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在國家理論研究中，美國學者道格拉斯·諾思分析過關于國家機器的兩種理論――“契約國家”理論與“國家掠奪”理論（或稱“國家剝削”理論）�！捌跫s國家”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這一理論認為，國家是公民達成契約的結果，契約界定國家公權力行使的邊界，也限定著每個人相對于他人的活動邊界，這就為個人自由提供了空間�！皣�家掠奪”理論或“剝削”理論則認為，國家是某一集團或階級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該集團或階級的利益向其他集團或階級的成員榨取收入。馬列主義是堅持這種理論的代表，其經典作家將掠奪國家或剝削國家理論發(fā)展到極致。恩格斯認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zhèn)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1]列寧進一步強調：“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迫使一切從屬的階級服從另一個階級的機器。”[2]正是在這種“剝削國家”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實現了國家政權的一次歷史性更替。諾思認為，這兩種關于國家的理論都不全面。他提出了使兩者統(tǒng)一起來的“暴力潛能分配”理論，假如暴力潛能可以在主體間平等分配，便產生契約國家；
而暴力潛能在主體間的不平等分配，就會產生“掠奪國家”。[3]在諾思看來，現代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guī)則”，如果沒有這樣的規(guī)則和約束，“我們將生活在霍布斯主義的叢林中，也就不可能有文明存在�！盵4]對60年前“土改”的回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的政策體現了哪一種國家制度的建設。

　　一、訴苦：“預熱”革命斗志

　　中共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通過服務于階級斗爭的社會分層，確立了農村社會中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即罪犯）；
貧雇農被動員起來，向階級敵人進行最殘酷的斗爭；
“訴苦”，則是新政權將貧苦農民納入到黨所規(guī)劃的農村階級斗爭的心理動員技術。

　　郭于華、孫立平曾討論過革命政權重塑下層農民國家觀念的重要機制――“訴苦”。在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現代公民形成的過程；
而在中國，貧苦農民是通過“訴苦”以確認自己的階級身份，從而形成國家觀念。這種國家觀念是一種“感恩型國家觀念”。每個個體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階級中的一分子”和相對于“國家”的“人民”或“群眾”。革命政權通過“訴苦”這種國家儀式和權力技術，在貧苦農民心中植入階級仇恨，從而“預熱”革命斗志，為徹底打碎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的秩序結構埋下伏筆。在“訴苦”過程中，一方面把苦難的一切根源歸咎于“萬惡的舊社會”而建立“消極的國家形象”，地主階級則是這種“消極國家”罪惡的總代表；
另一方面，通過“翻身”意識等建立“積極的國家形象”，毛主席、共產黨是貧苦農民翻身得解放的“大救星”。[5]

　　本文以湖南省溆浦縣的“土改”為解剖對象。該縣的“土改”運動經過了訪貧問苦、扎根串連、斗爭地主、分配勝利果實等步驟。中共溆浦縣委先在大江口搞“土改”試點，經過一個多月的試點后，隨即在全縣開展激烈的“土改”運動。毛澤東后來對“土改”的經驗作了一個總結：“我們形成了一套具體的辦法，就是：訪貧問苦，物色積極分子，扎根串連，團結核心，進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展開階級斗爭。”[6]

　　曾擔任溆浦縣橋江區(qū)“土改”工作總隊副總隊長的郭靜秋，系溆浦本地人，1948年6月畢業(yè)于湖南大學，1948年10月隨南下工作團回溆工作。他回憶當年“土改”時說，“土改”工作隊干部進入村莊，要求與貧雇農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進行訪貧問苦，以贏得貧苦農民的信任，再摸清底子，為斗爭地主、順利開展土改做準備。

　　1951年12月，溆浦縣委在棗子坡省立九中（引者按：現溆浦一中）召開三級干部大會，布置了全縣土改工作。大會結束后，1,000多名土改干部奔赴各區(qū)鄉(xiāng)，開展土改運動。這時，我從（縣政府）文教科抽出派到橋江區(qū)擔任土改總隊副總隊長，諶鴻章（引者按：時任縣長）任總隊長，橋江區(qū)委書記于永起也是副總隊長。不久，我下到址坊村蹲點。

　　址坊、油洋一帶是窮山溝，過去曾是土匪出沒的地方。這地方的農民很窮很苦，一年到頭難得吃上幾頓白米飯。這里的貧苦農民受地主、土匪的剝削和壓迫極深，苦大仇深。

　　工作組到達址坊村的第二天，即召開全保貧雇農群眾大會，宣傳土改政策，布置安排工作。散會后已近傍晚，北風呼嘯，且雨夾著雪。我的住戶是個窮得叮當響的貧農，一家4口人只有一場破棉絮。我自己帶的被子很薄，一件大衣蓋在被子上，半夜被凍醒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才知道夜里下了一場大雪。我穿上從財政科借來的一件棉大衣，又去訪貧問苦。一些低矮的貧雇農家被埋在大雪中了。我踏著深深的積雪，一步一個洞，挨家挨戶向貧雇農問寒問暖。那時天氣雖然寒冷，但心里是熱乎乎的。

　　經過幾天的訪貧問苦，便召開訴苦會，從小組訴苦到大會訴苦，用活生生的事實教育農民。逢到夜晚開會，農民提著燈籠來參加。訴苦是為了引導群眾進入斗地主階級的氛圍中來。群眾倒盡了苦水，斗爭情緒高漲了，就可以由農會干部打鑼召開斗爭大會了。記得每次斗爭大會，全場憤怒；
在這種情況下，容易發(fā)生打人的事。這時干部必須善于引導，使運動健康發(fā)展下去。[7]

　　“訴苦”是黨對貧苦農民的一種強制性動員�！巴粮摹备刹可钊氲酱迩f后，通過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培養(yǎng)“土改根子”或積極分子，為批斗地主作準備。群眾認為地主有3種：“草鞋地主、勞動地主和剝削地主�！盵8]有的貧苦農民剛開始時認為地主并不壞，在鄉(xiāng)村與大家相處和諧，沒有必要批斗。因而“土改”干部進入鄉(xiāng)村社會后開始并不為鄉(xiāng)村社會所認同。有不少“土改”干部一開頭遭遇過農民的防范和冷淡，一些貧苦農民并不歡迎“土改”干部在他家里吃、住。這使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土改”干部多少感到灰心喪氣。但為了革命工作，他們要硬著頭皮堅持下去。那些被干部發(fā)現和培養(yǎng)的“根子”，在革命思想的啟發(fā)下，很快成為“土改”中的急先鋒。

