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今天向各位報告前段時間個人所關注的一個議題──「人文學在臺灣的發(fā)展」，以紀念宋史研究的奠基者鄧廣銘先生一百周年冥誕，并彌補我十六、十七號這兩天不能參加紀念會的缺憾。

　　1984年，我在香港和鄧先生第一次見面，那是海峽兩岸宋史界老、中、青學者的第一次聚會。不過，當時由于環(huán)境因素，在會議之后并沒有往來。1989年十月，我藉赴四川釣魚城參加國際會議之便，先來到北京大學拜訪鄧先生。闊別五年，鄧先生相當高興。在他的刻意安排下，我曾做了一個報告，向北大師友介紹臺灣一些史學界年輕朋友籌劃中的新工作──出版《新史學》雜志。鄧先生聽了有很深的感觸，同時勸勉海峽兩岸人文學或宋史的學者，應該密切聯(lián)系、合作，共同提升人文學在兩岸的學術地位。

　　從那次以后，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到大陸向前輩請教。我的研究專業(yè)性很強，一輩子有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在研究南宋史；
但專業(yè)性強，相對地寬廣度就弱，因此每次有機會拜訪前輩學者，都虛心請教，廣聽建言。后來，我逐漸參與了一些行政事務，有中央研究院內的，也有一些院外的行政職務，從中體認到整個學術大環(huán)境中，不止作為一個專業(yè)人文學者的個人，視野有許多不足之處，人文學科本身，亦有許多需要發(fā)展與增強的空間。

　　不過，學術是一個整體，人文學科發(fā)展的問題，不能由單一、個人能力來解決。臺灣的學術和社會環(huán)境，跟大陸有類似之處：執(zhí)政者長期以來處于追趕先進國家的壓力，講求立竿見影的成效，不管是各種工程建設，乃至大學里面的學術追求，都明顯向理工自然科學傾斜。表面上，大家都說人文學科很重要，實際上，人文學者在學界與社會上的發(fā)言權逐漸式微，人文學科很明顯地被邊緣化。

　　三年前，我也在此地作了一個報告，談二十一世紀人文學面臨的一些挑戰(zhàn)。當時所談的是新世紀人文學科的問題，我提出了三個問題，與北大師友們切磋、請教：面對數(shù)字化時代，人文學科如何因應；
當學術界高唱國際化時，人文學科碰到什么樣的問題；
在整個學術走向跨領域整合的情況下，人文學者又該如何響應。

　　二、從臺灣的幾項人文學發(fā)展計劃談起

　　回臺北以后，我生了場攸關生死的大病。在休養(yǎng)期間，朋友對我說：「你情況還好，能不能做些有助了解及提升人文學的工作�！褂谑牵�在前年八月，我接受了一項任務，重回臺灣教育部顧問室擔任行政工作，著手規(guī)劃人文社會學的發(fā)展方向。過去身為一個足不出中央研究院大門、非常專業(yè)的學者，雖然因緣際會參與了一些院外工作，但多是提供意見或從事審查的咨詢性角色。作為旁觀者，對整體學術的大環(huán)境了解還是相當有限。這一年多以來，由于職務之故，必須去了解學科之間的關系，視野較廣，感觸較多。今日藉此機會到中國人文學龍頭的北大歷史系，跟各位老師、同學報告我這段時間的心得和想法，并表達對鄧廣銘教授提攜后輩，及關切人文學發(fā)展的感念之意。

　　我曾在臺灣教育部顧問室擔任了十年的顧問，未曾涉足行政事務，但這次為便于工作推動，掛了個行政頭銜；
也因此一職務，必須參與幾項與我本身專業(yè)不同的工作：

　　第一，是設法增加人文社會學科的經費。在臺灣，教育部顧問室占教育部經費的比例很少，年僅新臺幣十二億左右，其中人文社會學科占的比例更少，只分配到八千萬新臺幣�，F(xiàn)任部長極希望提高人文社會學科在顧問室經費中所占的比例，所以我的任務之一，便是設法去「搶」其它學科或領域的資源。

　　第二，是設法透過計劃爭取經費，落實人文社會學科的發(fā)展。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規(guī)劃，通過層層審查，我們從今年開始執(zhí)行四個人文學科的「中綱計劃」。所謂「中綱計劃」，是為期四年的計劃執(zhí)行方案，經費從原來的八千萬增加到三億六千萬。這些經費當然很少，但顧問室所規(guī)劃的多屬實驗性、試探性、創(chuàng)新性的先導型研發(fā)工作；
透過先導性的試驗，才能較確切掌握未來實施的具體效果，也才能在各級學校全面推動。因為需要跟其它學科共同競爭有限的資源分配，所以需要更深入了解不同學科的工作內容，與學科間的差異。

