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人笑話，在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我最欣賞的不是《紅樓夢》，也不是《三國演義》，而是《聊齋志異》和《水滸傳》。怎么就會有“笑話”之說呢？談《紅樓夢》和《三國演義》往往顯示學識和品位，所以《百家講壇》之類的講壇就有著名作家、學者喋喋不休講述這兩部作品，唯獨沒有人說一說《聊齋志異》，更沒有人說一說《水滸傳》，我頗為不平。

　　當然，這種不平純粹出于個人愛好，與正義無關(guān)。在我看來，《聊齋志異》把中國文言小說發(fā)展到了極致，它的藝術(shù)成就要遠遠大于《紅樓夢》和《三國演義》，非常值得研究；
而《水滸傳》則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小說，具有現(xiàn)代小說的所有精神要素，《紅樓夢》遠不及它來得生動和深刻，我甚至認為長久以來我們低估了這部作品巨大的思想藝術(shù)價值，沒有使這部小說成為中國當代小說的精神指引，是一件極為遺憾的事情。

　　這么好的東西，為什么沒有人談呢？我想大概有兩個原因：《聊齋志異》不過由一些短篇小說和隨筆集合而成，不足以使談論者顯示學問之高深，沒有什么說頭；
《水滸傳》的價值則在于栩栩如生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一幫反社會的英雄，這種價值觀對于強調(diào)安定團結(jié)、社會和諧的我們又有諸多不便，所以也不好談——如果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安排一個瘋了的家伙大談特談“反了罷！”你難道還想象不來會產(chǎn)生多么嚴重的政治后果嗎？結(jié)果就出現(xiàn)了我開頭說到的現(xiàn)象，著名作家、學者喋喋不休《紅樓夢》，喋喋不休《三國演義》，喋喋不休《論語》，喋喋不休《老子》，喋喋不休《易經(jīng)》，口若懸河，云遮霧罩，唯獨不說優(yōu)秀小說《聊齋志異》，尤其不說《水滸傳》。

　　一個時代欣賞什么作品往往與那個時代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需求和一定時期的文化形態(tài)有關(guān)，這是很多偉大作品在同時代默默無聞，后來才成為經(jīng)典的根本原因，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叔本華的命運在人生大部分時間里都極為艱澀，而這個時段又是他進行偉大哲學創(chuàng)造的最重要階段，他30歲（1818年）寫出并出版的最重要哲學著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書店里擺放了一年半僅僅賣出去一百多本，其余全部報廢，學術(shù)界也沒有任何反響。叔本華又默默度過了二十多個寒暑，直到1851年，其最后一部著作《附錄和補充》出版，他才受到人們的注意，于是去找《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來讀，結(jié)果恍然大悟，原來叔本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說出了他們對眼前這個世界的看法，叔本華迅速“躥紅”，成為了著名哲學家，受到人們的熱情歡呼，得到由衷的愛戴。面對突然而至的巨大榮耀，這位行將就木的老人慨嘆說：“這一切對于我來說都來得太晚了。”

　　卡夫卡生前比叔本華還要默默無聞，他只是一個在社會底層討生活的職員（閱讀卡夫卡傳記感受到的悲愴并不亞于閱讀他的作品本身），一個用精神而不僅僅用肉體活著的人，只是在他死后，他的親密朋友違背他的遺囑，沒有焚燒他的著作文稿，而是精心編輯了起來，付梓出版，人們才突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無比倫比的偉大作家，才領(lǐng)悟到這個遭了很多罪的人竟然如此準確深刻地在普遍意義上描述了人類的凄慘境況，人類任何民族、時代、社會制度下的個體幾乎都能夠從他的不朽作品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影像，換一句話說，卡夫卡極度個性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時代精神的內(nèi)在特征產(chǎn)生了一種直接而牢固的聯(lián)結(jié)，人們從這種聯(lián)結(jié)中找到了自己，感受到了自己，證實了自己……卡夫卡成為了一個時代的代言人。