　　“訴苦”一般有貧苦農民向與其“三同”的“土改”干部訴苦、在家庭訴苦會上訴苦和在批斗地主大會上訴苦等形式。溆浦縣七區(qū)麻陽水均坪十保在“土改”總結會上作了典型經驗報告，介紹了“土改”中訪貧問苦、“扎根子”、動員“訴苦”等具體經驗：

　　（均坪十保）4個自然村，在七區(qū)比較集中富裕，300多戶分為12個行政小組，1,434人。其中，地主27戶，富農9戶，中農74戶，貧雇農242戶、842人，其它11戶、90人。田土1,451畝，地主占田843畝，富農112畝，中農464畝，貧雇農226畝。

　�。üぷ鹘M干部1951年）11月23日到保，絕大部分深入到戶，一小部分留在農會。七組是個封建堡壘，有兩個院子，每院住七八戶，每院住兩個、三個地主，住在一起，都是姓向，都是一宗，祖先分家以來從來沒有搬出過。去找就找不到貧雇農，找到人連這院子有地主都不告訴你。干部跑到六組，從六組了解七組情況，利用矛盾來突破。知道其中有個姓肖的，是清反（清匪反霸）時搬進去的，必須找他。第二天（干部）去找（姓肖的），進門就問你來做什么，吃飯時五口人，只拿出五個碗，不留他吃飯。（干部）又回六組，決定從勞動上與他建立感情。第三天再去找，肖一見他就跑上山砍柴，干部跟上山，也跟他打了一擔柴，才開始說話，回家讓他吃飯，但苦還不敢訴，情況也不敢反映。第四天，兩個人睡在一個床上。一個被窩有五個大孔。王同志半夜把（自己的）棉衣給他蓋上。肖半夜醒來，兩個人談起來。王同志把過去被抓壯丁說出，正打動他的心，（肖）慢慢把自己過去從8歲給地主放牛，16歲被抓壯丁說出來，哭了，王同志也哭了。你也哭，我也哭，感情融洽了。但情況還不敢反映。（王同志）第二天回組匯報，很高興。

　　全保共扎12個正根，16個副根。……通過（根子）互相訴苦，互相發(fā)動，作用也不小。有一個根子，苦始終不說出來，在碰頭會上聽其他人訴苦，滿身抖，流出淚，終于訴出苦來�！�…通過根子，將家庭訴苦會開起來，提出一人有苦，全家有苦，一人翻身，全家翻身。

　　第二批串連后，又開第二次積極分子會，進入第三批串連，這時已是（干部）進保后的十八九天了。到三批共串連172戶，300多人，達到貧雇農總數85%了。聲勢浩大，勁頭高了。召開貧雇小組訴苦會，在會上通過典型訴苦，具體算賬，貧雇農覺悟進一步提高了。五個小組先培養(yǎng)四個（訴苦）典型：抓（壯）丁、逼租、逼債等。接著有19個訴苦，這時候行動要求高了�！�…準備召開貧雇農訴苦大會，全保貧雇農大會師，干部、根子都很重視，（如）開壞了，工作還要從頭再來。……在小組訴苦的基礎上，召開片訴苦會，目的是進一步提高覺悟，把訴苦大會變成整個貧雇農的要求�！�…在全保會開前，把全保典型苦主十八人找來開全�？嘀鲿�，首先自己介紹歷史，就很容易形成訴苦，大家覺得彼此的苦一樣，提高了階級覺悟。進一步說明訴苦是為了教育貧雇農，大家都重視了�！拔乙�不訴苦，大家不起來，我的仇也不能報了�！保�苦主們）一致說：“我們這幾個人的苦，也是全體貧雇農的苦�！苯又�，把苦的輕重安排好，第一個和最后一個苦（是）最典型的。……在這個基礎上，把（全保訴苦）會開了。因為大家都認識重要意義，本來規(guī)定早飯后開，天剛亮（人）都到了。主席團主席先把自己的苦說了，干部又加引導，共17個苦主，有16個訴得流淚了。有個訴到地主把他抓壯丁，妻子在家吃南瓜葉，還被地主趕出去，全場都哭了。有的還自動喊口號，冷風中站了一天動也不動，直開了一天，主席做了總結。[9]

　　黨通過動員貧苦農民“訴苦”，將農民群眾引導到徹底批斗地主階級的軌道上來。舊社會的一切罪惡，人們心中的一切不滿，都被集中引向地主身上。每個保被劃出來的地主，就成為該保群眾發(fā)泄所有憤怒的焦點。地主們注定要在仇視他們的新政權機器的專政中被徹底消滅。在“土改”運動中，貧苦農民被教導說，消滅了地主階級的剝削后，他們從此將過上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幸福生活”。

　　二、批斗：宣泄階級仇恨

　　美國學者黃宗智將共產黨的“土改”運動分為三種模式，第一種是1937到1945年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老解放區(qū)模式，第二種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共交戰(zhàn)區(qū)的模式，第三種是1949年到1952年共產黨執(zhí)政后的新解放區(qū)模式。[10]溆浦縣屬于新解放區(qū)，然而，該縣的“土改”卻很難歸屬為黃宗智概括的“溫和的”新解放區(qū)模式。黃宗智認為，1949年共產黨獲得勝利后的“土改”“變得比較有序和溫和”，事實并非如此。經過農民運動洗禮的溆浦縣，在“土改”中充滿了“土改”運動中常見的暴烈性和殘酷性。在“土改”中，殘酷無情的階級斗爭被普遍認為是革命的象征，任何對地主或富農的同情或溫和的苗頭，都會被視為背叛革命而遭到糾正、制止或打擊。正如黃宗智正確揭示的那樣，“作為人民的敵人，階級敵人的危害性要大于罪犯�！� [11]從地、富、反、壞四類分子的排序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黨通過有組織有步驟有紀律的動員，充分地激活貧雇農的階級仇恨，并將之引向被黨稱之為舊社會罪惡勢力的總代表——地主階級。在雷鋒這個被新政權樹立的最具廣泛影響的“榜樣人物”的身上，就集中體現了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和對革命同志的友愛的雙重人格。[12]

　　人性并不能以人性善或人性惡作簡單的區(qū)分，每個人的人性中或許都包含有善惡的因子；
換言之，人既可以為善，亦可以作惡。人性為善，就像甘霖，只恨太少；
人性為惡，如同洪水，勢不可當。在1949年以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政權之下，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受到了格外的贊揚和褒獎。被貼上階級敵人標簽、只占人口極少數的地主富農階級，勢必要在這場勢不可當的階級斗爭洪流中被全部淹沒。

