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門是從海洋上被打開的，習慣上我們把那些高鼻梁、藍眼睛的外國人稱作“洋人”，把他們的族群稱為“海國”，好象他們生下來就是屬水的，房前屋后都是海，理應占而有之；
又好象我們天生是屬土的，只能永遠待在陸地上，只要安分守己，男耕女織，世界即可永久和平。世上的事情如果真有這么簡單，陸地的歸陸地，海洋的歸海洋，大家各安其位，互不干擾，那倒也省心了。

　　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有必要溫習一下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志》。據(jù)說科學已經(jīng)發(fā)展了，人類已經(jīng)更加文明了，這本書早就過時了。但即便是這樣，書里討論的主題似乎永遠都不過時。這本書探討了動物世界的戰(zhàn)爭問題，成書（公元前330年）的前后幾年里，他的那位偉大的弟子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年繼位）也在進行一場古代世界最大的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大大促進了人類對宇宙萬物的認識，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戰(zhàn)爭問題的認識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如果說不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話。雖然，正如他承認的，他的探討似乎還缺失了重要的一環(huán)，即海洋動物，盡管他談到了鯨魚及其頗為奇特的海陸兩棲性。畢竟，他的弟子沒有發(fā)現(xiàn)海洋。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標準，世界上的動物可大致分為三類：地上的爬行動物，水里（包括海洋）的游魚，天上的飛鳥。為了食物和生存，動物們就在地上（earth）、水里（water）和空中（air）戰(zhàn)爭（fire）；
戰(zhàn)爭既在同兵種之間進行，如地對地，空對空，水對對，也在不同的兵種之間進行，如地對空，空對地，地對水，水對地，空對水，水對空，等等。這種復雜的戰(zhàn)爭方式起因于動物們的生存元素（主要是土、水、氣三種元素）的復雜性和含混性，也就是說，很多動物很難被確定到底是屬于水，還是屬于土，抑或是屬于氣（天空），盡管它們幾乎都分享著同一種火元素，也就是戰(zhàn)爭。動物與植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動物沒有根，可以自由運動，而不必非得局限于一時一地；
如果遇到了某種壓力和危機，在運動過程中還能夠變形，這大大增加了它們的戰(zhàn)爭范圍和可能性。至于人，亞里士多德并沒有明確分類，但從他的敘述結(jié)構(gòu)來看，他把人放在地上的爬行動物之后來論述，似乎暗示人是屬土的。但借助技藝，人既可入海也可上天，當然，這是后話。在人與人之間的戰(zhàn)爭這個問題上，他落落大方，雍容嫻雅如神明，雖然筆墨不多，但整本書都在為此做著鋪墊。我們可以穩(wěn)妥地說，在亞里士多德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建構(gòu)中，這部《動物志》是最謙卑的起點，對于這個起點，人類無須爭辯，也沒必要遮遮掩掩。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海洋被發(fā)現(xiàn)之前，各種人群主要在陸地上運動。他們占山圈地，封疆立界，對著陸地指手畫腳。陸地上深嵌著不同的地形和邊界，也深嵌著不同的階級和族群，它（他）們彼此分明其界線，森嚴其壁壘，伺機侵入對方的領(lǐng)地，試圖抹去對方的痕跡或記憶，自然界的地質(zhì)活動與動物界的生存運動同樣頻繁和自然。地形地貌的相對獨立性使得陸地上的人群也呈現(xiàn)出天然的地域性和封閉性，就其質(zhì)料而言，人類永遠都是屬土，他們來自土，也歸于土；
盡管各個族群的構(gòu)成（Constitution或Regime）可以有各種形式（變形），或出于必然，或出于偶然，它是公共靈魂，屬火（fire），尊貴如神明。在不同的時間，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人群興起著，也毀滅著，毀滅著，也興起著，如日月之更替，四季之循環(huán)，從容而自然。在西方，這叫政體循環(huán)律，我們則稱其為黃宗羲定律。那時，人類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運氣和強力。如圣奧古斯丁所說，人類在罪惡的圓圈上打轉(zhuǎn)轉(zhuǎn)。

　　這一切皆是土地（earth）的自然本性使然：滯重，穩(wěn)定，有形，可以被占有、劃界和記憶，便于確立事實，傳承法權(quán)。陸地上有自然的疆界，也有人為的疆界，但沒有永恒的疆界。陸地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個人群彼此向其他人群封閉了土（earth）、水（water）和氣（air），但卻分享著戰(zhàn)爭（fire）。陸地就是戰(zhàn)爭，戰(zhàn)爭就是歷史，因為只有陸地可被占有，只有陸地上能保存記憶，這些記憶都是悲劇的好素材。陸地－戰(zhàn)爭－歷史乃是更為古老的三位一體，當它們被深深地嵌入大地之時，大地上還沒傳揚過圣父－圣子－圣靈之名。