　　我再舉一個中國的例子（同時也證明盡管我不認為《紅樓夢》比《水滸傳》優(yōu)秀，仍然認為曹雪芹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沒落貴族曹雪芹寫“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之時并不為人所知，他甚至很可能根本不曾意識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的巨大歷史文化價值，這些東西除了給與他某種形式的心靈慰藉之外，對他現(xiàn)實人生沒有產(chǎn)生任何助益，他就像叔本華和卡夫卡一樣無法擺脫宿命，孤獨寂寞地打量并最終離開了這個令他深深懷念又深深失望的世界。這個為世人留下心語、留下悲愴、留下憤懣的老人不為人知地死去之后，他的作品才被刻錄出版，不脛而走，從此才被人們所贊嘆和欣賞。

　　這種現(xiàn)象不簡單說明文人必定命運多舛，它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種社會規(guī)律：在任何時代都有一些以一定“提前量”審視社會并對社會進行哲學化或藝術(shù)化處理的人，我們尊敬地將前者稱之為哲學家，將后者稱之為文學家，而他們的現(xiàn)世人生的處境都極為凄慘。

　　問題出在哪里？出在那個“提前量”上。

　　并不是所有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具有把握“提前量”的精神高度，所以哲學和文學在大部分時間、大部分人那里無力感受時代的尖銳命題，沉淪到了謀生存手段（通俗一點兒講：“混一碗飯吃”）的境地，只有極個別敏感而深刻的靈魂才能夠站到應有的高度，對世界做出解釋，換一句話說，一個哲學家能否取得哲學突破，一個文學家能否透過時代表象進入人的心靈，完全取決于是否具備以一定的“提前量”審視世界和表現(xiàn)世界的能力，“提前量”不是所有人都具備的素養(yǎng)，我們不能期望大面積收獲具有這種品格的哲學和文學。

　　無論哲學家和文學家怎樣論述和描寫世界，我們眼前這個世界由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而成的本質(zhì)特征都將不可回避。權(quán)力是什么？在尼采那里，權(quán)力是意志，一種寄寓在人類本性深處的意志；
在弗洛伊德那里，權(quán)力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原始欲望，權(quán)力具有一種病態(tài)的生理特征；
在巴爾扎克那里，權(quán)力是不公正的人間秩序和作為人類對于這種秩序的心靈反應；
在托爾斯泰那里，權(quán)力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宿命，它即是政治，又是文化，更是鐫刻在人類靈魂上某種獨特的歷史文化印記，所有情感顫動與靈魂痛苦都因此而出……權(quán)力和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成為了所有思想家和文學家解釋世界的鑰匙，所謂“提前量”，說白了，其實就是你是不是直視了權(quán)力，是不是對這個至關(guān)重要的時代命題做出了你自己的獨特解釋。

　　這里所說的“權(quán)力”指的是深刻作用于社會和人的心理的那種力量，所以，在很多場合，我愿意用“強力”替代它，我覺得這兩個字更為精準，盡管從哲學史上說，人們在使用它們的時候通常都有明確的區(qū)分——在盧梭那里，強力指的是國家機器以及有此派生出來的國家意志；
在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權(quán)力又具有濃厚的專屬于人的精神色彩；
在黑格爾那里，所謂絕對精神同樣具有強力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不同場合做了不同的強調(diào)，既有社會屬性，又深入到了人類靈魂的機理之中……文學又如何呢？我認為在所有文學樣式中，“強力”都可以劃入“外在于人的那種力量”的范疇，通俗一點兒講，是冥冥之中決定著人的命運的那種力量，我們也可以概括為時代的力量；
它具有廣闊的社會舞臺，卻也在極深極深的心靈深處吟唱著人自身。我們之所以被卡夫卡感動，是因為這個人神奇般地觸摸到了我們自己都未曾觸摸過的靈魂深處某種能夠引起精神疼痛的部位。