　　第三，是檢視研究型大學推動人文社會學科的成效。從去年起，教育部推動「五年五百億計劃」，由政府每年提撥一百億，支持包括臺灣大學等十二所經審查選定的研究型大學及重點研究項目，希望能夠躋身亞洲頂尖或國際一流。臺大所得經費最多，一年三十二億，大約相當于七億五千萬人民幣。五年五百億是相當龐大的經費，核定時多由理工為主的學�；蚩葡禒幦〉�，本應以理工發(fā)展為主。然而，現(xiàn)任部長要求獲得「五年五百億計劃」支持的學校，必須同時兼顧人文社會學科的發(fā)展；
雖然沒有明文規(guī)定，但原則上希望這些學校，將十分之一的經費，用以支持人文社會學科。

　　在去年十一、二月間，我與許多位專家共同考核這十二所學校第一年計劃執(zhí)行狀況，針對這些學校的理工與人文發(fā)展作整體評估，我負責的是人文領域。由于訪視報告將成為未來調整學校經費的依據，各校都相當重視，但我們在考核中發(fā)現(xiàn)，各校對人文學科的經費支持不足，而人文學科本身也存在太多需要檢討、反省的問題。

　　有鑒于此，行政院最近著手規(guī)劃一項人文社會學科的五年發(fā)展計劃，我也參與其中。這項工作，主要透過了解以往人文社會學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問題，設法增強其體質，使之正常發(fā)展。

　　基于上述種種工作經驗，我認識到臺灣人文社會學科所遭遇的困境，亟思以后人文學科應該如何發(fā)展，才能改變這些狀況。今天所討論的「臺灣人文學發(fā)展」問題，可能與很多人預期中的想法有落差，但我愿本著務實的態(tài)度，就實際工作中所觀察到的問題，和自己的想法，向各位報告。

　　三、人文學科弱勢的外在環(huán)境

　　人文學科在大學教育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在臺灣，任何一個大學校長都會說人文學科很重要，應該重視。但若進一步追問人文學科為何重要？只會得到諸如「人文素養(yǎng)的養(yǎng)成」、「視野的開闊」等空泛的理由；
但既然人文教育是如此值得重視的問題，為什么其重要性需要一再被提起，卻依舊沒有成效呢？這必須從臺灣的中等教育體系日漸狹隘開始談起。

　　原本高中教育應是全面的學術訓練和教養(yǎng)學習。不幸地，在考試制度下，要選讀大學理工、醫(yī)農跟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在高中二年級時就分組了。高二分科以后，學自然科學的，就不太學人文；
學人文的，也很少去了解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過早分流、分科，本就不利于大學教育，而當學生進入大學之后，這種分科意識更為強化。大學所有系所的主管，都認為本科最重要，為了增強學科競爭力，便不斷加強專業(yè)學科所占的學分比例，除了128個畢業(yè)學分之外，有些院系更要求他們的學生多修學分，或加重本科專業(yè)必修學分數(shù)，其結果便造成了學生專業(yè)性很強，視野卻相對窄化了。其實，大學應該是養(yǎng)成學生寬廣的學術基礎，才會對其未來發(fā)展有所幫助，若自始就訓練學生在狹窄的領域中鉆研，便只能成為單一學科的專家而已。

　　臺灣各大學為彌補此缺陷，積極推動所謂的「通識教育」，也就是大陸的「素質教育」。然而，臺灣通識教育的發(fā)展和歐美不同：歐美的通識教育著重核心能力的訓練，旨在培養(yǎng)大學生寬廣的視野，目標明確；
但是臺灣的通識教育，則是從早期的「共同必修科」發(fā)展而來的，具有思想教育性質。所謂「共同必修科」，就是大學生必修的「國父思想」、「中國現(xiàn)代史」、「中國通史」、「國文」、「英文」等課程。在特殊時代里，由政治力所主導的課程，除了知識外，更強調思想教育。好比，「中國現(xiàn)代史」就是講國民革命史，偏偏這方面的史料未開放，政治忌諱多，研究成果不足，學術性很弱。