　　殘酷無情地批斗地主階級，是黨動員貧雇農發(fā)泄階級仇恨的合法方式。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新政權不同，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并不滿足于它所統(tǒng)轄下的民眾向其繳糧納稅和表示政治忠誠，它還要在階級斗爭理論的指導下，徹底地改造乃至消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階級敵人——不管他們是否積極向新政權繳糧納稅并如何表示政治忠誠——以實現其偉大的“雄心壯志”。[13]地主、富農等被新政權貼上階級敵人的政治標簽后，他們的階級成份和家庭出身將他們釘死在歷史的罪惡榜上，除了等待新政權有計劃的專政和改造外，他們別無選擇——歷史上的遵紀守法、繳糧納稅和政治忠誠，已經遠遠不能令具有宏大革命理想的新政權所滿足了。新政權公開宣稱，國家法律決不保障階級敵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階級敵人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申辯的地方。面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他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都將喪失殆盡。

　　早在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中，打擊地主就成為農民運動的中心內容。熱衷于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總結了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9種方法：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游鄉(xiāng)、關進縣監(jiān)獄、驅逐、槍斃。[14]位于中國中部的湖南省一直是農民問題最嚴重的典型地區(qū)，也是農民運動最激烈的中心地帶。在1920年代，湖南各縣積極組織農會，將農民吸收到農會中來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毛澤東當年將湖南農民組織程度劃分為四等，湘中的湘潭、湘鄉(xiāng)和湘南的衡山為第一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位，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這是第四等”[15]。雖然與湘潭、湘鄉(xiāng)和衡山的農民組織相比，位于湘西的溆浦縣可能要稍遜一籌，但在湘西地區(qū)，溆浦縣卻是農民運動的中心，其暴烈程度決不低于任何地區(qū)。

　　溆浦雖位于交通閉塞的湘西，但革命烈火卻迅速蔓延到這個山區(qū)縣。1926年7月，北伐軍攻克長沙，湖南農民運動“風起云涌”。9月成立中共溆浦直屬支部。與此同時，省農運特派員李聲振到溆浦成立縣農民協會籌備處，不久正式成立縣農民協會。到1927年5月中旬，全縣共成立11個區(qū)農協（大的區(qū)分上、下區(qū)農協），44個鄉(xiāng)建立了35個鄉(xiāng)農協和200多個村農協。農協會員由1926年10月的1,965人猛增至2萬余人，其中雇農、佃農、半自耕農占80%，受黨直接領導的農民群眾達10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16]各區(qū)、鄉(xiāng)農民協會相繼開展對土豪劣紳的斗爭，“農會成為農村唯一的權力機關，事無大小都歸農民解決，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17]

　　表1：
1926年11月份湖南省各縣農民協會會員統(tǒng)計 縣 別 湘 鄉(xiāng) 長 沙 衡 陽 衡 山 溆 浦 小 計 全省 總計

　　區(qū)農協（個） 44 12 23 13 2 94 462

　　鄉(xiāng)農協（個） 498 640 244 203 11 1596 6867

　　會員成份 雇 農 16400 17519 27385 3623 540 65467

　　佃 農 91500 25948 37725 16993 775 172943

　　半自耕農 41000 9131 7530 2765 331 60757

　　自耕農 13100 5381 5638 2174 204 26497

　　手工業(yè)者 28000 4915 6135 3328 108 42486

　　小學教師 540 1425 2256 7 4228

　　小商人 1463 1463

　　婦 女 643 643

　　其 他 1579 1133 2712

　　會員數量 190540 66425 86642 30016 1965 375588 1367727

　　單位：個、人 

　　說明：小計系表中5個縣的統(tǒng)計數，總計原系全省57個縣的統(tǒng)計數，本表只從中選擇5個縣制作。

　　資料來源：原載《戰(zhàn)士周報》第38期，1927年3月27日出版。轉引自王全營、曾廣興、黃明鑒著《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中原農民出版社（鄭州），1989年版，第137-140頁。

　　在一些農民眼里，這種擁有絕對權力的農會成了殺人的象征，“什么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18]但這種農民協會當時卻被激進的革命黨人所廣泛推崇。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觀念特別強調支配一切，政治體系缺乏寬容和妥協機制，追求所向無敵的政治支配權力一直是中國政治演進的主流趨向。[19]“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給這個民族所帶來的持久的傷痛，雖然經過幾代人的痛苦磨難，目前也還不能算真正省悟過來。托克維爾和阿克頓等先哲對防范絕對權力的告誡，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但至今也未成為中國政治奉行的原則。[20]

　　在1920年代的溆浦農民運動中，鎮(zhèn)壓陳壬齡（俗稱陳老二）是農民革命斗爭的重要標志性事件。陳壬齡時任溆浦縣團防局長，此人被認為“心性狠毒”、“橫行城鄉(xiāng)”。全縣被他殺害的無辜群眾達“200多人”。1923年的一天，陳壬齡為避土匪搶劫，將家里的財物裝入18個鐵桶，密封后沉入屋前的水塘里。待土匪搶劫風聲平息后，陳回家車干水塘，發(fā)現少了一桶，就誣指在附近賣油粑粑的陳三伢所盜，將其抓來，為逼其供認，竟施用慘無人道的“剝皮抽筋”酷刑。當時，先將陳三伢上衣脫光，在木板上釘上兩排粗針，抽打陳三伢的背部，把肉皮打得稀爛；
乘鮮血尚未凝結，用細麻線從肩部一直密密麻麻擺到臀部，然后涂上石灰粉，使石灰與鮮血、皮肉凝結在一起，成為血痂；
過一二天再來抽動麻線，就如萬箭穿心，疼痛難忍。陳三伢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后上吊自盡。后來發(fā)現盜竊者乃其一抽大煙成癖的侄子所為。陳壬齡被認為是全縣反動勢力的靠山和總頭目，是農民運動的“攔路虎”。中共溆浦縣委為了將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推向高潮，秘密決定除掉陳壬齡。