　　那么，《水滸傳》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作品呢？一百零八條好漢活在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呢？簡括地說，他們活在盡管結(jié)構(gòu)并不像后來形成的典型的極權(quán)主義社會那樣致密（重要標志在于沒有改變私有制，所以才有水泊梁山，所以才有盧俊義、柴大官人作為“私產(chǎn)”的莊園，所以才有好漢們能夠藏身的一隅），卻仍舊可以簡略地歸結(jié)為極權(quán)主義（或者如李慎之先生所言“皇權(quán)專制主義”）的時代，“好漢”實乃一些為主流所不齒的家伙，“賊配軍”也�！端疂G傳》深情地描的就是這些不為主流社會所容的人的命運。

　　我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中說，所有反對者均為被反對者所制造。如果你研讀過《水滸傳》，就會驚心動魄地體會到英雄們是在怎樣無奈的情況下被“逼”上梁山的�！氨啤笔桥懦�，打擊，乃至于身家性命滅絕……在如此殘酷的生存處境之中，人作為萬物之靈如果想尊嚴地活下去，恐怕就得想一點兒辦法，比如回避，比如忍讓，比如妥協(xié)。事實上，宋江、林沖、武松者都盡可能用這種方式保住體制內(nèi)地位，做了許多讓人屈辱的回避、忍讓和妥協(xié)。然而，社會由于其內(nèi)在品格而永遠不會見容于堂堂正正做人的人，你善意的回避、忍讓和妥協(xié)只能招致更卑劣更殘酷的迫害，《水滸傳》絲絲入扣地描寫了這樣一個過程，從而告訴人們：好漢們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鋌而走險，嘯聚山林，成為“社會”敵人的。

　　《水滸傳》是一部社會小說，它表達的社會見解直截了當，那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是如果我們僅限于從這個層面歸納它，顯然低估了這部作品綺麗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中蘊含著的心理內(nèi)容。在“四大名著”當中，沒有任何一部作品像《水滸傳》這樣達到人物心靈最細微最隱秘的地方，從那些走投無路的“好人”向“壞人”的演變過程中，你甚至能夠體味到一種細致入微的心靈脈動，體味到熱血噴張的靈魂嘯叫，體味到為了尊嚴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罕見豪情�！端疂G傳》既回答了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社會命題，又回答了人類普遍面對的心靈命題，它的杰出之處在于把所有這一切都表現(xiàn)的回腸百轉(zhuǎn)，轟轟烈烈，酣暢淋漓，我們看到的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與人的活劇。

　　施耐庵的巨大貢獻就在于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大批英雄末路之人走過的坎坷之路，深明大義地表現(xiàn)出了極權(quán)主義狀態(tài)下一些靈魂質(zhì)地純正的人的心路歷程，正因為這樣，這部長篇小說才為歷代統(tǒng)治者所不容，數(shù)次被列為禁書，親愛的毛澤東同志甚至完全消泯其文學價值，把它變成了純粹的政治斗爭工具，說出了那段讓人恥笑的話（“水滸好就好在投降”）——在世界歷史上，大概還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偉大社會主義祖國那樣動用全部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力量，用全民圍剿的方式詆毀一部寫作于三百多年前的長篇小說。

　　現(xiàn)在，我們可以為本文標題中的“宿命”兩個字做出解釋了。

　　所有精神產(chǎn)品都必須接受由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而成的實體世界的檢驗，而權(quán)力世界對于任何探索權(quán)力狀態(tài)下的人生處境的哲學和文學都保持著高度警覺甚至是敵意，這就決定了凡是審視權(quán)力、對權(quán)力說三道四的人都處境惡劣，他們的作品很難被同時代欣賞，為此喪命者不計其數(shù)。此其一。其二，既然你以“提前量”解釋和描述了世界，那么，你筆底下的世界與民眾感同身受的世界必定有一定的距離，他們會認為你偏激、變形甚至于不知所云，你將失去被世人承認的機遇，你的作品也許品格高潔，出類拔萃，但是人們就是沉浸在紙醉金迷的流行文化的喧囂和權(quán)力制造的作為國家意志載體的所謂哲學和文學之中，你輕飄渺小得如同一片紙屑……所以，“提前量”不那么好玩兒，確實不那么好玩兒。

