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阿Q正傳》發(fā)表迄今已80余年，這篇被譽為“現(xiàn)代中國小說中唯一享有國際盛譽的作品”，歷經(jīng)風(fēng)雨，卻魅力不減，如今在人們生活中“阿Q心理”之類詞匯已成為常見用語。同時，與阿Q有關(guān)的趣聞、評論和解讀層出不窮，幾乎構(gòu)成魯迅研究中的“顯學(xué)”。人們就該作品屬喜劇抑或悲劇、人物典型性等問題，長期論辯，當(dāng)年胡風(fēng)、周揚、馮雪峰、何其芳等人相互間還曾有過爭論。其實，《阿Q正傳》發(fā)表之初，社會反響即非同尋常。

　　阿Q是誰？作者何人？人們猜測紛紛。小說陸續(xù)發(fā)表于《晨報副刊》時，署名“巴人”，《晨報》主筆蒲伯英籍屬巴蜀，疑為作者，而此前胡適曾以“Q·V”筆名撰文，小說序末又明文提及胡，有人推斷：此乃蒲氏諷刺胡適之作。更有敏感者覺得小說某情節(jié)與自己一段隱私暗合，以至內(nèi)心“栗栗危懼”，待弄清作者原委，方如釋重負。當(dāng)時教育部的同事們辦公時熱烈議論阿Q，魯迅在旁默然聽之，內(nèi)心的幽默殆可想見。

　　魯迅的“巴人”筆名取自“下里巴人”，意在通俗。小說最初刊載于“開心話”一欄，屬輕松調(diào)侃，后來情節(jié)展開，漸入主題，編者遂將之移出此欄。魯迅自述：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已有好幾年，其原型沒有專用過一個人，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可是，后來《阿Q正傳》改編為劇本，魯迅不得不作若干認同性表態(tài)：未莊在紹興，阿Q說紹興話，其外貌“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nóng)民式的質(zhì)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還對葉靈鳳所作阿Q畫像予以糾正：“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顯然，魯迅塑造阿Q這一人物，較多借重了故鄉(xiāng)的風(fēng)物背景。

　　首先向外界披露“著者巴人與魯迅本來是一個人”的周作人追述說：Q字像是無特點的臉后面加一根小辮兒，此乃魯迅選該字命名的用意，阿Q的藍本是謝阿桂，靠做短工為生，不能吃苦，時常販賣舊貨，但來路不正，漸漸流于“半工半偷的生活了”。然而《阿Q正傳》一問世，其鋒芒便觸痛社會神經(jīng)，小說僅刊出一半，茅盾即判定：阿Q實乃“中國人品性的結(jié)晶”，他就在蕓蕓眾生之中。評論界認為，與其說這是諷刺小說，不如說是“問題小說”。侯外廬便解讀出：Q即英文Question（問題）的第一個字母，魯迅選用它，意在反映中國社會一系列重大問題。

　　即使魯迅的“宿敵”對他的深刻筆法也不得不折服。女作家蘇雪林曾激烈詆毀魯迅人格，可是此前對《阿Q正傳》卻倍加推重。她認為“自新文學(xué)發(fā)生以來，像《阿Q正傳》魔力之大的，還找不出第二例，其打動人心、傾倒一世的力量，全在于影射中國民族普遍的劣根性，實包蘊一種嚴(yán)肅意義。”“正人君子”陳西瀅也承認，“阿Q不但是一個典型，同時又是一個活潑的人，他大約可以同李逵、劉姥姥同垂不朽了�！�

　　世界文學(xué)界也很快注意到這篇中國小說，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讀罷《阿Q正傳》法譯稿，即向巴黎《歐羅巴》雜志大力推薦，稱這篇小說是現(xiàn)實主義的，具有“一種了不起的幽默”。此后英、法、日及世界語等譯本相繼問世。有評論稱阿Q頗似俄國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洛莫夫，也有人認為魯迅的“冷嘲”筆法顯然受到果戈理、夏目漱石等人的影響。外界贊譽魯迅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如同法國啟蒙運動中的伏爾泰，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進而將《阿Q正傳》比作伏爾泰的作品《老實人》。

　　《阿Q正傳》受到盛贊的同時，也招致許多批評。創(chuàng)造社的成仿吾評論它為淺薄的紀(jì)實傳記，“描寫雖佳，而結(jié)構(gòu)極壞”；
文人張定璜認為，該小說作者觀察人生“帶點病態(tài)，實在的人生并非如此”；
激進的文學(xué)青年甚至指斥《阿Q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xué)”�！栋�Q正傳》大概是魯迅小說中篇幅較長的一部，然而在“長短”之間也有不同評論：1926年冬，鄭振鐸在《文學(xué)周報》撰文說：“作者對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地給他以一個‘大團圓’。”似乎是說結(jié)尾欠佳，尚嫌其短；
而錢鐘書1979年評論道：“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他只適宜寫‘短氣’的文章，不適宜寫‘長氣’的，像阿Q便寫得太長了，應(yīng)當(dāng)加以修剪才好�！眱烧f適成參商。魯迅本人似乎并不認為《阿Q正傳》是最得意之作，他說“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他也不主張將這篇小說編入中學(xué)國文教科書。

　　錢鐘書所謂魯迅只適宜寫“短氣”的文章之說，引發(fā)討論。還在魯迅在世時，李長之即撰文論及此一問題，他認為性格孤獨“內(nèi)傾”和“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是魯迅不能寫長篇小說的兩個根由。近年亦有以魯迅未留下長篇而引為憾事者。不過，為魯迅辯護者大有人在，他們認定，僅以短篇的小說散文便顯示出卓越的創(chuàng)造力，實在是一種令人驚異的魅力，能把短篇寫到如此程度，已足夠偉大，何憾之有？引人注意的是，魯迅曾對外國友人說，“我是散文式的人”；
每當(dāng)有人問他《吶喊》中最喜歡哪一篇？他笑答：《孔乙己》。

　　世人對阿Q的具體解讀也因時代不同呈現(xiàn)多種話語：四十年代后，階級分析日趨流行，阿Q無疑屬農(nóng)村無產(chǎn)者，但他自稱“先前很闊”，論者據(jù)此推斷其祖上似是地主或自耕農(nóng)。毛澤東說：阿Q是“一個落后的不覺悟的農(nóng)民”，其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而周揚則談道：我們所“批評的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地方主義、本位主義等等阿Q（身上）都有，還有一點，輕視婦女”。作家孫犁顯得平實，他說：寫紹興一地就體現(xiàn)出全國的農(nóng)村，“寫了一個禿頭阿Q，就使人人得到一面鏡子”。確實，當(dāng)年魯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懷塑造的阿Q形象，無異于一劑療救中國社會的良藥，已經(jīng)成為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的珍貴遺產(chǎn)，也構(gòu)成揭示人性弱點的一種超越時空和地域的精神典型。有趣的是，與魯迅頗有些交誼，且力求“既不仰視也不俯瞰”地編撰魯迅評傳和年譜的曹聚仁，曾發(fā)過這樣一番議論：“我們中國人誰都有點阿Q相，連魯迅自己也在內(nèi)”，這樣說，“并不損失魯迅的光輝，他畢竟是創(chuàng)造阿Q的人。”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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