　　共同必修科老師的專業(yè)背景不一，學術素養(yǎng)不齊，有時更不乏黨工人員濫竽充數(shù)。當時，就歷史學而言，學問好的老師留在本系、研究所教授，指導博士班的更是一流的老師，到外系教「中國通史」、「中國現(xiàn)代史」的，往往是資歷較淺或研究素質較低的老師，學術水平有限。這些科目中，部分教材全校一致，甚至全部大學通用統(tǒng)一的課本，課程內容枯燥乏味、流于八股、毫無生氣。對只重視專業(yè)性的各學科教師與學生而言，這些課程索然無趣，卻又無法逃避。強迫學習的結果，反而讓學生越來越抗拒這些課程；
但若因為這種無聊的科目而使學生掛科，又將影響學生前途，引發(fā)很多連帶問題，因此，老師不得不降低學科的要求，讓學生及格。這種情況師生間心知肚明，共同必修科便慢慢被視為營養(yǎng)學分。其中，人文學科在這些課程中所占比例很高，但課程設計和內容普遍缺乏學術深度，大部分的老師又不認真教學，久而久之，學生就看不起這些人文學科的課程，連帶也越來越輕視人文。由此可知，在大學教育中，人文通識課程雖然重要，但是在臺灣實際施行的過程中，卻反而對人文學科造成很大的傷害，后遺癥存留至今。

　　人文學科在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困境，和整個社會與教育體系的價值認知有密切關系。在一般人的認知中，人文學科只是討論、觀察與人有關的事物，是無形的，也沒有具體可見的改變或發(fā)明、專利等成果。此外，部份人文學者缺乏課程的設計、規(guī)劃，講課內容過于空泛，也有部份雖然認真教書，但講課內容卻過于艱深或零碎。這些上課方式，往往讓講究效率與成效的其它學科師生輕視人文。加上近年來提倡國際化、數(shù)字化，人文學科找不到立足點，便使人文的弱勢現(xiàn)象更為明顯。近十年，這種弱勢的情況更急遽惡化。

　　人文學科的弱勢，特別表現(xiàn)在下列幾方面：首先，人文學科教師授課的時間，較其它領域教師多。目前，大陸教授還可以享有上課時間不多，自己研究的時間較多的待遇。然而，臺灣各大學教授每周授課時數(shù)在八個小時以上，副教授九個小時，助教授更高達十個小時。如果時數(shù)不滿，就會被轉為兼任，因此，形成最低授課時數(shù)要求（目前若干研究型大學已有調整）。在通識教育的三十二個學分中，多數(shù)是人文學科，由中文、歷史等人文系所教師負擔，如果再加上夜間部（現(xiàn)改名為推廣進修班）或研究所的在職進修班等的學分需求，每一個教授的負擔量都很重。有些情況嚴重的學校，人文學科教師每周上課時數(shù)，平均比自然科學教師多六個小時，尤其是中南部的大學，教授的授課時數(shù)甚至跟高中老師差不多，這樣的情況必然影響該校人文系所的研究成效與質量。

　　其次，理工科系是以實驗室為據點，由大教授帶小教授、博士后、博士生、碩士生所組成的研究團隊，這個團隊所發(fā)表的文章，凡參與者都可署名，教授當然也可以掛名，一路掛下來，有時一篇國際合作的文章，掛一百多個作者的情況都所在多有。在理工科，主持實驗室的教授扮演提出問題、組織定期討論、爭取資源等角色，一年下來，研究成果、數(shù)量非常多。反觀人文學者，多是單打獨斗，每個人都要花費相當多時間去收集數(shù)據，整理文獻，建立架構，乃至撰寫內容。即使教師花了很多時間指導學生的論文，學生的研究仍不能算是教師的成果，因此，在業(yè)績量的檢討時，人文學者的付出雖多，成果卻比理工科少得多。

