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套寫給建筑專業(yè)與非專業(yè)朋友的書。其實作為一種文化、一種藝術(shù)的“建筑”，除了有關(guān)工程技術(shù)方面的因素外，并無所謂專業(yè)內(nèi)外，而除非絕對必要，本書并沒有太多涉及這個方面，所以，無論是內(nèi)容還是語言，無寧說讀者的定位更多的還是后者，力求誰都可以讀得懂。在開卷以前，想把寫作此書的緣由交代一下，并略表此書要義。

　　作者求學時，所學以建筑設(shè)計為主。當時的建筑系就叫“建筑師的搖籃”，擺明了就是培養(yǎng)真刀真槍實干的建筑師，并不是建筑學家。雖然梁思成先生一向強烈主張建筑學生必須加強人文基礎(chǔ)教育，許多課程如建筑理論（不是設(shè)計理論）及與其相關(guān)的如美學、藝術(shù)學、文化學等，其實都沒有學過，就連建筑史也學得很不完整。因為剛剛批過“大屋頂”，中國建筑史被壓成為幾節(jié)講座，梁先生登壇開講，雖說是滿腹經(jīng)綸，也沒法子發(fā)揮，更不能作作獅子吼。在學校只聽說建筑具有雙重性——物質(zhì)性與精神性，也聽說建筑還是一種“藝術(shù)”，但我們只學了“物質(zhì)性”，對“精神性”和“藝術(shù)”云云，卻始終茫然。我們的理解只是把建筑弄得好看一點，大概就算是“精神”了、“藝術(shù)”了。正好這個想法與當時的“適用、經(jīng)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口號完全相合。既然只要求“美觀”，而且只需要“在可能條件下”“注意”一下子就得了，何必追究那么多呢？但卻又半信半疑。至于“建筑文化”，當時連聽都沒聽說過。所以，雖說是所謂名牌大學畢業(yè)，按學制學了六年，卻也僅及于“器”，未聞其“道”。總之，特別茫然，問題特多。

　　而筆者天生就有一種偏愛尋根究底的毛病，某年恰逢機會，從設(shè)計單位脫身出來，鉆進了敦煌石窟，搞起了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既然無法從學校學到，何不自己來琢磨。但這門學問必須具備上述那些人文功底，對于我來說，只能算得是半路出家了。于是邊補課邊思考，悟到了“美觀”與“藝術(shù)”的異同，認定“美觀”頂多只能算得上是“廣義藝術(shù)”，止于淺層悅目的愉悅，只有“狹義藝術(shù)”或“真正的藝術(shù)”（車爾尼雪夫斯基語）方可觸及靈魂，達至賞心的境界。大部分實用性建筑，能做到“形式美”的“美觀”也就夠了，但對于文化性理應(yīng)特別強調(diào)的建筑，還遠遠不夠，因為它們要求的不只于此，而更要求“文化”和“真正的藝術(shù)”（歷史上留存下來的建筑，大多都屬此類）。二者密不可分：藝術(shù)是文化的外化，文化是藝術(shù)的內(nèi)涵。歷史上為什么會出現(xiàn)那么多不同體系、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形式的建筑？最主要的根據(jù)就在于各時代、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不同。順理成章地，現(xiàn)代和將來各種文化的不同，當然也就是決定各地域、各民族建筑藝術(shù)存在的根據(jù)。所以，中國的新建筑文化，就理應(yīng)既是時代的、也是中國的。文化又具有傳承性，傳統(tǒng)也因此而仍具價值，不但有歷史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也有現(xiàn)實的重點在“神”同時也不排斥“形”的傳承價值。

　　于是，在“文革”過后不久的一篇文章中，筆者就提出了“如果不管什么地方，不分什么民族，不論什么性質(zhì)，都確實做到了‘適用、經(jīng)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那將是一場真正的災(zāi)難！因為在這里沒有‘文化’和‘藝術(shù)’的地位”這樣的話。1987年筆者提出了“建筑是人類文化的紀念碑”的說法，從建筑體現(xiàn)文化的必然性、可能性、有效性和深刻性等方面作了一點分析[①]。1990年又提出“文化決定論”的“謬說”，反對“經(jīng)濟決定論”，被一些建筑史學者認為大有反對“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宣揚“唯心主義”之嫌（其實不是這么回事，已有專文詳述，這里就不深談了[②]）。

　　還說過“沒有人給音樂家規(guī)定‘在可能條件下注意好聽’，給畫家規(guī)定‘在可能條件下注意好看’，為什么要給建筑師規(guī)定‘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作為創(chuàng)作的一種普適的標準和方針？”的質(zhì)疑。當然，重視功能和經(jīng)濟是一個永遠的課題，但它與真正的建筑藝術(shù)，難道是必然的矛盾？依我看，有時還剛好相反，只要擁有寶貴的本色美，天真爛縵的村姑就比那珠翠滿頭扭捏作態(tài)的艷婦順眼多了。

　　從對于現(xiàn)實的觀察中，筆者又悟到，所謂“建筑藝術(shù)”，與“音樂藝術(shù)”、“繪畫藝術(shù)”、“雕塑藝術(shù)”等所有“純藝術(shù)”指的就是音樂、繪畫、雕塑等事物的本身不同，并非指“建筑”的全部，而僅指建筑的“藝術(shù)性”（廣義和狹義）。無論如何，除了少數(shù)幾乎就可以將之歸之為“雕塑”也無所不可的建筑如紀念碑、凱旋門以外，所有建筑仍具有物質(zhì)與精神的雙重性，只是比重不同。建筑的“藝術(shù)性”只是與其物質(zhì)性相關(guān)且超出于其上的精神性的一種表現(xiàn)，所以，作為整體的“建筑”，不可能是純藝術(shù)。從創(chuàng)作和欣賞兩方面來說，建筑藝術(shù)又是公眾性特強的藝術(shù)，更多體現(xiàn)群體的文化心態(tài)，不像“純藝術(shù)”那樣，創(chuàng)作者幾乎可以無度地張揚自己的個性。不明白這一點，正就是當今從外國流入在外國其實并不太流行的各種各樣“先鋒派”建筑的要害所在。也正因為這一點，成功的建筑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對文化的體現(xiàn)，就更具有整體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品質(zhì)。