　　在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55－117）筆下，帝國的夕陽總是以反諷的優(yōu)雅情調(diào)映襯著山北日爾曼人的正直，勇敢，高貴和純良，他們儼然是舊世界的終結(jié)者，新世界的主人。當羅馬人征服了幾乎所有已知的土地，開始在帝國邊境修建類似長城之類的防御工事，從而向外界封閉其疆土時，日爾曼人對羅馬人很不以為然。塔西佗是這樣記述這件事的：帝國時代，萊茵河以東有一個叫作藤克特利（Tencteri）的日爾曼部族，他們派代表前往萊茵河以西的羅馬殖民地科隆，在那群被羅馬人的城墻圍裹、被文明世界的奢華所奴役的同胞面前，重申日爾曼人對萊茵河兩岸土地的古老權(quán)利，他們告誡自己的同胞，自由和主子是不相容的，并吁請科隆人殺死羅馬人，拆毀殖民地的城墻這一奴役的堡壘，象從前一樣，成為一個自由、慷慨和強悍的民族。他對羅馬人的指控是：“羅馬人向日爾曼人封閉了河流，土地，甚至是天空”。這位不知名的日爾曼人認為，“正如陽光不分彼此普灑在所有人的頭上，它也把所有的土地向勇敢的人開放”。毫無疑問，這也是羅馬人信奉和遵守的，海洋發(fā)現(xiàn)之前，它就是永恒的大地法。我來，我看，我征服——愷撒的這句話道盡了陸地時代的一切。然而，即使是被視為永恒之城的羅馬也無法避免所有陸地政體都要面臨的興衰輪轉(zhuǎn)的命運。

　　當羅馬人征服了已知的土地，在陸地上建立起了輝煌的帝國秩序，他們的一位天才的詩人也同樣隱隱地感到了某種不安，這種感覺是水帶來的。由于那個深嵌在陸地中的海，這個永恒的秩序也必然深嵌著某種裂隙，人世間沒有永恒，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在變形。在地中海上，羅馬詩人奧維德這樣吟誦道：

　　　　我揚帆遠航，

　　　　航行在無垠的大海上，

　　　　我想告訴你們的是，

　　　　世上的一切皆是偶然。

　　　　一切都在運動，

　　　　在運動中變形。

　　　　歲月如水，川流不息，如洶涌之波浪，

　　　　追逐著，也被追逐著，轉(zhuǎn)瞬即逝，永遠是新的。

　　　　曾經(jīng)存在的消失著，尚未存在的誕生著；

　　　　一切都在變形，一切都在更新。

　　奧維德：《變形記》（XV. 176-86）

　　在奧維德的喜劇作品《變形記》中，我們可以讀到很多關(guān)于變形的有趣記述，神的，人的，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其中，很多的變形都與水有關(guān)，可以說，無水不成書。整本書以羅馬史為主線，但把它穿插在大量的變形故事中予以敘述和編織，呈現(xiàn)了人世間的動蕩不居以及命運的偶然和嚴酷，直接或間接地暗示了羅馬的變形。在人類歷史上，水元素既是一種救贖性的力量，也是一種懲罰性的力量，如《圣經(jīng)》中關(guān)于“出埃及紀”的記述，就極具喜劇性。渡過紅海之后，猶太人從一個沒有政治身份甚至連自己的語言都忘記了的民族變形為一個立約而治的政治民族。喜劇離不開變形，變形少不了水。如果說羅馬“黃金時代”的杰出詩人維吉爾（Vergil）終其一生歌頌了“放牧、農(nóng)田和領(lǐng)袖”，如其墓志銘所概括的，那么，奧古斯都時代的另一位詩壇天才奧維德（Ovid）則對這一切進行了善意的嘲諷，并將其視野投向了水和海洋，未來的新世界就奠定在這個基礎(chǔ)之上。在《變形記》中，那個呂西亞農(nóng)夫（Lycian Peasants）變形為青蛙的故事值得在此引述。