　　再者，就是學術評鑒標準，這點人文學科跟自然學科有極大不同，我參與訪視獲得五年五百億計劃支持的學校時，感受最為明顯。自然學科各期刊的學術地位較為精確、明顯，排名很清楚。學校據以制訂經費獎勵機制，學術表現(xiàn)到什么程度，能獲得多少經費獎助，較少異議；
但是人文領域沒有類似標準，就鮮能得到獎勵。當問到這些學校校長為什么不支持、獎助人文學科？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人文學科客觀的標準在哪里？我不知道哪一個好，該怎么獎勵？如果能說出哪一個刊物是好的，發(fā)表在哪一個刊物的文章是有價值的話，我可以支持�！箤嶋H上，在臺灣的確沒有大家公認的標準，我相信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另一方面，人文學科解決的是殊異性的問題，自然學科解決的是共通性的問題，彼此的差異性很大。人文學強調專書寫作的重要，因為重視體系的建立，單篇論文的組織性和整體性是不夠的；
自然科學則每分鐘都在比賽成果，發(fā)表以論文為主，幾乎完全不看重專書。同時，人文學到目前為止，仍重視個人聰明才智和研究能力；
理工科，除了數(shù)學和某些領域外，基本上都是團隊研究，這些團隊越滾越大，發(fā)表的論文越多，在這個領域所占的地位就越重。從這個角度來看，兩者差異性很大，但這種差異的表現(xiàn)卻不受重視，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同時，理工科系設有許多獎項、榮譽，人文則很少，但論文、獎章卻是評比成績的重要基礎。尤其自然科學以在各領域國際學術期刊所發(fā)表的論文為評比基礎，標準較為明確，而人文學者的討論往往具本土或區(qū)域性，不易用外文表述，也較難有客觀的評量標準，加上人文學科文章的好壞，不易判斷，也不能在短時間之內看到文章的影響力。因此，在爭取各類獎項和經費時，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的差異就很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教育部和國科會平均一年投入新臺幣三百億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經費中，人文社會學科所占的經費比例，由原來的不到18%，降到現(xiàn)在的13%，但人文學科跟自然學科的教師總數(shù)卻差不多，都在兩萬多人左右，學生總數(shù)亦然。自然科學的學生從1995年的十六萬三千人，增加到2005年的五十多萬人，人文學科的學生從1995年的十七萬四千人，增加到2005年的五十七萬五千人，二者比例相去不遠，但是人文學科的經費卻不到自然學科的五分之一，落差相當明顯。

　　臺灣學界有幾個比較重要的獎項，如教育部的學術著作獎，從1997年到2005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只有十三個人得到，占總數(shù)的18.3%，自然科學有五十八個人得到，占81.7%；
國家獎座，從1997年到2005年，人文只有二十一個人得到，占24.7%，自然科學有六十四人，占75.3%；
大致上，自然學科都占四分之三以上。近十年來，臺灣的國科會為了增強研究的實力，推動了二個卓越計劃，希望把一些研究主題推向國際一流的水平。在卓越計劃中，理工總共有二十八個計劃，拿到六十五億臺幣的經費；
人文的只有五個計劃，得到七億五千萬經費，所占比例只有理工的11.6%而已。后卓越計劃，理工一共有二十九個計劃，得到三十億，人文有六個計劃，得到三億，只占9.8%。最近公布的杰出研究獎，在三十五位得獎人中，人文學科大概只有七、八位。此外，還有國家型計劃，是由國科會所規(guī)劃，希望不受既定經費比例限制，以推動與國家發(fā)展相結合的重要學術工程，目前共有八個計劃，只有半個算是人文學科，就是結合人文跟信息的「數(shù)字典藏計劃」。從以上這些數(shù)字，可以看到臺灣政府在高等教育與研究投注上，無論經費或獎項，人文學科所占比例都是偏低的。

　　在學生培育上，人文學科也居于劣勢。政府為鼓勵資優(yōu)大學生出國，提供優(yōu)厚的獎學金，有菁英、千里馬、學海飛揚、學海惜珠計劃等等，人文領域所占的比例也一樣低。我在顧問室為人文學科所做的，就是要求各項出國獎學金計劃中，人文學科的比例應該提升到30%。如此一來，人文學科的名額增加了不少。但說來慚愧，人文學科的學生卻沒有積極爭取這些機會。為什么呢？因為出國要托福考試、日文檢定考試，不管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人文學科的學生很少具備足以通過外文資格考試的能力，最基本的一關過不了，自然無法申請。碰到這種情形，難免會有很深的感慨。當我們盡力去爭取這些名額和經費時，卻沒人報名，十分難堪。所以，我要提醒人文學科的學生，你自己沒有準備是不行的。

　　四、人文學科弱勢的內在原因

　　回過頭看，人文學本身也有問題。我們不能老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面對人家的質疑，自己卻提不出解答，怎么能得到人家的支持，爭取公平的資源？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有許多人文學者還停留在把自己當作文人，希望以自己的風范來影響下一代的想法，不講求方法，或以有效率的訓練引領學生進入專業(yè)領域。我以前碰到一些老師，上課講的都是一些隨感式的話題，沒有具體的方法、訓練或要求，私下向老師請益、討論反而受用。這在菁英教育的時代，有其意義，但現(xiàn)在大學已相當普及，不講究訓練是不行的。