　　關(guān)于建筑歷史的研究方法，則悟出了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差別：前者幾乎就是建筑考古學，后者幾乎就是建筑文化學。早在1919年，英國人韋爾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世界史綱》前言中就強調(diào)過宏觀研究的重要。他說，現(xiàn)今的歷史學者“他們惟恐有微小的錯誤，而寧可使歷史互不連貫；
他們害怕寫錯一個日期，遺人笑柄，甚于害怕作出可以爭論的錯誤評價”。他說，如果這樣，“我們（就）無法從歷史學家那里找到我們這里所需要的東西�！�…可以得到的只是積累起來的資料”。英國當代史學理論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和諸多年鑒學派史學家，對于宏觀研究作過更詳細的論述。既然要從整體文化的角度認識“建筑”，就必須采取宏觀史學的研究方法，且筆者認定自己不是搞微觀的料，就順著宏觀的路子一直走下來了，雖然筆者也寫過一些微觀研究的著作。

　　但以上的思考，卻歷經(jīng)了好些年，而且是雜亂的、隨機的，碰到什么想什么，想到什么寫什么，這套書的指導(dǎo)思路就這么形成了�？梢哉f，這套書便是筆者帶著諸多的不解進行學習的小結(jié)，雖然不免于直白淺薄之咎，卻是費了些腦子的。重點不是放在描述上（雖然屬于描述的字數(shù)還是居多），而放在了從所謂“大文化”、“大歷史”的角度從文化和藝術(shù)的層面對對象的闡釋上，也注意到了地理經(jīng)濟技術(shù)以至個人等因素。雖然已如前述，有的歷史學派反對“闡釋”，認為那只是個人的觀點，必會誤導(dǎo)讀者。只有擺明事實，才是史家的任務(wù)，讓讀者自己去判斷。話雖有些道理，但本人卻寧可完不成所謂“史家的任務(wù)”，也得把自認的道理講出來。寫不寫在我，信不信由你，應(yīng)該也還算公道。況且，什么是“事實”？不也是史家以自己的觀點認定的嗎！據(jù)個人淺見，作為欣賞者或建筑師、決策者、評論者或藝術(shù)史、文化史和建筑史研究者，要想得到真正的欣賞或做好事情，必須進行一點理論方面的思考。而要思考理論，就必須了解歷史。了解了歷史，還必須關(guān)注現(xiàn)實，并以自己的研究為現(xiàn)實提供參照。了解中國，也得知道一點外國。反過來也一樣�？傊�，在時、空兩個方面，都得有一些比較。如此，隨著思考的進行，一部集古今中外于一體的書就這么出來了。

　　記得曾在合作一種美術(shù)史時，擔任寫序的先生寫了一些“難免有誤”、“歡迎指正”之類的話，卻遭到了本人的異議：既然難免，又何必聲明；
別人的“指正”，也與你歡不歡迎無關(guān)。誰能保準自己就能夠做到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一句能頂多少句？洋人寫序就不這樣，總宣稱自己有些什么突破。國人卻老是這樣，反而不好。但對于這套書，作者卻必須聲明，充其量，只能算得是個人的一個學習筆記，“獻”出來，無非是想吸引更多人共同思考。意大利當代建筑理論家布魯諾·賽維曾經(jīng)說過：“含義最完滿的建筑歷史，幾乎囊括了人類所關(guān)注事物的全部。若要確切地描述其發(fā)展過程，就等于是書寫整個文化本身的歷史�！彼�說得確實在理，但“道可道，非常道”，“道”這個東西，要說得出來，就不是真正的“道”了。真正的歷史和文化的“本身”，也不是和不可能是說或?qū)懙贸鰜淼�，說和寫得出來的只是作者對歷史和文化的認識，故“書寫整個文化本身的歷史”是沒有人能做得到的。畢竟涉及的范圍太大，問題太多，太復(fù)雜，憑一己之力，可以肯定不止是“難免有誤”，而必將是掛一漏萬，顧此失彼，只求不或盡量少地出現(xiàn)“硬傷”而已[③]。各位仁人志士和青年朋友一定會不吝賜教。

　　全書共分四卷，分別是《東方之光——古代中國與東亞建筑》、《文明起源的紀念碑——古代埃及、兩河、泛印度與美洲建筑》、《華彩樂章——古代西方與伊斯蘭建筑》和《偉大的建筑革命——西方近代、現(xiàn)代與當代建筑》，希望為讀者提供一種全方位的認識。

　　蕭 默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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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蕭默. 建筑是人類文化的紀念碑. 1987年“首都建筑界紀念世界建筑節(jié)學術(shù)報告會”講稿. 建筑文化思潮[M]. 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0；
北京，中國美術(shù)報、科技日報，1990；
建筑·社會·文化[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②] 蕭默. 文化決定論——論人的主體性兼與經(jīng)濟決定論商榷. 北京：建筑師，第37輯，1990。

　　[③] 果然，全書2007年出版以后，除了排印錯誤，作者就發(fā)現(xiàn)了一些失誤，現(xiàn)再版稿已經(jīng)完成，希望能有所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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