　　1927年2月26日（農歷正月25日），縣委在縣城寺坪召開慶祝國民黨溆浦縣黨部成立的萬人群眾大會，大會主席團由縣委書記劉績成、縣委宣傳委員向五九、縣委委員杜永慶、縣長龍之瑞、縣黨部婦女委員舒勁秋、城區(qū)黨部負責人杜永廉等人組成。陳壬齡被抓獲后押到會場臺下時，群情激昂�！凹祼喝绯稹钡南蛭寰挪倨饛V播筒大喊一聲：“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全聲頓時掌聲雷動。杜元富抽出手槍對準陳老二就是一槍，擊中陳的腿部，士兵們連復幾槍，“結束了陳老二的狗命”。隨即，與陳老二有“深仇大恨”的群眾，紛紛跑到附近人家借來刀子，“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靈，有的割一塊肉拿去下酒；
有個士兵一刺刀挖出陳的眼珠子，猛然用腳踏破，眼液四濺。有人問他對陳老二為什么如此痛恨？他憤然答道：‘我家被他弄死3個人，我是為了報仇才來當兵的。’不過一袋煙功夫，陳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痹陉惱隙�被鎮(zhèn)壓處死的當天下午，縣委在縣城和各區(qū)張貼布告，宣布陳的“十大罪狀”。為保證農民運動向前發(fā)展，1927年3月，遵照上級指示，成立溆浦縣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在全縣開展了一場“鎮(zhèn)壓土豪劣紳的偉大斗爭”。在短短一、二個月內，全縣受到懲治的土豪劣紳達616人，其中鎮(zhèn)壓的11人，游斗的44人，坐牢的33人。

　　1927年4月12日，國共兩黨正式分裂。5月21日，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fā)動“馬日事變”，5月24日溆浦則發(fā)生了“敬日事變”。包括中共溆浦縣委書記劉績成在內的19人被溆浦駐軍陳漢章殺害，尸體被丟入溆水河中。之后，革命斗爭更趨于激烈，1928年5月19日，中共溆浦縣委遵照省委“暴動就是成績”的指示精神，發(fā)動了震撼湘西的舒溶溪農民暴動，舒溶溪小學校長龍明漢被“凌遲處死”。[21]

　　在1920年代暴烈的農民運動中，充滿無限仇恨的斗爭雙方都以無比殘忍的手段將對方置以死地而后快。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生命權、人身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和自由，都在這種零和政治斗爭中趨于毀滅。在傳統(tǒng)的中央權威被摧毀后，中國社會陷入了費孝通所說的現代“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已現”的狀態(tài)之中。[22]一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的社會，竟再現了“霍布斯叢林”的恐怖景象。[23]在溆浦，搶劫、強奸和殺戮比比皆是，慘絕人寰，強者和弱者都缺乏基本的人身安全感。溆浦縣水東鄉(xiāng)溪口人賀幼農1948年任溆浦縣自衛(wèi)總隊副總隊長（總隊長由縣長兼任）。1949年4月22日，賀幼農部下黃友良因嫖娼，指示舒均友開槍打死了賀的兒子賀譜生。賀幼農當即帶人將舒抓獲，酷刑拷打，爾后將其槍殺并梟首示眾數天。賀幼農又抄了舒均友養(yǎng)父舒云太的家，將其全家老小近10人抓去關押。同時，賀幼農將黃友良押到溪口賀譜生墳前，綁在門板上，在其背上插上3把殺豬刀，嘴里塞上一束松毛，將活人當豬祭奠其子。黃友良在慘叫中死去。[24]

　　農民對地主的報復也絕不比地主對農民更仁慈。在20世紀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中，許多土豪劣紳被憤怒的農民群眾打死。湖南湘潭縣大劣紳晏容秋被農民送進監(jiān)獄后沒有立即被槍斃，縣農民協會便率領農民和各界人士擁向縣署，迫使縣長交出晏容秋，讓農民將其活活打死。湖南寧鄉(xiāng)縣劣紳劉昭在被農民捕捉押解縣署途中被擊斃。湖南石門的龔星伯、曾茂齋、王吉吾等地主，都是被農民自己動手打死的。同時，農會干部也有不少被殘忍地殺害，如湖南茶陵縣都睦鄉(xiāng)農民協會召開會議時,“劣紳黃卓甫等勾結團防局長羅兆鴻，將會議主席范榮桂包圍毆擊，‘以洋油、柴薪活活燒死，尸首粉碎，丟棄滅跡�！�”[25]人對人的殘忍狠毒，超過了人性所能作惡的極限�！懊恳环N動物以另外的一種動物作為自己的敵人，但人類的最大敵人卻是人類自己�！盵26]

　　1949年后溆浦開展的暴烈的土改運動，與1920年代暴烈的農民運動所種下的階級仇恨是一脈相承的。不同的是，這一次土改是以國家政權為后盾的大范圍全局性的統(tǒng)一革命行動。正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言，“通過訴諸暴力反對不正義，最終的結果不是更多權利的勝利，而是更多的武力或狡詐。”[27]批斗地主實質上是一種以革命群眾專政的暴力方式，踐踏和剝奪地主的人身權利。以踐踏人的尊嚴和價值為特征的革命群眾運動，先是堂而皇之地對準地主這些階級敵人。但不幸的是，這種對付階級敵人的暴力革命，后來成為中共的政治斗爭傳統(tǒng)，并用之于黨內斗爭，包括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在內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都未能免于這種暴力的凌虐。

　　斗地主是為了打地主的“威風”，不把地主的“威風”打下去，就無法將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給貧雇農。斗地主一般經過群眾訴苦責問、毆打，有的地主在批斗后被立即槍斃。彭燕郊在溆浦土改運動的日記中記錄了一些斗地主的詳細過程：

　　召開全保斗爭會。

　　陳主席的講話：“10里路，今天要走8里，明天就只有里把了�！�

　　地主押上臺，跪下。農會主席要地主陳思義自報五大財產。

　　群眾問（地主）：賣那它，賣好多？（地主說1936年賣了田）

　　證人說：是四擔一斛。（地主說做佛事賣的，四擔多。）

　　口號：地主不坦白不行。群眾說：你坦白講呵。

　　“你每年收好多谷，做佛事要賣田嗎？”

　　“要人民知道你就講，不知道你不講，你還是不坦白。”

　　“吃人民血汗不還不行。”

　　“老實點，說好多，是好多，不要人家問�！�

　　“人家問一丘你講一丘�！�

　　“四架還是三架？”群眾：“四架就是四架，三架就是三架�！�

　　（9畝田應打36擔）地主說只打20多擔。

　　200多鴨子，說是死了多少，賣了多少。一條賣兩升，只是賣升半。

　　“到底吃飯要勞動，還是吃現成的？”