　　其次，人文學科從本科生到碩士生、博士生都欠缺具層次性的培訓計劃。一個老師在碩士班的講課內容，常和他在本科的內容相去無幾。本科班的要求是什么？碩士、博士的要求又是什么？并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人文學科的學生所受到的訓練便顯得不足。

　　從這個角度來看，便不難了解為什么在臺灣很多家長和人文學者，要鼓勵他的子弟、學生出國，或者為什么對年輕人來說出國留學是重要的。除了部分崇洋心理之外，在國外從本科到碩士、博士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學術要求，目標明確。我常對學生說，只要在學習的某個階段中，當過一次我的學生就夠了。如果一直在我的模子里面，以后的視野就會很狹隘。學生應該從不同的老師身上，接受不同的觀點和訓練。

　　再者，對很多人文學科的教授來講，有授課時數(shù)的壓力，有時一周要上十幾個小時，授課負擔繁重，常成為沒有好的研究成果的托辭。但實際上，研究是需要動力的，動力強、能力好的人所做的研究，跟完全沒有動力的人相比，差別是很大的。以我在日本所見，有很多研究中國史的博士，沒有找到專任工作之前，需要到很多學校輪流兼課，卻并未因此打消從事研究的興趣，每年仍舊發(fā)表一定數(shù)量的文章，甚至自費參加各式各樣的討論會。日本學術界表現(xiàn)整齊，主要正是整體研究動力旺盛所致，而非一、兩個人特別突出而已，足見研究動力是影響學術表現(xiàn)相當重要的因素。

　　又以我自己的觀察，人文學者尚未打破學術的狹隘性，就像我自己只能做南宋的部分，不易跨出其它朝代，這正是背景訓練不足所致。我自認對于數(shù)據解讀、材料收集能力較強，至于其它的能力就顯然不足，因此很難向外延伸�？墒牵�這幾年來，跨學科整合越來越明顯，學術界也越來越重視寬廣的視野和能力，缺乏整合的學科，就很容易淪為弱勢。比如當前的生命科學，從基因研究發(fā)展以來，動物學、植物學等學科，如果沒有跟生命科學結合，其實就是另外一種形態(tài)的人文學科而已。生命科學、基因學都不是單一學科，而是眾學科結合的跨領域發(fā)展。我曾參與的數(shù)字典藏計劃，也是一例。人文學沒有能力處理信息問題，信息科學對人文學也不了解，如果各自去做，許多難題便無法解決。透過這個計劃，互相學習，彼此調適，最終就能跨出各自的藩籬，得到好的發(fā)展。

　　雖然，目前人文學科的學術訓練仍過于重視專業(yè)，缺乏較廣視野，要跨入其它領域并不容易，但還是要面對現(xiàn)實，努力尋求解決之道。

　　另外，人文學科的研究，單打獨斗的情況很明顯，不容易建立團隊。理工科透過實驗室形成團隊，主持人組織人力，爭取經費，讓優(yōu)秀學者加入，形成整體力量，主持人在該專業(yè)領域具權威性。目前，這在人文學科仍很難做到，然而面對新情勢的發(fā)展，我覺得未來人文學者也應在尊重獨立、個體研究之余，開展團隊性研究計劃，以建立研究優(yōu)勢。各學校系所或研究機構，不可能在所有領域都占有優(yōu)勢，但只要有幾個領域具備優(yōu)勢，在國際間，一談到這個領域，就想到你的團隊，這就夠了。

　　五、破繭而出──突破臺灣人文學困境之道

　　既然已經看到臺灣人文學科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改變又是什么？其實，能做的還是很外部，比如增加經費、增加資源，增加推動的力量而已。

　　目前在臺灣，我們所做最重要的，是基礎建設，如購買圖書數(shù)據，增加人力等。自然科學研究要靠儀器設備，有些設備非常貴，而且升級、淘汰速度較快。人文學科除了腦筋以外，就是要數(shù)據，但圖書文獻即使過了三、五十年，只要能被利用，就能持續(xù)發(fā)揮效益。比方說，建一個同步輻射加速器，需要一百多億，用的只有幾十個人，雖然可能發(fā)表出幾篇有價值的論文，但畢竟用的人不多。若要建新一代的同步輻射加速器，還需要更多的經費，但相信能用上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如果這些經費能購買人文學科的圖書數(shù)據，說不定可以為人文學創(chuàng)造更多的可能！國際上重要、有分量的大學，圖書數(shù)據勢必相當豐富，美國國會圖書館有一千五百萬冊，哈佛大學圖書館大概有一千三百萬冊，但臺灣各校圖書最多的臺灣大學，卻只有三百五十萬冊。一個藏書僅三百五十萬冊的大學想要進入世界一流，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必須要大量增加圖書的資源和涵蓋的范圍。