　　這個故事發(fā)生在一個名為呂西亞（Lycia）的窮鄉(xiāng)僻壤，那里的農(nóng)夫沒有什么見識。話說某一天，驕陽似火，女神拉托娜（Latona）口干舌燥，忽然發(fā)現(xiàn)山谷中有一個湖，其實，在她看來，叫它池塘倒是更為貼切。正當她走上前去，彎下腰喝水時，一群粗野的呂西亞農(nóng)夫過來阻止她。她爭辯說，“水對于每個人都是自由開放的，也應該如此。自然從來不將陽光、空氣和水據(jù)為私有”。她訴諸的理由是“生存權(quán)”。然而，那群農(nóng)夫還是不為所動，讓她“滾開”。最后，當這些農(nóng)夫看到威脅和侮辱也不奏效，干脆就跳入池塘，大聲吵嚷著，使勁濺潑著池里的水，把它弄得渾濁不堪。女神拉托娜非常生氣，以致于忘記了干渴，她決定給他們一個小小的懲罰。于是，她大聲詛咒道：“你們就祖祖輩輩呆在爛泥塘里吧”。于是，那些農(nóng)夫果真就以那個爛泥塘為生了，還似乎頗為知足。他們時而潛入水底，時而浮上來，得意洋洋地游來游去，露出丑陋的腦袋，時而又盤腿坐在岸上歇息一陣子，然后又跳入池塘中，且無休無止地爭吵著，即使沉在水底也在罵罵咧咧，不知羞恥。變形就在此時發(fā)生了：他們的聲音開始嘶啞，脖子開始鼓脹，嘴部開始變寬，臉部凸了起來，脖子似乎完全消失了，背部成了綠色，肚子也鼓了起來，占據(jù)了身體的最大比例。于是，世界上的一個新物種就這樣誕生了。

　　事隔一千多年之后，也就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面對剛剛袒露在世人面前的浩淼無邊的世界諸大洋，一大群青蛙盤腿坐在赫拉克勒斯柱子旁邊，又無休無止地激烈爭吵起來。他們紛紛要把世界諸大洋據(jù)為己有，變?yōu)樗麄兗业臓�泥塘。這些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們是保守封閉的羅馬天主教陸地力量的代言人。面對這種呂西亞農(nóng)夫式的貪婪、無知和狂妄，一位名叫雨果•格勞修斯的荷蘭人引證那位拉托娜女神的話（“水對于每個人都是自由開放的，也應該如此。自然從來不將陽光空氣和水據(jù)為私有”），對這群企圖將世界諸大洋陸地化并占為己有的呂西亞土著進行了嚴厲駁斥。在他看來，那些人與那些變成青蛙的呂西亞農(nóng)夫乃是一丘之貉。他們不知海洋為何物。

　　雨果•格勞修斯（1583－1645），荷蘭的非凡天才，孩童時代即諳熟古代語言，幾乎遍讀所有古書，在古典史學、詩學、哲學以及基督教神學諸方面有著無可挑剔的發(fā)言權(quán)。11歲入著名的萊頓大學，師從古典學大師斯卡立杰（Scaliger），15歲獲得博士學位，同年與荷蘭外交大臣一起出使法國，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贊其為“荷蘭的奇跡”（the Miracle of Holland）。格勞修斯?jié)M腹經(jīng)綸，但無意炫耀，為了祖國的海上利益，積極投身到當時圍繞海洋問題所展開的所謂“書籍戰(zhàn)爭”（the Battle of Books）中。尤其是，圍繞著他寫于1604年的《海洋自由論》所展開的激烈論戰(zhàn)奠定了現(xiàn)代國際法的基本問題、原則和論證風格。當年，海洋發(fā)現(xiàn)之前，如果說塔西托筆下的那位日爾曼人是為日爾曼民族的陸地自由權(quán)辯護，那么，格勞修斯就是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荷蘭的海洋自由權(quán)辯護；
那位日爾曼人控訴的對象是陸地上那個日益封閉、保守和墮落的帝國，而格勞修斯反對的則是葡萄牙、西班牙以及隱隱有后來居上之勢的大英帝國這些海上的霸主。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其關(guān)于海洋的自由權(quán)的論證中，他竟然引用了那位日爾曼人為維護陸地的自由權(quán)而提出的論證。他對海灘的論述也非常有趣，但又似乎欲言又止，留下種種謎團。

　　無論如何，當洛克說“泰初有美洲”時，他是以《圣經(jīng)》開篇的口吻談論那個地理大發(fā)現(xiàn)事件。在他看來，那就是現(xiàn)代人的“”創(chuàng)世紀（Genesis），新世界的開端。在這個新世界里，既沒有亞當和夏娃，也沒有希臘人和羅馬人，更與那片日爾曼森林無緣，而只與古老的斯堪底那維亞海盜及其后裔有關(guān)。羅馬人把他們稱為“海狼”（sea-wolves），日爾曼森林中的土財主們則稱其為“海盜”。