　　口號沒喊完，有人站起來講：不坦白不行。

　　“還有哪里寄得有，我屋里（按：溆浦方言，指妻子）沒告訴我，我不知道�！�

　　喊陳思義堂客（按：溆浦方言，指妻子）來問，（陳思義堂客）站在臺下，“只有些包裙、鞋子、襪子之類”。

　　群眾追問：還有冇拿。

　　陳思義寄四床被窩到塘灣，說是農會打證明的。問他是哪里農會打的？答是塘灣農會。

　　證人出場，東西兩個人看見，他挑出去的，共挑兩擔，挑到黑。地主婆還不承認。（兩個證人沒有培養(yǎng)好，袖著手，不敢認地主婆。）證人是地主。（其實一個小土地出租，一個雇農，老易記錯。）

　　借谷6擔，大加5息，每年還3擔，從民國16年到31年（按：1927年到1942年），共還息16年，共還48擔。

　　看牛的牛吃了他的麥，要賠4擔谷。

　　兒子在臺上訴，父母跑到臺前指著地主同訴。

　　斗爭結果，因材料掌握不多，形成下不得臺，其中幾乎發(fā)生吊打（已將陳思義堂客衣服脫下）。[28]

　　溆浦縣均坪十一保將斗地主的做法在全縣土改總結會上作了經驗介紹：

　　斗爭大會前一天，召開中貧雇農會，提出大會是個翻身關鍵，“幾千年就看這一天”，對地主罪惡進一步揭穿。這時大家斗爭情緒很高，大家提出“明天斗不垮（地主）不散會”。再開小組討論會，提出不帶小孩，不帶煙袋�！�…明確斗爭對象，23戶地主斗5戶，進一步培養(yǎng)苦主，根據訴苦大會情況，個別重苦輕訴糾正。先一天開全�？嘀鲿�，進一步培養(yǎng)，共63人，培養(yǎng)了一天一夜，先演習一下，把地主可能的頑強估計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50幾個苦主準備了人證物證。

　　又召開貧雇農代表會，產生主席團，分工。

　�。�1951年）12月19日開全保反霸斗爭大會。群眾情緒相當高，天沒亮就到齊，有的等了一夜，半夜就起來。婦女不帶小孩，男的不帶煙斗。到了800多人。富農站在后面。

　　第一個斗肖玉高，苦主25個。從訴苦一直追。壓迫人，“為什么壓迫”。“我有錢有勢”�！澳銥槭裁从绣X有勢”（收租、國民黨）……

　　另一個（地主）向××，不承認，苦主堅持了一個多鐘頭，斗倒了才下來。一整天，沒休息，一點兒不倦。到最后一個，群眾喊：“斗不垮晚上我們點燈斗”。有些群眾把油柴都拿來了。

　　狗腿子也跑出來作證，訴暈倒的也有。從剝削追到政治，從政治追到思想，從思想上打垮了。[29]

　　曾在溆浦縣八區(qū)（江口）擔任區(qū)長的郭靜秋在回憶錄中寫道：

　　有一次，我在曹家溪村，領導一次反霸斗爭大會。一個惡霸地主站在臺上被斗，貧雇農一個個上臺訴苦斗爭。一個苦大仇深的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走過去就將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聲吐在臺上，臺下的群眾駭了一跳。他又準備去咬地主的左耳，我馬上制止他。[30]

　　對于所謂的“惡霸地主”，有的沒有經過批斗就槍斃，有的在召開群眾批斗會后立即拉出去槍斃。在土改中擔任過民兵的盧峰鎮(zhèn)橫巖村的李佑良回憶說：

　　對于欺壓百姓的地主，就整他，關起來，有材料的就打掉（按：槍打掉，即槍斃）。都是民兵去抓，用繩子捆起來，只捆地主，那叫打威風，不然田土分不下去。十三保地主陳宗元，當過鄉(xiāng)長，抓到后三天就槍斃了，不要訴苦。

　　有一次在水東區(qū)，斗完地主后，將地主牽到江坪（按：江坪不是地名，溆浦將江河的河床灘頭叫江坪）去，排一路跪著，一個個打掉。吹號了，就同時打掉。用槍對準地主后腦殼，一槍，腦殼開了花，腦殼不見了，只剩下肩膀、脖子垛垛。那一次，一下子就打掉了18條人。家里有人屬的就將尸體抬回去埋了。沒有人屬的就死在江坪讓狗吃掉。

　　當時斗爭時，有一個地主的孫子斗爺爺的爭，說爺爺睏了他媽媽，也打掉了。

　　那時水東區(qū)是岳區(qū)委當書記。

　　思蒙和尚坪的地主雷繼熹，有幾百畝田、幾十桿槍，屬于武裝地主。將他抓到后，用鐵絲穿起他的鼻子，牽起火火起走。在思蒙批斗后打掉了。他全家20多人全部打掉。雷繼熹小婆子生的兒子，七八歲，也打掉了。他一屋人冇留根根，全家誅滅。[31]

　　據《溆浦公安志》記載，惡霸雷繼熹，男，1897年生，思蒙鄉(xiāng)七保人，家有田產800余畝，茶山、桔園100余畝，置有長槍10支，短槍3支，任過區(qū)團防分局局長。1950年9月2日在當地公審后執(zhí)行槍決。[32]法國學者路易斯·博洛爾（Louis Proal）在《政治的罪惡》一書中揭示：“在謀殺了父母之后，一定要宰殺這些父母親生下來的兒女。長期以來，這是一條不成文的政府行為準則。這條準則一直在起作用，政治的殘酷性要求斬草必須除根�！盵33]

　　在當時，殺人殺得多、殺得狠，是革命的表現。中共沅陵地委曾電告溆浦，對“罪大惡極，群眾痛恨的，即時槍斃。對發(fā)動群眾有利，但來不及請示者可個別的殺了再報，或電話中請示�！变悠挚h遵照此指示，在全縣范圍內對地主惡霸、反革命進行了“大張旗鼓的鎮(zhèn)壓”，“效果很好”。1951年6月，地委派檢查組對溆浦縣芙蓉鄉(xiāng)（現橫板橋鄉(xiāng)）五保、六保農會（現芙蓉、大洞、烏峰、集中四個村）進行驗收。這兩保于1950年12月27日聯保（農會）召開群眾斗爭大會，斗爭后鎮(zhèn)壓11人，其中慣匪1人、特務3人、惡霸6人，地特1人。[34]

　　李佑良回憶時認為“那時打人打多了”。在結束訪談時，李佑良反復說：“還是正規(guī)好。不管國民黨、共產黨，一要正規(guī)，二要正派，正規(guī)過舊些，這樣好，不要亂來�！�

　　溆浦那時“打人”（按：槍斃）最多，如有人報復，只要揭發(fā)就“打”掉。當時溆浦有兩個著名的社會賢達人士，一個差一點被槍斃，另一個則被槍斃了。差一點被槍斃的荊嗣佑，是馬田坪荊家人，當過毛澤東的老師。當時荊嗣佑說，你們要打我，你們先給毛主席打電報，他說打，你們就打。后來縣里發(fā)了電報，上面不準打，將他派到（黔陽縣）安江去工作。一個叫陳遐齡，馬田坪地坪村人，當過將軍。當時他將近80歲了，生病走不動路。就將他的手腳捆起來抬出去槍斃了。[35]

　　有的農民回憶當年土改、鎮(zhèn)反時十分困惑地說：

　　那時，一批批人都被捆去槍斃了，死掉好多人，死掉好多人！都是些農民，犯了什么砍腦殼的罪？[36]

　　時隔50多年后，曾經主持溆浦縣公安局工作、領導過溆浦八區(qū)（江口）土改運動的郭靜秋[37]在接受筆者訪談時，認為那時“殺人還是殺得太多了”：

　　當時殺這么幾種人：一是土匪頭子，二是慣匪，三是惡霸，四是幫會頭目，五是國民黨反動黨團頭子。

　　當時我們看來是正確的，要殺一批，不殺不行。但是殺多了。政策歸政策，到下面就殺盡了。

　　那時也沒有辦法，上面分配任務，你不完成殺人任務，就是右傾。我到沅陵地委（當時設在辰溪）開會，書記叫陳郁發(fā)，部隊下來的。地委上一級是湘西區(qū)黨委，書記周赤萍，這個人很左。在會上布置任務時說：“寧愿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

　　我是（溆浦縣八區(qū)）區(qū)長，還有區(qū)委書記趙中財，山西人，溆浦話他聽不懂。他沒有文化，寫不得，認不得，人的能力很好。區(qū)里20幾個干部，基本上高中畢業(yè)生。

　　在地委開會時要求各地報殺人計劃，我做計劃，說大概殺十七、八個人。這不得了了，領導不高興了，說你們只殺十幾個人，太少了，是右傾。在小組會議上我受到了批評。我說我回去跟區(qū)委書記商量后再報。

　　我從辰溪走路到江口70多里�；氐絽^(qū)里與趙中財書記商量，他很正直，也說殺一二十個吧。我說這個數字我在地委開會時就挨了批評。后來，江口一次就殺了十幾個人。

　　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準，其實不是那么回事，每個干部都可以批準，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務。我們區(qū)里有個干部叫羅良驥，我當區(qū)長也管他不到。他將一個80多歲的一般地主殺掉了，還將他全家男的都殺了，只有一個男的跑掉了。

　　有殺錯的嗎？肯定有殺錯的。我認識的一個同學鐘學厚就殺錯了。他純粹是個學生，他家里是地主，他與貧下中農相罵，打了起來。在當時，你屋里是地主成份，打貧下中農，就是惡霸，槍斃了。我認為他肯定殺錯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惡霸。

　　那時，貧下中農說你是惡霸，你就是惡霸。這樣的例子很多，講不清，沒有法治啊。

　　到底溆浦殺了多少，我也不曉得。記得當時溆浦有人告到中央，說溆浦亂殺人。中央要求溆浦將名單和數字報上去。當時縣委書記任之、縣長諶鴻章急急忙忙跑到我們區(qū)里，要統(tǒng)計數字，我們也統(tǒng)計不出來。[38]

　　“土改”與“鎮(zhèn)壓反革命”基本是同步進行的�！版�(zhèn)壓反革命”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土改的順利進行”。自1950年8月至1951年秋，在一年多時間的“鎮(zhèn)壓反革命”中，溆浦縣共槍斃特務、匪首、幫會頭子、惡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689人，其中特務48人、匪首276人、惡霸315人、反動黨員骨干18人，反動會道門8人、其他24人；
關押反革命分子603人，交群眾管制的反革命分子901人。[39]另據《溆浦縣公安志》記載，在整個鎮(zhèn)反運動中，全縣處決一大批反革命，占全縣總人口的2‰。逮捕3,785人，管制3,231人；
對罪行輕微、認罪態(tài)度好和有立功表現的假釋或教育釋放1,135人，隨軍服役125人（其中土匪76人），牢內病亡62人，自然死亡209人，另外逃不知下落者72人。[40]

　　三、沒收：瓜分勝利果實

　　如果說，批斗地主是對地主人身權的剝奪的話，那么沒收和瓜分斗爭果實，則是對地主財產權的剝奪。

　　按照《土地改革法》的規(guī)定，沒收財產只限于地主的五大財產，即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和多余的房屋，并規(guī)定對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而實際上，在溆浦土改中幾乎沒收地主的所有財產，同時也沒收富農的財產，并且通過提高階級成份，一些屬于中農的家庭也被劃為地主而被沒收了財產。

　　在溆浦縣參加過兩期土改的郭靜秋妻子黃克和介紹：

　　將地主斗完了，就分土地、造冊子，將沒收來的土地、財產拿來分，叫分勝利果實。沒收地主、富農的財產叫浮財。主要是些被子、家具、衣服等，叫勝利果實。貧雇農將分得的家具、衣服抬回家。

　　貧雇農最高興的就是分勝利果實。[41]

　　橋江鎮(zhèn)革命村向祚書的父親原劃為下中農，后因“提高”階級成份而被劃為官僚地主。他家的所有財產被全部沒收，全家7口人都被“掃地出門”：

　　沒收了田、土。家里的所有東西，農具（沒有耕牛）、被子、蚊帳、米、油、床、板凳、柜子、箱子，等等，都沒收了。

　　我結婚時（1948年）老婆從娘家?guī)�來的嫁妝，也都被沒收。沒收的財產由農會分給貧農、雇農、佃農。將我家的房屋沒收分給貧農向章興住，我們7口人全部被趕出家門不準住。

　　我們一家只有搬到黃家沖莊屋住，莊屋只準住一半，另一半安排雇農黃恒生住。住在我家的向章興已去世，他的弟弟向章發(fā)一家現在還住在我們以前的屋里。[42]

　　盧峰鎮(zhèn)橫巖村的李佑良回憶：

　　工作隊帶民兵到地主家里沒收東西，所有的糧油、家具、衣服、被子、床、桌椅板凳、柜子、缸子、金銀、花幣全部沒收，抬到農會去。把屋也沒收，交給沒有屋住的貧雇農去住。金銀、花幣上交，其他財產分給貧雇農。

　　沒收來的財產分為三等，最好的最值錢的為一等，最差的為三等。最窮的人先分東西，只能選一樣。只有貧雇農分，中農沒有參加分。[43]