　　臺灣目前計劃從以下幾個方面充實人文圖書資源：第一，大量購買數(shù)據庫。國科會最近買了五種歐美文史的數(shù)據庫，讓臺灣的每一個大學都可以使用。集體購買有議價空間，相較于個別學校單獨購買，可以省新臺幣十億以上的經費，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圖書館很快就可以增加了三十八萬冊的西文圖書。這么一來，在臺灣做西洋史的學者就有更便利的研究條件，不必一定要到國外去看圖書與文獻數(shù)據。況且，即使到了國外，短時間內能看的數(shù)據也很有限，有了數(shù)據庫，現(xiàn)在學者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就能做研究。

　　其次，是購買專題圖書，又可分成兩部分。從去年開始，國科會人文處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規(guī)劃了購買主題圖書的計劃，由人文處組成團隊，規(guī)劃如域外漢學、古代文明等三十幾個主題，由大學相關系所結合圖書館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后購買這些資料。各主題投入新臺幣九百萬左右，把涉及該主題最重要的數(shù)據，分二至三年買齊；
如果能購足該主題所涉的主要數(shù)據，就能把研究做得更好。第一年，政府投了一億多經費，大概有三十五個主題。九十六年度，預計規(guī)劃另一個四年計劃，投下更多經費。其次，教育部最近成立了五個區(qū)域教學資源中心，也用以購買圖書，以支持臺灣北、中、南、東地區(qū)的各大學教學研究之用。在臺灣北部，特別是臺北市，得天獨厚，擁有豐富的研究資源，其它地區(qū)則相對弱勢，因此這個計劃打算以四年的時間，加強這些地區(qū)的圖書資源。有了足夠的圖書文獻，才能夠要求學生寫好報告，要求教授寫好論著、做好研究。這是目前所做的初步工作。

　　充實圖書資源之外，是培育高中優(yōu)秀人文學生。前面提到，臺灣人文學科學生從高中以來就處于弱勢，臺灣很多家長和老師，都期待他們的子弟未來向理工科發(fā)展，很多高中都有數(shù)理資優(yōu)班，我想大陸的情況或許也一樣，但人文學科卻完全沒有類似的培育計劃。五年前，國科會規(guī)劃成立高中人文資優(yōu)營，邀請知名學者在寒暑假，為高中生教授重要的人文課程，成效良好。兩年前，顧問室在三個最重要的高中：北一女中、建國中學、中山女中試辦人文菁英班，由一所知名的大學負責指導，效果比想象中更好。在推動的過程中，讓這些學校人文學科（歷史、地理）的老師，突然覺得受重視，鼓舞他們培養(yǎng)下一代的企圖心。由于效果很好，受到各界的重視，今年我們計劃增加臺南一中、臺中一中和宜蘭中學三個學校，以后再逐年增加，希望透過有效的訓練，提升學生在課本以外的人文能力，包括做田野調查報告、訓練寫作、增強英文能力等。

　　目前，這個工作最難的部份是說服家長。家長都很擔心孩子讀了人文以后，就業(yè)困難、沒前途。實際上，人文不見得沒有發(fā)展，重點在是否能給學生有效訓練，打開他的眼界。學歷史的人，除了研究和教學外，也可以有其就業(yè)途徑，只要有能力，走其它領域都沒有問題，關鍵是能力和視野的培養(yǎng)。作為人文學科的老師，就是要重視能力、方法、視野和胸懷的培養(yǎng)，而不是狹隘的傳授專業(yè)知識而已。有些學生的興趣在人文方面，但家長擔心他們的前途，硬是讓他學自然科學，對子女的成長是不好的。我女兒讀的是自然科學資優(yōu)班，他有許多同學的父母親一定要讓她們讀醫(yī)科，有不少讀了醫(yī)科以后，痛苦得不得了。他們志不在此，但為了勉強實現(xiàn)父母親的心愿，辛苦準備，反而把自己推入進退維谷的深淵。由于臺灣的父母親太在乎子女未來的就業(yè)與前途，所以用心說服家長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另外，臺灣博士班的學生獎學金不多，而博士生多半年近三十歲，也不能再事事仰賴父母，因此有不少人花很多時間打工，因而影響到他的研究。為了改善這個現(xiàn)象，需要推動青年學者培育計劃，如歷史博士班的學生，可以申請到中央研究院寫博士論文。此外，各相關機構也都有支持人文學科的計劃：國科會提供一百個名額給博士生，每月提供新臺幣三萬五千的經費，讓學生能專心完成博士論文。未來，則規(guī)劃設置部份人文學科的博士生獎學金，讓他們在3年內有足夠的時間修完課程、寫好論文。博士班畢業(yè)后，可以到中央研究院或其它學校進行博士后研究。同時，也期待各學校減輕年輕教師的教學與行政負擔。目前，臺灣有不少大學實施這樣的機制：一個拿到博士學位的助理教授，如果六年或八年內沒有升等，就不再續(xù)聘。但是，如果一個年輕的老師有這么多的授課時數(shù)壓力，又怎么會有時間寫論文、實現(xiàn)升等呢？倘若沒有配套措施，這機制到最后就毫無意義，因此，現(xiàn)在有些學校采取新進教師可有半年暫不授課，或者減輕授課時間的做法。