　　哲學家、文學家身后的輝煌只是那些鼓噪他們的人的輝煌，我們無法在科學意義上認為他們享受了那些輝煌。一幅價值數(shù)千萬美元的梵高作品，對于窮困潦倒、饑腸轆轆的梵高有意義嗎？沒有意義。這里有一個橫亙在天國與凡世之間的阻隔，讓我們意識到即使是把天火偷盜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也難免被宿命所困擾。因為這樣一個無情的法則存在，除非一些具有特別精神質(zhì)地的人，人們一般不去選擇做什么“殉道者”，而是很聰明地順從社會，順從歷史文化條件局限，更不搞那個所謂的“提前量”，只做一些能夠帶來切實利益——精神利益和物質(zhì)利益——的事情。

　　文人都很聰明，被豢養(yǎng)的文人更加聰明，所以，在我們這里決心成為叔本華、卡夫卡、曹雪芹的人不多，決心成為施耐庵、蒲松齡者更是鳳毛麟角，相反，把所謂的哲學和文學當成依附權(quán)力、向權(quán)力沽名釣譽手段的人卻如同過江之鯽——六十年來，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史就是被這樣一些人用這種方式書寫出來的，我們很少收獲到晶瑩飽滿的糧食顆粒，裝在麻袋里的大部分是輕飄飄的秕糠，我們就是靠吃這個東西長大的。我們體質(zhì)很弱，經(jīng)不得風也見不得雨，我們看不到遠處的風景，聽不到未來的聲音，我們的精神蟄伏在肉體之內(nèi)，沒有特別的誘因，我們很難意識到它還存在。

　　文人之墮落，數(shù)千年來以今日為最，如果真的有一場歷史的審判，中國文人將與權(quán)力者一道站立在同一個審判臺上，人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所有權(quán)力罪惡都與文人的參與和鼓噪有關(guān)，人們會從歷史畫卷的角落看到文人卑劣萎縮的身影，看到他們留下的斑斑劣跡。

　　我們固然可以認為歌頌帝王將相的作品、肩負意識形態(tài)宣傳功能的“紅色經(jīng)典”和“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而真正反映底層民眾生存狀態(tài)、探索人類心靈和精神圖景的作品極為稀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意志的贊賞和鼓動，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原諒那些一批又一批制造了這些精神垃圾的人。我們寬容一些，不說他們有什么罪惡，我們只是說，他們愧對了文人的稱號，他們只是一些在精神上被騸割了的人，一群極為乏味無聊而又自鳴得意、風光無限的人。

　　精神質(zhì)地和物質(zhì)質(zhì)地一樣，取決于元素構(gòu)成。那么，無力承擔道義責任的文人究竟丟失了什么東西？如果把精神視為肌體，文人們被騸割的難道僅僅是男人的那一套物件嗎？他和他的時代是不是還有更內(nèi)在的慘痛付出？

　　我前面說“一個時代欣賞什么作品往往與那個時代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需求和一定時期的文化形態(tài)有關(guān)”，不僅僅關(guān)于作品，在作品命運之外還有更深刻的人的命運，這就是說，一個時代欣賞什么人，鼓勵什么人，褒獎什么人，吸納什么人，排斥什么人，和作品一樣也與那時代狀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需求和文化形態(tài)有關(guān)。

　　墮落者愈加墮落，崇高者愈加崇高，時代罹患惡疾，社會文化呈現(xiàn)出大面積潰敗……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哲學和文學、真正的哲學家和文學家難道會有更好的命運嗎？不會有的，能夠概括他們現(xiàn)實狀況和未來結(jié)局的只有“宿命”兩個字，確實只有這兩個字：宿命。

　　2009-4-9，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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