　　七區(qū)均坪十一保在介紹土改工作時，指出沒收中存在的問題：

　　選舉的代表去地主屋里沒收時，干部包辦，登記、清算各股都是我們的干部。不分大中小，一到地主家里，要其老老小小都跪下來，地主哭了，代表也哭（婦女）。代表在旁邊走來走去，干部要包辦，有個代表向地主說：“你快交東西吧，不然，工作同志來了要斗爭你了。”

　　群眾要清算中農，對中貧雇團結宣傳不夠，把一個貧雇的4兩紗沒收了。[44]

　　經過暴風驟雨般的土改，全縣共沒收和征收多余土地197,787畝、山地2,240,416畝、房屋23,649間、耕牛4,319頭、農具33,207件、糧食662.18萬斤。有224,290人分得土地、山林、房屋、耕牛、農具等。[45]

　　土改后農村各階級人平占有土地幾乎接近絕對平均的水平。經過土改，新政權自豪地宣布廢除了延續(xù)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農民土地所有制。

　　這場革命的最大收益者之一當然是貧雇農，當時常用“翻身”來形容這個階級的處境轉變。長期生活于中國、且被中共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的美國人韓�。╓illiam Hinton，1919-2004）專門寫了部反映中國農民“翻身”的書，書名就叫《翻身》。在該書中，韓丁解釋了“翻身”的涵義。從字面意義上，它就是“躺著翻過身來”，對于貧苦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46]

　　表2: 土改前后溆浦各階級土地占有情況 　階級 人口 (人) 比例 (％) 土改前 土 改 后

　　占有土地 數 (畝) 比例 (%) 人均 (畝) 占有土地 數 (畝) 比例 (%) 人均 (畝)

　　地主 21,926 6.0 217,590 37.6 9.93 33,546 5.80 1.52

　　富農 15,716 4.3 74,073 12.8 4.71 24,045 4.16 1.53

　　中農 116,942 32.0 197,906 34.2 1.69 197,906 34.20 1.69

　　貧雇農 190,031 52.0 68,853 11.9 0.40 291,609 50.39 1.54

　　其他 20,830 5.7 20,253 3.5 0.97 31,569 5.45 1.51

　　合計 365,445 100 578,675 100 1.58 578,675 100 1.58

　　單位：人、%、畝

　　資料來源：根據《溆浦縣志》制作。參見《溆浦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3年版，第220—221頁。

　　土地改革的意義不僅在于讓農民短期內獲得有限的生活與生產資源，還在于徹底顛覆了舊的社會秩序與倫理觀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革命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革命話語用以承載革命觀念。在革命者看來，革命具有無可比擬的正當性和神圣性。在人的身份、職業(yè)或行為舉止前面加上“革命”二字的修飾，一切就變得神圣和光榮起來。如革命領袖、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同志、革命群眾、革命斗爭、革命紀律、革命理想、革命人生觀……，甚至人名、地名和單位名，都紛紛加上“革命”二字。每個人“都覺得只有戴上一個革命帽子才安全，才光榮�！盵47]中國人開始沉醉在對革命的絕對崇拜之中。“反革命罪”是革命歲月中最罪大惡極的罪名。即使在中國進入改革年代后，改革的旗幟也要仰仗于革命的面子才能在眾人心中獲得正當性和權威性，如眾所周知的流行話語——“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假“革命”的聲威來為改革頒發(fā)“出生證”和“通行證”。而經過革命洗禮的中國農民，其觀念與行為也與他們革命以前的前輩很不一樣，這一點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將由中國的未來加以證明。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版，第336頁。

　　[2]《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33頁。

　　[3]道格拉斯·C·諾思[美]，《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羅華平等譯，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頁。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1932-1998）提出一個頗具影響的國家暴力起源理論。奧爾森從中國軍閥馮玉祥的故事中得到啟發(fā)，認為最早的政府是通過暴力形成的，它把“搶奪率”叫做“稅率”。過去臣民呼喊“國王萬歲”并不是臣民的阿諛奉承，而是發(fā)自內心的理性選擇。因為國王活的時間越長，就越有長遠打算，他的行為就越符合征收最佳稅率而對民眾有利。這樣的國王就不會像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那樣“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詳細討論參見（美）曼瑟·奧爾森著《權力與繁榮》，蘇長和、嵇飛譯，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4頁。

　　[4]道格拉斯·C·諾思[美]，《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羅華平等譯，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27頁。

　　[5]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6]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1959年12月—1960年年2月）”，轉引自溫銳著《毛澤東視野中的中國農民問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頁。據查，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節(jié)選）》（1959年12月—1960年年2月）未收入上述引言，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103-140頁。據向溫銳教授當面請教，溫著引自1967年江西造紙廠“破阻力兵團”編印的《紅太陽文獻》（第2冊）第402頁。

　　[7]郭靜秋，“我在溆浦的那些日子”，載溆浦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溆浦文史》第4輯《南下紀實》，1991年12月，第16-17頁。

　　[8]《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記》，1952年1月11日，第155頁。彭燕郊1920年出生于福建莆田，原名陳德矩。1938年參加新四軍。1939年開始發(fā)表作品，為“七月詩派”重要作者之一。土改時，他作為湖南大學的學生參加省土改工作團，先后在湖南益陽和溆浦參加兩期土改。1955年因胡風案受到牽連被捕，1979年3月起在湘潭大學任教授，同年10月平反。彭燕郊出版有詩集10余部。2008年3月31日，彭燕郊在長沙逝世。本人有幸在彭燕郊逝世前夕采訪到他并得到他珍藏50多年的溆浦土改日記本。彭燕郊在溆浦參加土改工作的日記，始于1951年12月15日，止于1952年2月5日。日記題名及頁碼編號系筆者所加。向繼東先生為采訪彭燕郊、郭靜秋等當年土改當事人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謝！

　　[9]《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記》，1952年1月29日，第153-163頁。

　　[10]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第2輯，商務印書館（北京），2003年版，第77頁。

　　[11]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第2輯，商務印書館（北京），2003年版，第84頁。

　　[12]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縣農民家庭的雷鋒，在1960年2月8日的日記里寫道：“我出生在一個很貧窮的農民家庭，在舊社會里受盡了折磨和痛苦。參軍以后，我在黨的培養(yǎng)教育下，深深懂得了社會主義的今天是由無數革命先烈和戰(zhàn)友的艱苦奮斗、英勇犧牲得來的。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時刻準備著為了黨和階級的最高利益犧牲個人的一切，直至最寶貴的生命。”雷鋒在1960年10月21日的日記里寫道：“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眳⒁娂�林文史出版社編《雷鋒日記》，吉林文史出版社（長春），2005年版，第16、19頁。1963年3月5日，毛澤東發(fā)表“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雷鋒運動，此后每年3月5日被定為全民“學雷鋒日”。