　　教育部也有幾項積極的措施，如要求五年五百億的研究型大學，增加人文社會科學的經費比重，以及推動自今年起實施的四個新中綱計劃。其一，是跨領域、新興議題的計劃，包括新移民的問題、醫(yī)療專業(yè)與法學專業(yè)教育、科學與社會學的問題(STS)，強調人文與自然科學對話；
其二，是通識計劃，透過通識課程，加強人文精神在大學的貫徹。其三，是人文革新的計劃，規(guī)劃跨學科的學程及增強數(shù)字信息在人文領域的發(fā)展。在臺灣，數(shù)字發(fā)展很快，但數(shù)字內容獨缺。已經進行了5年的數(shù)字典藏計劃，有幾百萬筆的數(shù)字化數(shù)據，卻未能充分利用。在數(shù)字時代里，創(chuàng)意其實還是來自人文，但由于缺乏人文學者的參與，典藏數(shù)字化的內容尚未有效利用，使得網絡世界欠缺富文化性的內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了人文學者參與，勢必能激發(fā)更多創(chuàng)意，反過頭還能帶動信息發(fā)展。因此，教育部特別推出這個計劃，透過課程、學程的安排，以提升人文師生掌握數(shù)字信息的能力，讓下一代不論研究或就業(yè)，都可以有更大的發(fā)展空間。

　　最后，就是支持臺灣人文藝術的計劃。這十年來，不管是國民黨執(zhí)政還是民進黨上臺，都非常強調臺灣研究的重要，但多是虛晃一招。政府增設不少臺灣文史系所，卻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持，大學當局也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表面上看起來，臺灣研究很蓬勃，實際上仍處于政策推動層次，學術水平有待提升。確實，臺灣經驗非常重要，但臺灣研究不能停留在口號式、政策式，或感性式的層次，而要落實到學術層面上，才有發(fā)展空間。因此，教育部設計了許多提升教學與研究的辦法，來推動此一計劃，希望有助于提升臺灣研究的環(huán)境。

　　為了有效提升人文社會學科的教學與研究質量，教育部現(xiàn)正著手規(guī)劃一項高層次的五年人文社會學科發(fā)展計劃，希望在未來五年內，大力支持人文社會學科的成長，包括增聘老師、減少授課時數(shù)，培育人文菁英，充實研究能量，提升教學質量，及建立有效的研究團隊等，都在研究規(guī)劃當中。其中，最需要強調的，是對冷門學科的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涵蓋面其實非常廣，新聞學、傳播學、商業(yè)、企管、管理學、法學等等，都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范疇，但是發(fā)展計劃需要著重的是政府長期關注與保護的冷門人文學科�；�礎學科，強調的是最原始的學術原理原則的訓練，是各領域學術永續(xù)發(fā)展的基礎，在競爭激烈的現(xiàn)代，如果只注重熱門學科，忽略冷門的基礎學科，許多學術的發(fā)展失去了根，學術傳承就會受到影響，從而限制了未來的學術發(fā)展，因此必須加倍投入關注。教育部也希望能夠對人文社會科學建立較客觀的評比機制，這個工作須要溝通不同領域，不能急于求成。同時，除了要在臺灣內部建立共識之外，更要與華文世界或者國際漢學界共同建立一致的評量準則。

