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茶余飯后讀《十月》雜志。2001年第5期在第一閱讀欄目中登載了蔣韻女士的長篇《我的內陸》。她所寫的就是她在那史無前例的動蕩歲月里在山西太原市所親眼目睹的、發(fā)生在她身邊熟悉的人身上的一件件事，也間或描寫太原及其周邊的一些名勝古跡和歷史人物。我對文學基本上是一竅不通，所以，直到看完后，也沒有搞清楚這是什么體裁，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隨筆抑或別的什么？不管它是什么，里的人及其所經歷的事卻深深地打動了我，作者就好象是我，她所寫的人和事就如同發(fā)生在我身邊的一樣。

　　她寫了許多人，但都是小人物，如，同學的跳湖自殺的母親白娘子，與“反動家庭”決裂只身一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而最后不知生死的林萍，特殊環(huán)境中造就的“女流氓”程美，背著那裝有《英語900句》、《新階級》、《普希金詩選》而永遠也走不出黃土高坡北京知青陸濤，因在知青中傳閱詩稿而一生飄流的吳光，為虛幻的理想而誤終生的老蒙娜，為那一頁戶口而到處碰壁的翼曉蘭，還有………。這些人的結局差不多都是悲劇性的，的確，那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

　　所有這些悲劇性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身邊曾經有過的，其中有的就曾發(fā)生在我本人身邊。所以，在讀的時候，文中的人物慢慢地都活了起來，我也仿佛離開現(xiàn)在的德國柏林，回到了30多年前中國，想起了我身邊的另外一類悲劇性的人物。

　　我是在1965年9月進入黑龍江省鄰近中蘇邊境的一家兵工廠的子弟小學讀書。剛上學時，我很淘氣，上課說話搞小動作，時常叫老師揪耳朵和找家長。不過在第二學期，我就變了，一下子成了好學生，期末時老師獎勵了我一把小貓形狀的鐵片鉛筆刀。也就念了一年書，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學校也就停課了。再復課時，學校已經不再上什么文化課。干什么呢？我們也與大人一樣，搞階級斗爭！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說了，階級斗爭是綱，綱舉目張，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我們學校的階級斗爭也很“激烈”，其最主要的動向就是男性老師和校工將“罪惡的魔爪”伸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女接班人。

　　先說校工。那時學校門口有一個小水房，有兩個年紀大一點人輪流值班，一個姓L，一個姓M。人們分別稱他們?yōu)槔螸頭和老M頭。我家離老M頭家不遠，他兒子比我大幾歲，有時也在一起玩。他們除了燒水之外，還負責上課下課打鈴。大概是在1968年左右，突然有一天，學校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老L頭被抓起來了，罪名是強奸了96個女學生。說句實在話，那時我還不懂什么叫強奸，只知道此罪十惡不赦。又過了幾天，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與老M頭迎面而遇，他雙手被反綁著由兩個拿槍的人押的，看上去是從家里抓走了。后來聽說，他的罪名也是強奸幼女。

　　揪出了這兩個“罪大惡極”的老頭之后，我們學校便開始一場抓強奸幼女犯的浪潮，其結果幾乎是男老師全軍覆滅。

　　一天下午快放學的時候，來一群人將另一個班的班主任R老師帶走了。一些好看熱鬧的男生課也不上了，尾隨到了好象是一個辦公室的地方。門窗都是緊閉著的，我們只是從縫隙里看，里邊有許多人。被帶來的R老師站在前面，頭被人狠狠地按了下去。里邊說些什么，我們也聽不清，只見是群起而攻擊，不僅是文斗，而且還有武斗，一些人狠狠地煽他的耳光，用腳朝他身上猛踢猛踹。到最后，幾個人用繩子將R老師綁上后就帶走了。

　　第二天上午第一節(jié)課的時候，我們班的班主任G老師先繪聲繪色地給全班同學講了一通昨天晚上為什么和如何斗R老師的。原來R老師也犯了強奸幼女罪，他是老師中因此被抓的第一人。第二節(jié)課是進行憶苦思甜教。憶苦思甜是文化革命期間最常見的節(jié)目，除了有組織地吃憶苦飯之外，更多的是叫老貧農之類地做報告。不管中吃憶苦飯還聽憶苦報告，先都合唱一支憶苦歌。歌詞中有：“天上布滿星，月芽亮晶，生產隊里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仇。千頭萬緒，千頭萬緒，涌上我心頭。不忘那一年………”唱到此刻，與會者差不多都已淚流滿面了，于是，有人站起來舉起拳頭振臂高呼：“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不過，我們這次憶苦教育既不是吃憶苦飯，也不是開憶苦會，而是聽G老師讀一份憶苦材料。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報告的主人公叫索朗卓瑪，內容卻不記得了，大概講的是一位西藏農奴的故事。

　　就在G老師念了一半還不到的時候，有人敲門，他開門出去后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一會兒學校就讓我們放學回家了。等再來到上學的時候，我們得知，G老師同樣是一個強奸幼女犯！

　　以后，X老師、W老師、Y老師……，姓什么沒有什么關系，只要是男的，差不多都被冠以“強奸幼女犯”罪名給抓了起來。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終于有一天工廠開大會，工廠所在地區(qū)法院來對這些“強奸幼女犯”進行宣判。他們每個脖子掛一個大牌子，上面寫著強奸幼女犯XXX，名字上還打著紅差號，就像現(xiàn)在死刑犯的名字那樣。老L頭和一個姓J的老師被判無期徒刑，老M頭被判15年。其余的老師中，我的班主任G老師的刑期最少為5年，K老師被判15年，其余的刑期均為20年。公判大會之后，這些“罪犯”被用解放牌大卡先在廠區(qū)里游街示眾，然后送到監(jiān)獄去服刑�？吹侥切┰�經教過我的老師們如此這般模樣，我當時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眼睛不由得被淚水模糊了。

　　再以后，我們家就離開了黑龍江，在很長的時間里不知道有關這些老師們的消息了。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回已搬遷到遼寧西部的工廠探親時，才陸陸續(xù)續(xù)地知道了一些消息。這些以“強奸幼女”而獲罪人，百分之分是冤假錯案，都以獲得平反�？墒牵瑑蓚�老頭好象已死在獄中，那些老師雖然未有死者，但差不多百分之百家庭破裂。多少年了，我們的學校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除了響應老人家的階級斗爭號召之外，還有什么具體原因？這些在我心中始終是個謎，我沒有也不想去向當事者打聽，因為這段經歷是他們心中永遠永遠的痛。我無法幫助我的老師將它們撫平，但無論如何不應當再去使它們撕裂。因此，我回老家時甚至不敢去看這些曾經教過自己老師們。

　　我不知道蔣韻女士多大年歲，不過，我敢肯定她和我不會差一、二歲，因為我們身上有著同樣的經歷，有著共同的時代特征。

　　 （寫柏林自由大學，修改于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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