當希臘哲人泰勒斯說，水是萬物之根基時，我敢肯定，他并不一定清楚他在說什么。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遠古時代，那些以海為生的人多是卑賤之輩，在宇宙中的存在鏈條上處于最末端，如荷馬所說，他們“出族、法外、失去壇火”，死無葬身之地（earth），靈魂無處安息。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成為新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和第一批公民。海洋是他們的學校，等他們足夠強壯后，開始為全世界立法。正如陸地上的高度如今要以海洋來衡量（海拔）那樣，此前以陸地為中心的古典時代的價值標準和歷史經(jīng)驗都成了問題。

　　事實上，即便在海洋被發(fā)現(xiàn)很久之后，日爾曼森林中還有一位高貴之士咬牙切齒、忿忿不平地控訴道：基督教把古代異教的價值表徹底弄顛倒了。何謂古代異教的價值表？無非是那些深嵌在陸地上的“高貴謊言”：人分三六九等。于是，他要回到凹凸不平的陸地上來。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位為貴族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本質(zhì)上是陸地性的）奔走呼號的日爾曼“貴族”本人卻田無一垅，地無一分，終日游走于日爾曼的林中空地間，靠西北風度日。按照希臘四元素的分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據(jù)說言辭本身以及以言辭為生的生活方式就屬風或者氣，荷馬談到言辭時，就習慣上稱其為“有翼帶翅的”。說白了，這種生活方式意味著高不成，低不就，上不挨天，下不著地，懸在半空，是謂“中庸之道”（the Middle Way）。關(guān)于這一點，希臘的代達魯斯（Daedalus）和伊卡魯斯（Icarus）父子早已在地中海上空為克里特島的漁民和農(nóng)夫們演示過了。至于伊卡魯斯到底墜落在海上還是陸地上，的確是個并非無關(guān)緊要的問題，但還是留給更高明的人繼續(xù)討論下去吧。不可否認的是，在《圣經(jīng)》經(jīng)文中，“地”（earth）受到了詛咒，“水”受到了褒揚。但無論如何，《圣經(jīng)》畢竟還只屬于言辭這個層面，言辭這東西屬氣，來無影，去無蹤，輕飄得很。由于現(xiàn)實中海洋尚未發(fā)現(xiàn)，歐洲大陸“土”元素的滯重性使得無論是羅馬天主教會還是神圣羅馬帝國在現(xiàn)實行動層面都不能完成古代世界的變形，反而日益封建化、封閉化和陸地化�！妒ソ�(jīng)》“創(chuàng)世紀”開篇不久就說，“靈運行在水面上”。這似乎是對新世界的預言。但舊世界的變形、新世界的誕生還要一直等到1492年之后才有可能，而承擔這一變形或者創(chuàng)世使命的乃是英國人，羅馬帝國衣缽的真正繼承人。不知是否是命運的安排，也是愷撒最早發(fā)現(xiàn)了他們。在莎士比亞的喜劇中，“第三特洛伊”英國與“第二特洛伊”羅馬得以和解，羅馬的變形通過不列顛人在海洋上得以完成。如果塔西佗地下有知，不知該如何面對他所鐘情的那群在日爾曼森林中英勇戰(zhàn)斗過的野蠻人？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為了反對既有的建立在海洋基礎(chǔ)之上的國際法秩序，塔西佗及其《日爾曼尼亞志》在第三帝國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中的確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歷史對這一行動已經(jīng)有了判詞：反人類，反文明。這個世界真的是“人性的，太人性了”。歷史竟詭異難測如此。畢竟，猶太人的“靈”是運行在水面上還是飄蕩在霍布斯所說的“無水之地”上，結(jié)果大不一樣。

　　無論如何，要想了解這個新世界的秘密以及現(xiàn)代世界的統(tǒng)治秩序，陸地上的，海洋上的，以及陸地與海洋之間的，我們還是有必要重溫格勞修斯的這部偉大的經(jīng)典《海洋自由論》。它出自一個二十多歲的荷蘭天才之手，其中之原則和理念曾被英帝國得以最好的辯護和利用，此后，關(guān)于這個人和這本書又持續(xù)爭論了幾個世紀，直到1982年《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問世才告一段落，無疑那是“格勞修斯傳統(tǒng)”的勝利。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生命就此完結(jié)，成了歷史。任何一個有雄心、富于進取的民族，如果還想有一番出息，都要重溫這部關(guān)于海洋的經(jīng)典，現(xiàn)代世界的圣經(jīng)。就對水和海洋的認識而言，它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它能滌蕩和淘洗陸地上的陳規(guī)陋習和過于沉重的記憶，克服陸地上特有的政體興亡律，并促使一個民族得以在另外一種元素上獲得變形和重生。

　　格勞修斯的臨終遺言是：“我理解了一些東西，但一事無成”�？磥�，我們已經(jīng)很難弄清楚格勞修斯究竟想成就一番什么功業(y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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