　　此外，很重要的一項，是要加強推動通識課程中培養(yǎng)核心教育的能力。臺灣通識教育有幾個階段：最開始是前面談到的共同必修科，到后來就轉變?yōu)橐匀�人教育、生活教育為主的通識教育。為了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甚至連「寶石鑒定」也變成一個科目，但這些課程缺乏學術內涵，反而讓學問庸俗化了。又如邀請知名人物如李遠哲主講通識講座，然而，這類課程都是大班上課，必須有完整的課程設計、引導學生學習與評定學習成效等配套機制才會有效，否則不如讓學生確確實實選修歷史系所開設的課程，讓學生了解歷史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不是空泛的知識，這樣才能對人文歷史有較完整的認識。同時，人文學科的老師上通識課，內容和方法也不能像在本科教學那么專深，要有靈活變化�？偠�言之，通識課程的改進，仍是當前臺灣大學院校教育中，亟需增強的一項工作。

　　六、結語：反省與期許

　　面對人文學所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還是人文學者自己要有檢討改進的動力。即使爭取到經費，若是人文學科的教授卻對困境沒有領悟，而把經費當作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不知有效規(guī)劃運用、毫無節(jié)制，五年下來，人文學的處境可能更糟。在當前的學術環(huán)境中，經費增加，固然有利于人文學科的開展，但更需要人文學界從教師到學生有改變的動力，才能扭轉劣勢。二十世紀初，中國在各方面都處于艱苦的環(huán)境，但正由于第一代人文學者無限的希望和動力，引導了社會、政治走向，開展了各領域的學術方向，也贏得社會的尊敬。為什么現(xiàn)在的狀況不一樣呢？難道，經費的多寡就決定了人文學科的前途嗎？人文學者應該作出自己的檢討。我想這不只是臺灣人文學界的問題，也應該是中國大陸人文學界同樣面臨的問題。

　　臺灣獲得五年五百億計劃支持的學校，全�；蛐�內某些領域為了邁進世界一流，被要求著手建立明確的獎勵和淘汰機制：如果教師表現(xiàn)不好，該淘汰的就要淘汰；
不淘汰的話，就刪減該校下年度經費。這種機制，將對人文學者產生影響。不過，目前看到能產生淘汰效果的系所，學科研究能力都很強，比如臺大醫(yī)學院，學術表現(xiàn)整齊，論文好壞也都很清楚，表現(xiàn)不佳的教授較易被趕走。反而是最弱的人文學科，由于缺乏客觀的評量標準，一時很難建立起淘汰機制，成為被批評的重點。

　　同時，有了經費，如果不能妥善運用，也無法增強研究能量。目前得到五年五百億計劃支持的大學，校長多是自然學科出身，不了解人文社會科學。所謂支持人文學科的作法，通常只是把經費交給文學院，讓院長去處理，院長多按人頭分給各系所，不愿得罪人的系所主管也按人頭或依需要分配經費。由于缺乏有效機制，最后分下去的經費根本就產生不了作用。好比有個學校，校長很愿意在經費上支持人文學科，給文學院十個博士后的名額，立意很好，但文學院長未善加規(guī)劃，只是就教師需要分配名額，當然看不到成效。所以如此，是由于人文學科長期以來習于單打獨斗，沒有建立、規(guī)劃研究團隊的經驗，以致不知如何合理有效地運用經費，也就很難產生具體的成果。因此，人文學科也應該嘗試建立如自然學科一樣的研究團隊，從小團隊開始做起，同時藉此走出各領域的專業(yè)，進而邁向跨學科整合�，F(xiàn)在是地球村的時代，人文領域更要走向國際化，互相交流，讓其它國家的研究者也知道你的研究情況與進度，進而彼此支持，互相合作，才能展現(xiàn)出人文學的研究成果，而不再屈居弱勢族群�？傊�，人文學者需要好好反省，重新思考如何再出發(fā)。

　　附記：

　　這篇文字，是我于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為紀念鄧廣銘教授百歲冥誕所做的報告，是我近年來參與推動臺灣高等教育中人文社會改進計劃的觀察和想法。這一年來，有些構想落實執(zhí)行，有些則尚待規(guī)劃與推動，而我則已離開所參與的工作，轉換跑道。如今，特別將這份口頭報告，整理成文字，就教于學界同道，更作為紀念鄧先生之用。

　　黃寬重敬識

　　二○○八、一、卅

　　【說明】此文是根據2007年春黃寬重先生為紀念鄧廣銘先生百歲華誕在北大歷史系所做的專題報告整理而成的。特別貼在這里，供關心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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