使得新農村建設有了主體支撐，因此，我們應該藉此機遇，更加堅定不移地和信心百倍地推進新農村建設。這樣，一方面可以在農村就地解決返鄉(xiāng)農民工的就業(yè)問題，一方面又有利于快速推進農村發(fā)展。與此同時，我們認為，在現實形勢下，國家新增的涉農補貼應該按照區(qū)域差異進行區(qū)別對待。對于像貴州等省份則可以延續(xù)直補到戶的政策，最大程度地發(fā)揮政策的政治效應。而對于湖北等省份則應將增加的涉農補貼直補到村，再由村級組織將資金用于村莊公共品提供與村莊建設中，如果仍然繼續(xù)沿用直補到戶的政策，將會大大激化農地矛盾，不但會使得涉農補貼的政治效應銳減，反而還有可能會使得金融危機、農地矛盾、涉農補貼等因素疊加在一起，從而使得整個農村局面更加復雜化。

　　因此，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們認為，對當前農民工返鄉(xiāng)情況的研究應該區(qū)分出不同類型的返鄉(xiāng)農民工，根據不同類型的返鄉(xiāng)農民工的情況，研制出相應的處理方針和政策，從而以便政府部門更準確地把握和認清真實形勢，從而正確決策。

相關熱詞搜索：返鄉(xiāng) 農民工 類型 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