　　[13]劉少奇對黨的雄心壯志作了概括：“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最革命的、戰(zhàn)斗的無產階級政黨。當它處于被壓迫地位的時候，它要利用一切可能，組織和領導廣大人民，為準備和進行革命、為奪取政權而斗爭。當它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后，它要組織和領導人民把革命進行到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且繼續(xù)同國際帝國主義作斗爭，支援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一直到共產主義世界的實現。這些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雄心壯志�！薄爸袊�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的革命政黨”。參見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版，第395頁。

　　[14]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23－26頁。

　　[15]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23頁。

　　[16]參見歐陽儀、嚴延桃、張家驥、載戴斌執(zhí)筆“中共溆浦黨史概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載中共溆浦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湖南溆浦黨史資料叢書第2輯《溆水風云》，1986年9月，第7、86頁。

　　[17]參見歐陽儀、嚴延桃、張家驥、戴桂斌執(zhí)筆“中共溆浦黨史概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載中共溆浦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湖南溆浦黨史資料叢書第2輯《溆水風云》，1986年9月，第14頁。毛澤東對暴烈的農民運動極為贊賞，他提出“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上，甚至用腳踏上。所謂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眳⒁娒珴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18]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19頁。

　　[19]阿克頓曾指出：“防止一個黨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占絕對支配地位，這種理念是亞里士多德、波里比阿、西塞羅、斯多噶學派等人的政治學說本義�！� 參見（英）阿克頓著《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商務印書館（北京），2001年版，第347頁。

　　[20]托克維爾坦言：“無限權威是一個壞而危險的東西。在我看來，不管任何人 ，都無力行使無限權威。我只承認上帝可以擁有無限權威而不致造成危險，因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終是與它的權力相等的。人世間沒有一個權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擁有的權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認它可以任意行動而不受監(jiān)督，和隨便發(fā)號施令而無人抵制。當我看到任何一個權威被授以決定一切的權利和能力時，不管人們把這個權威稱著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著民主政府還是貴族政府，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行使還是在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了種子，而且我將設法離開那里，到別的法制下生活。” 參見托克維爾[法]，《論美國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8年版，第289頁。阿克頓提出：“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眳⒁姲⒖祟D[英]，《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商務印書館（北京）2001年版，第342頁。

　　[21]相關內容參見中共溆浦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湖南溆浦黨史資料叢書》第2輯《溆水風云》，1986年9月。

　　[22]在中國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費孝通注意到了中國現代化的困境。這種困境源于在大力破壞傳統(tǒng)禮治社會秩序的同時，卻沒有建立新的現代法治社會秩序，整個社會都會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在費孝通看來，“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xiāng)間產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一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xiāng)，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fā)生了�！眳⒁娰M孝通，《鄉(xiāng)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頁。

　　[23]霍布斯（1588－1679）認為，“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之下。這種戰(zhàn)爭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zhàn)爭�！眳⒁娀舨妓筟英]，《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年版，第94頁。

　　[24]1949年12月25日，賀幼農在邵陽被政府槍斃。參見中共溆浦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湖南溆浦黨史資料叢書》第3輯《溆浦剿匪資料選編》，1989年6月，第40-45頁。

　　[25]參見王全營、曾廣興、黃明鑒，《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中原農民出版社（鄭州），1989年版，第218-227頁。

　　[26]路易斯·博洛爾[法]，《政治的罪惡》，蔣慶、王天成、李柏光、劉曙光譯，改革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96頁。

　　[27]轉引自賈恩弗朗哥·波齊，《國家：本質、發(fā)展與前景》，陳堯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頁。

　　[28]《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記》，1952年1月27日，第127-128頁。

　　[29]《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記》，1952年1月29日，第164-165頁。

　　[30]郭靜秋，《流放者之歌》，2000年8月，第101頁。

　　[31]2007年9月23日筆者湖南溆浦調查訪談記錄。

　　[32]參見《溆浦縣公安志》編寫組編《溆浦縣公安志》，1995年10月版，第93頁。

　　[33]路易斯·博洛爾[法]，《政治的罪惡》，蔣慶、王天成、李柏光、劉曙光譯，改革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30頁。

　　[34]參見《溆浦縣公安志》編寫組編《溆浦縣公安志》，1995年10月版，第90頁。

　　[35]2007年9月23日筆者湖南溆浦調查訪談記錄。在《溆浦縣志》中載有陳遐齡（1873-1950）和荊嗣佑（1889-1969）傳記，詳細情況參見《溆浦縣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666-667、681-682頁。

　　[36]2007年2月15日筆者調查訪談記錄。

　　[37]郭靜秋1922年出生于溆浦縣城長沖口，1948年6月畢業(yè)于湖南大學文學系，1949年11月隨南下工作隊回到溆浦，同年底主持溆浦縣公安局的日常工作約半年時間（時任縣委書記兼公安局長），后任八區(qū)區(qū)長，領導過當地的土改運動。1953年1月離開溆浦，調入湖南省文化局。1955年被當成肅反對象，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被清理出干部隊伍，流放到屈原農場。1979年后平反，擔任過湖南省藝術學校校長、黨委書記等職。相關內容參見郭靜秋著《流放者之歌》，2000年8月。

　　[38]2007年7月28日筆者湖南長沙調查訪談記錄。

　　[39]參見溆浦縣史志辦編《湖南省溆浦縣黨史資料叢書》第6輯《溆浦縣開展抗美援朝運動資料選編》，1998年7月，第14頁。

　　[40]1950年代初溆浦縣總人口約40余萬人，以2‰計，在鎮(zhèn)反運動中全縣被槍斃的人約在1,000人左右。參見《溆浦縣公安志》編寫組編《溆浦縣公安志》，1995年10月版，第92頁。

　　[41]2007年7月28日筆者湖南長沙調查訪談記錄。

　　[42]2007年9月23日筆者湖南溆浦調查訪談記錄。

　　[43]2007年9月23日筆者湖南溆浦調查訪談記錄。

　　[44]參見《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記》，1952年1月30日，第175頁。

　　[45]參見《溆浦縣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220頁。

　　[46]韓丁[美]，《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韓倞等譯，北京出版社（北京），1980年版。另參見伊莎貝爾·柯魯克[加拿大]、大衛(wèi)·柯魯克[美]，《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安強、高健譯，北京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第1頁。

　　[47]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4年版，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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